欧美TTIP：由来、目标与影响
信息来自：国际问题研究 · 作者：崔洪建 · 日期：15-08-2016
2013-09-30
〔关键词〕自贸谈判、欧美经贸关系、国际经贸格局
〔提 要〕为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迅速变化，欧美启动了“雄心勃勃”的“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关系”谈判，这既是近十年来建设“欧美共同市场”构想的延续和升级，又是传统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做出的主动战略协调，有着提振欧美经济、打造新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深化欧美地缘关系的战略意图。“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关系”的提出、谈判进程及最终结果，不仅将对当前国际经贸格局产生强烈的“溢出”效应，而且也将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国际经贸格局中的发展势头形成抑制，进而影响中国未来经贸结构、政策和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F74
〔完稿日期〕2013年8月28日
〔作者简介〕崔洪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持续影响下，面对新兴经济体竞争力日益增强带来的巨大压力，欧美正在酝酿激活“跨大西洋共同市场”构想，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下文简称TTIP），试图以此整合双方贸易、投资结构，进一步协调彼此政策，从而实现降低经贸成本、刺激经济增长以及维护其在国际经贸格局中的主导地位。TTIP的启动是当前欧美经济形势与国际经贸格局变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将对未来国际经贸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与欧美国家经贸联系日益密切，在国际经贸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因而也将受到TTIP的巨大影响。
一、从“新跨大西洋市场”到TTIP
（一）难产的欧美“新跨大西洋市场”
加强欧美经济联系、构筑欧美共同市场一直是欧美高层磋商的重要议题。在1995年欧美马德里峰会达成的“新大西洋议程”（New Transatlantic Agenda, NTA）中，双方首次提出创立“新跨大西洋市场”（New Transatlantic Marketplace, NTM）以强化欧美“跨大西洋关系”的经济维度，要求双方在政府及非政府层面展开磋商，克服主要贸易障碍，密切经济合作。[1] 1997年，双方签署“互认协议”（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提出建立“可比较性标准”的可能性，并对6项产品进行相关标准测试。[2] 1998年，在时任欧盟贸易委员布里坦爵士的主导和推动下，欧委会发表题为“新跨大西洋市场”公报，呼吁欧美间进行“经济整合”，在2010年前实现欧美间完全取消工业制成品关税、创建双边服务贸易免税区等具体目标。[3] 由于当时欧盟对美国《赫尔姆斯—伯顿法》和《1996年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持反对意见，要求将解决双方在上述问题上的分歧作为推进NTM的“先决条件”。同时，一些欧盟成员国出于各自利益考虑也反对建立NTM，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认为，建立“欧美共同市场”将损害法国通讯、农业和“知识创造”产业，欧美双边机制将削弱WTO多边机制，并对英国人布里坦“会将对美协调置于欧洲内部协调之上”表示担忧；荷兰认为，“NTM未纳入农产品，不利于推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因而持反对意见；德国、比利时等国对NTM也并不积极。欧委会的勃勃雄心因此受挫，最终欧美只是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4]此后，尽管欧美还曾于2005年提出“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和增长倡议”，于2007年创立以在特定领域实现“监管协调”为首要目标的“跨大西洋经济委员会”，[5] 但在推动经贸政策整合和规则协调方面进展缓慢。
（二）当前欧美经济困境催生TTIP
在陷入金融和债务危机后，欧美均面临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的严峻挑战，迫使需要寻找“刺激增长的新路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也让欧美逐渐失去推动多边机制的耐心，寻求双边机制“盘活”欧美经贸和投资资源的需求上升，双方经贸战略协调明显加速。在2011年11月举行的欧美峰会上，双方同意设立由欧盟贸易委员德古特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恩•柯克共同领导的“就业与增长高级别工作组”（HLWG），旨在“为强化欧美经济关系、挖掘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全部潜力寻找新路径”，其任务包括评估并消除现存的双边贸易障碍，[6] 得到德、法、英政府的普遍支持。
2012年6月，工作组发布“中期报告”，呼吁欧美双方就一项“具有雄心的”广泛协议进行谈判，以“实现互惠的货物、服务和投资市场开放，应对贸易规则现代化的挑战，并提高（双方）监管制度的协调性”，具体目标是“取消双边贸易中的所有关税，并承诺降低双方的规则障碍”。[7] 2013年2月，工作组在“最终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欧美进行谈判，并缔结一项“全面协定”的目标，以达到“消除或降低货物关税等传统壁垒”、“消除、降低或防止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中障碍”、“提高（双方）规则和标准的协调性”、“在所有领域消除、降低或防止非关税的‘境内壁垒’（behind the border）”以及“为在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上建立规则和原则加强合作”等目的，并提出涉及“市场准入”、“规则与非关税壁垒”以及“全球贸易规则”三大协定的基本结构和内容。[8]
