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施量QE政策 新兴市场将“两难”应对
信息来自：瞭望新闻周刊 · 作者：皇甫平丽 · 日期：29-01-2016
2010-11-21
量化宽松的国际金融环境带来一系列挑战；中国的政策既要考虑国际形势的变化，更要基于对国内局势的判断
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再度让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谈虎色变，而“放虎者”是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
此间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访问的专家指出，美联储再放“祸水”，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它们将不得不应对本币升值、外债缩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等严峻挑战。
专家指出，对于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中国来说，“美元陷阱”的影响更甚；同时，由于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人民币呈现出外升内贬之势，将打击中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
金融单边主义
在接受本刊专访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表示，美国的做法是为了自保而不顾他国利益，持续地向外转嫁危机。
这一“以邻为壑”的举动明显违反了在G20往届会议上的国际合作承诺，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欧元集团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在G20首尔峰会前夕批评说，美国不应更多地采取国家利己主义行为，而应考虑其所作所为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担忧。
巴西央行行长恩里克•梅雷莱斯说，世界经济中一个“共同的主题”正在形