在“最终报告”发布次日，美国奥巴马总统即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将与欧盟开展全面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谈判”。[9] 欧美双方紧接着宣布启动各自内部程序以着手TTIP谈判。[10] 6月14日，经过欧盟成员国内部谈判后，欧委会获得与美进行TTIP谈判的授权。6月17日，欧美在八国集团厄恩湖峰会期间正式宣布启动谈判，并计划于2014年底前完成。从1995年的“新跨大西洋市场”到2013年的TTIP，在经历近十年的曲折后，欧美“跨大西洋经济整合工程”终于“破土动工”。
二、TTIP的预期收益与战略意图
（一）TTIP的经济和社会预期收益
通过更深程度的经济合作为双方带来直接的经济和社会收益，是欧美政界决心启动TTIP的直接动力，欧美官方均将TTIP视作“最划算的买卖”和“千载难逢的机遇”。[11] 一项欧盟官方的研究报告表明，一旦TTIP谈判成功并得以全面实施，能为双方带来如下主要经济和社会收益。
1.刺激GDP增长。将为欧盟带来年均682亿至1192亿欧元、为美国带来495亿至949亿欧元的GDP增长。按最乐观情况预计，每年将为每个欧美家庭分别带来545欧元和655欧元的一次性额外收入。[12]
2.促进外贸增长。欧盟对美出口将提高28%，相当于1870亿欧元的货物及服务贸易；美对欧盟出口将增长36.57%，相当于1590亿欧元的货物及服务贸易。欧美对世界其他地区贸易将增加330亿欧元。欧美对外出口总额将分别提高6%和8%，意味着欧美将分别增加2200亿和2400亿欧元的出口量。[13] 上述经济收益的80%将主要来自于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如官僚管制成本减少、服务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扩大以及公共采购市场的开放。
3．增加就业机会、稳定劳动力市场。除直接经济收益外，TTIP还能为欧美劳动力市场带来社会收益。据初步估算，TTIP不仅将为欧美带来增加就业机会的直接红利，[14] 这也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最为看重的一点——“公平自由的跨大西洋贸易将有利于增加美国数百万个优质就业岗位”，[15] TTIP的全面实施还将必然促进欧美经济活动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可以提升整体薪酬水平，带来新的就业机会，还可将劳动力转移保持在正常的市场配置和经济走势下，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和风险，欧美劳动力市场将更加稳定和有序。
4．部门收益。由于TTIP将涉及欧美所有产业部门，各部门的预期收益对于争取产业界支持最有说服力。在欧盟方面，据测算，TTIP对欧盟对外出口和产出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的分别是汽车制造（总体增长42%，对美出口增长149%，将带动欧盟汽车产出增长1.5%）、金属制品（12%）、食品加工和化工（9%）、其他制成品和运输设备（6%）。[16] 在美国方面，收益最为明显的行业是汽车制造（59%）、金属制品（22%）、化工（11%）、机电（8.8%）和其他运输设备（8.6%）。长期受到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如安全标准差异）限制的汽车行业，将在TTIP中受惠最大。[17]
当然，上述经济社会收益预期指标均为最高值，其实现条件是“TTIP谈判全面成功并实施”，即欧美取消全部关税、取消25%的贸易非关税壁垒以及50%的采购非关税壁垒。如果最终谈判打了折扣或落实不到位，其收益预期都将下降。如果双方只达成取消98%关税、10%贸易非关税壁垒和25%采购非关税壁垒的次优协议，TTIP对欧美GDP增长的贡献将分别减少510亿和454亿欧元，对欧美外贸的贡献将分别减少791亿和581亿欧元。[18] 欧美官方对外表态中，都将实现经济社会收益的最大化作为TTIP谈判的最终目标。2013年7月，TTIP首轮谈判已完成，并将在10月进行第二轮谈判。尽管谈判“开局顺利”，但纵观欧美战略协调的历史，其能否获得预期的经贸和战略收益，还取决于欧美各自的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然而，由于欧美官方已将TTIP视为艰难时期显示“团结和信心”的“政绩工程”，因此已为谈判定下了“必须成功”的基调。
（二）TTIP的战略意图
从欧美现有的经济实力和对TTIP设置的最高目标来看，它绝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双边自贸协定”，而是更具在“地缘政治、地缘战略、政治和经济等多个层面”强化欧美协调的战略意义。[19] 根据现有的观点，TTIP的主要战略意图包括：
首先，激发欧美经济潜力，深化欧美经济相互依存，稳固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欧美是当今发达经济体的主要代表，其GDP产值之和约占全球经济份额的一半，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量的1/3，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总量的1/5。但金融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欧美经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2009年至2012年，欧盟27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0.485%，其总值从2008年的18.35万亿美元下降到2012年的16.41万亿美元。[20] 尽管美国情况较好，但其2008年至2012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也仅为0.327%，其总值仅从次贷危机前的14.29万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5.60万亿美元。欧美经济增长率远低于同期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当全球GDP总值从2008年的61.22万亿上升到2012年的71.28万亿美元时，欧美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从2008年的53%（29.9%+23.3%）下降到2012年的44.9%（23%+21.9%）。[21] 而一旦TTIP获得全面落实，欧美经济可分别在2012年基础上获得0.7%和0.6%的GDP年均增长，相互贸易和投资也将获得大幅提升。[22] 因此，欧美启动TTIP的首要战略意图，即通过更密切的经济合作释放经济潜能、刺激GDP增长，扭转长期低迷的经济走势，阻止在世界经济份额中的进一步下滑，维护其经济霸主地位。
其次，以双边带动多边，主导全球双边贸易和投资安排走向，打造新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机制。长期以来，欧美尤其是欧盟将在多边层面推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作为主攻方向，但随着WTO多边谈判的停滞和全球双边贸易投资安排的迅速发展，欧盟逐渐转向“以推动双边来带动多边”的思路，推动双边FTA成为当前欧盟首要经贸战略，欧美路径趋于一致。由于欧美经济规模大、合作程度深、涉及范围广，TTIP谈判在范围和深度上均超过了现有的双边FTA，因此TTIP谈判势必超越当前全球FTA谈判水平，主导未来全球FTA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欧美之间相互关税已处于3%—3.5%的较低水平，即便按消除双方全部关税的最乐观预期，其对欧美经济贡献短期效应强，但长期效应较弱。[23] 根据测算，消除非关税市场障碍相当于在欧美间降低关税15%至20%，且具有长期效应。[24] 因此从TTIP的谈判目标来看，在市场准入框架下“消除、降低或防止贸易和投资障碍”、“提高规则和标准的协调性”、“消除、降低或防止非关税的‘境内壁垒’”以及“建立全球规则和原则”，才是未来欧美的长远和主要战略目标。
最后，充实“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调欧美地缘战略。冷战时期以遏制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为主要战略目标、以“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和集体安全组织北约为支柱建立起来的欧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经历了一段“疲软期”。北约作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主要载体，由于不适应冷战后以发展为主要目标的世界潮流而饱受质疑和诟病。欧美双方围绕美国单边主义政策、防务分担以及欧洲自身发展等问题也出现过较大的政治分歧。近年来，美国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更引发了欧洲“被美国抛弃”的深度忧虑，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为平台的欧美战略协调陷入互信度下降、增长点和动力缺乏的尴尬境地。TTIP与欧美冷战后创建“共同市场”、强化同盟关系的历史一脉相承，将协调经济战略、打造升级版的FTA作为新的增长点，将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作为重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新动力，同时还有美国“安抚”欧洲、平衡“两洋战略”的考虑。此外，如果目前欧盟国家防务开支水平（约占GDP的1.5%）保持不变，TTIP在经济收益方面将为欧洲带来年均20亿到25亿美元的额外军费开支，有利于欧洲提升其与美国防务分担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加强欧美共同安全与防务合作。[25] 由此可见，从欧美战略协调的角度而言，TTIP具有“经济北约”的功能。[26]
三、TTIP对国际经贸格局和中国的影响
由于欧美的经济规模、TTIP巨大的预期收益及其“雄心勃勃”的战略意图，这一史无前例的双边贸易与投资谈判尽管前途未卜，但已对国际经贸格局产生了强烈的“溢出”效应，身处其中的中国也将深受其影响。
（一）TTIP对国际经贸格局的多重影响
TTIP对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具有积极与消极因素并存的多重影响。
首先，根据其预期收益测算，TTIP客观上有利于扩展全球贸易和投资市场、减少市场流动障碍。欧美间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市场自由化”举措，将对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和收入增长产生一定积极作用。根据欧方报告，通过欧美间消除各种壁垒和统一标准，TTIP将为除欧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带来1000亿欧元的GDP增长。[27] 第三国在欧美投资生产的产品可以在对方市场获得减免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的好处，也可以通过欧美产业标准的统一和简化更加便利地转战欧美市场并降低成本。例如，一旦欧美就汽车安全标准达成一致，能够进入欧洲市场的第三国汽车产品就自动达到进入美国市场的安全标准要求，其在产品设计、制造和推广环节的成本将下降。由于欧美仍是当今全球贸易的主要市场，TTIP提供的便利条件和低成本市场环境，将增加其对第三国产品和投资的吸引力。
其次，从其谈判内容和目标来看，TTIP试图维护、改写和创立国际经贸和投资规则。在达成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利用其影响力改写或创立国际规则，是TTIP的主要目标。根据欧美此前主导国际规则制定的历史来看，欧美首先希望通过相互间贸易与投资规则的一致，利用其在世界经济贸易和国际机制中的优势地位，将双边规则逐渐提升至多边层面并加以推广，为全球经贸活动“建章立制”，继续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从目前的谈判目标来看，TTIP的建章立制将主要通过两个路径，即既要在传统行业为“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和“国有企业行为”等立规矩，以“自由化”名义维护其内外经贸体制和政策，削弱“非自由经济体”的竞争力，同时还要为电子商务、新能源和环境等新兴产业建章程，抢占在新兴产业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28] 这也是欧美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停滞后“以双边带动多边”战略的真实含义。目前，TTIP已在第三方和全球经济治理层面引起强烈关注，土耳其等国已表示“有兴趣加入TTIP”，欧美和其他一些国家已表现出将TTIP“新规则”纳入“二十国集团”俄罗斯峰会议程的倾向。[29] 同时，TTIP制定出的高标准和新规则对于其他双边FTA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为保持市场吸引力和竞争力，其他双边贸易和投资安排也将被迫跟进，或与TTIP设立的规则和标准趋同。[30]
最后，从战略意图上看，TTIP将有利于稳固欧美在国际经贸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增加其与新兴经济体战略博弈的筹码。在危机期间，欧美为阻止其经济下滑态势，提出了危机源于传统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产能与消费、外贸进出口等经济结构失衡的观点，进而提出了要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政策目标。作为欧美在国际经贸格局变化中处于被动形势下的主动反应，TTIP是实现这种“再平衡”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它宣称“不会以牺牲世界其它地区为代价”，[31] 但其“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排他性、封闭性以及双边互惠性，远大于其为第三方和世界经济提供的“好处和便利”，即便TTIP客观上能为世界经济带来一些好处，也只是主观利己、客观利他的“溢出”效应所致。与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不同，由于欧美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很高且相互接近，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依存度也很高，其相互关税水平、规则和标准协调度等自然形成对第三方进入的高门槛。同时，TTIP谈判所涉及的竞争、投资和补贴政策等，都具有较为明显的针对新兴经济体的指向性，即扭转欧美在与之竞争中的不利局面。欧美保守派人士更是将“‘金砖五国’经济增速已高达欧美两倍”作为加强战略协调、启动TTIP的主要动力，并从“政治高度”喊出了TTIP是西方“自由世界之必需”的口号。[32] 欧美试图利用“规则领跑”来提升自身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并加快传统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贸竞争由产品竞争转向规则竞争。
（二）TTIP对中国的影响
TTIP是在中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之间进行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因此中国是与TTIP利益密切攸关的重要第三方，其内容、目标和最终结果都将成为影响中国经贸结构、政策和未来发展的重大外部因素。
第一，为实现欧美经济“再平衡”目标服务，TTIP将在贸易方面进一步抑制中国对欧美市场出口，有助于增加欧美对中国出口，而欧美间投资障碍减少、标准统一等措施又将起到刺激中国对欧美实体经济投资的作用。为尽快走出危机，欧美加大“保市场、拼出口”的政策力度，加之中国进行外贸结构调整等因素，中国对欧美货物贸易均出现出口下降、进口增长的情况，中国已成为欧美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对欧美贸易逆差显著下降。[33] TTIP旨在降低或消除欧美间贸易壁垒，有利于欧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进而有助于提升欧美产品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市场的竞争力。同时，欧美将继续通过TTIP升级其对第三方市场的贸易防护体系和产品标准，提高市场准入门槛。针对政府补贴和国有企业问题的相关谈判，就明显具有针对中国企业和产品的性质。在投资领域，由于欧美之间贸易壁垒的减少和消除，中国企业在欧美投资生产的产品将从中得到实惠，客观上促进中国对欧美的实体经济投资，以避开中欧、中美之间的贸易壁垒。
第二，TTIP将通过固化欧美在全球产业链和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国际经贸格局中的上升势头形成抑制。近年来，中国加大科研投入、通过产品升级换代提升竞争力成为欧美产业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制造正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端迅速移动”成为欧美国家对国际经贸格局变化的主要判断。这意味着中国将生产并出口与欧美同类型和性能的产品，这一变化将直接作用于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美、中欧贸易结构正由“互补性”向“互补性与竞争性并存”转化。TTIP的主要目标是统一欧美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规则和标准，其实质是对外构筑规则和标准壁垒，以此稳固欧美在全球产业链和贸易分工体系顶端的地位，并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和角色。例如，中、欧、美三方移动通信标准不一，一旦欧美间就此达成统一或兼容标准，其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提升，将直接影响中方标准的研发、升级和市场推广，中国标准将在全球市场范围内被边缘化，最终只能继续扮演为欧美标准提供设备和产品的角色分工。
第三，在关税、规则和标准竞争背后，TTIP提出的是贸易、投资乃至发展模式差异和相互竞争的重大问题，其所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集团化”的理念、规则和政策将对中国现有的贸易、投资乃至发展模式都提出挑战。“国有企业”、“政府补贴”、“政府采购”以及“所有制和市场透明度”等，均是TTIP重点关注并与中国密切相关的问题。现阶段，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决定了政府在贸易、投资和市场干预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与政府角色密切相关的国有企业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宗对外贸易及投资的主体。政府作用和国有企业被欧美认为是中国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但违背其限制政府干预、崇尚自由竞争的“经济法则”，尤其是在以中小企业为主要经济成分的欧洲国家，对于政府对市场的深度介入和超大规模的国有资本，更存在着偏见和担忧，认为中国当前的政府与企业关系“严重扭曲竞争并损害了美欧企业”。[34] 为此，TTIP有意要为国有企业、政府补贴、采购等设定全球标准，以欧美特色的反垄断、反补贴法和并购条款等来规范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行为。近年来，欧美在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中开始频繁使用反补贴等手段，实际上已经是TTIP的预演。
第四，TTIP将延缓或迟滞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和欧美最大贸易伙伴的步伐，并将通过影响中美欧三边关系而使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目前全球已有123个国家认为中国是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并有望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贸易体。欧美将其与中国的竞争解读为“如何争夺除欧美之外全球90%的消费者和70%的购买力”，因此需要采取TTIP这种“内联外拒”的战略和措施提升贸易和投资总量，限制或延缓中国贸易和对外投资的步伐。[35] 目前，中国已分别是欧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且距成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目标已非常接近，但如果TTIP得以实施，随着欧美相互间贸易量的增长，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将加大。而TTIP的地缘战略意义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中美欧三边关系，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趋复杂。欧美可以利用TTIP强化其伙伴关系基础，而同样以经贸关系为基础的中美关系和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则可能因此受到削弱，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的动力也可能因此减弱。TTIP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与TPP功能相似，其一旦得以实施，中国将在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同时承受来自TPP和TTIP的压力。
责任编辑：李静
[1] EEAS, “The New Transatlantic Agenda,” http://eeas.europa.eu/us/docs/new_transatlantic_agenda_en.pdf.
[2] Claudia Louati and Alexander Whalen, “EU-US trade relations: toward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November 5, 2012, http://www.nouvelle-europe.eu/node/1562.
[3] “The New Transatlantic Marketplac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March 11, 1998,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1998:0125:FIN:EN:PDF.
[4] “New Transatlantic Marketplace: France Keeps Brittan’s Ship at Bay,”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ridges Weekly Trade News Digest, Volume 2, No.16, May 4, 1998, http://ictsd.org/i/news/bridgesweekly/92188/.
[5] 在2007年4月的欧美峰会上，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签署“推进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文件”（Framework for Advancing Transatlantic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Union），同意建立“跨大西洋经济委员会”（Transatlantic Economic Council）以落实2005年达成的“倡议”以及“框架文件”。理事会由欧美双方各派出“内阁级官员”出任联合主席，并向欧美峰会负责。首任美方主席为布什总统经济事务助理Allan Hubbard，欧方主席为欧委会副主席兼产业委员德国人Günter Verheugen。“框架文件”及委员会情况分别参见美国白宫网站，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7/04/20070430-4.html; http://www.state.gov/p/eur/rt/eu/tec/index.htm。
[6] “EU-US Summit: Fact sheet on High-Level Working Group on Jobs and Growth,”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1/november/tradoc_148387.pdf.
[7] “Interim Report to Leaders from the Co-Chairs EU-U.S. High Level Working Group on Jobs and Growth,” June 19, 2012,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2/june/tradoc_149557.pdf.
[8] “Final Report High Level Working Group on Jobs and Growth,” February 11, 2013,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3/february/tradoc_150519.pdf.
[9] Obama, “The 2013 State of Union,” http://www.whitehouse.gov/state-of-the-union-2013.
[10] Statement from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t Herman Van Rompuy and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José Manuel Barroso,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3-94_en.htm.
[11]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Obama Administration Notifies Congress of Intent to Negotiat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March 20, 2013.
[12]目前有多个对TTIP经济收益做出预期的分析报告，计算方法和结果不尽相同。本文引用的预期收益评估数据均来自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于2013年发布的报告，该报告是欧盟官方迄今为止唯一引用和认可的“深度”研究结果。
[13] Joseph Francois, “Reducing Transatlantic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An Economic Assessment,” vvi, p2, March, 2013,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14]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Fact Sheet: United States to Negotiat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February 13, 2013， 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3/february/US-EU-TTIP.
[15] Obama, “The 2013 State of Union,” http://www.whitehouse.gov/state-of-the-union-2013.
[16] European Commission Memo, “Independent study outlines benefits of EU-US trade agreement,” March 12, 2013, http://www. 20130300 MEMO on Study[1].pdf.
[17] Joseph Francois, “Reducing Transatlantic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An Economic Assessment,” vvi, p66.
[18] Ibid., p3, p28.
[19] Madariaga Report, “Transatlantic FTA: Boosting Growth at what Cost?” June 24, 2013, http://www.madariaga.org/events/upcoming-events/843.
[20] IMF, “Report for Selected Country Groups and Subjects,”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2/02/weodata/weorept.aspx?sy=2008&ey=2013&scsm=1&ssd=1&sort=country&ds=.&br=1&c=001%2C163%2C998&s=NGDP_RPCH%2CNGDP_RPCHMK%2CNGDPD&grp=1&a=1&pr.x=78&pr.y=9.
[21] Madariaga Report, “Transatlantic FTA: Boosting Growth at what Cost?” June 24, 2013.
[22] 根据TTIP将分别为欧美带来1192亿和949亿美元的最乐观预期并在2012年数据基础上计算得出。
[23] Madariaga Report, “Transatlantic FTA: Boosting Growth at what Cost?” June 24, 2013.
[24] 欧盟委员会测算结果，转引自Davide Tentori, “Trade Deal Ambitious but Falls Short of 'Economic NATO',” Chatham House, June 11, 2013, http://www.chathamhouse/.org/media/comment/view/192287。
[25]Leo Michel, “TTIP: A Ray of Hope for European Defense?” The Atlantic Council, July 11, 2013, http://www.acus.org/blogs/new-atlanticist.
[26] Davide Tentori, “Trade Deal Ambitious but Falls Short of 'Economic NATO',” Chatham House, June 11, 2013.
[27] Joseph Francois, “Reducing Transatlantic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An Economic Assessment,” p3.
[28] “Final Report High Level Working Group on Jobs and Growth,” February 11, 2013.
[29] Davide Tentori, “Trade Deal Ambitious but Falls Short of 'Economic NATO',” Chatham House, June 11, 2013.
[30] Joseph Francois, “Reducing Transatlantic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An Economic Assessment,” p3.
[31]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Union and United States to launch negotiations for a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February 13, 2013.
[32] Alejandro Chafuen, “Expanding And Liberalizing Trade With Europe: A Must For The Free World,” June 13, 2013.
[33] 参见汪洋：“加强对话促进合作”，《华尔街日报》，2013年7月9日；欧盟统计局网站，“Euro area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surplus of 10.2 bn euro,” http://118.26.57.18/1Q2W3E4R5T6Y7U8I9O0P1Z2X3C4V5B/epp.eurostat.ec.europa.eu/cache/ITY_PUBLIC/6-17122012-AP/EN/6-17122012-AP-EN.PDF。
[34] Glyn Moody, “Leaked EU Policy Papers Show TAFTA/TTIP's Huge Challenges -- And Some Subtle Signals,” July 9, 2013.
[35] Peter H. Chase, “Dynamics have to change to deliver EU-US trade deal,” June 13,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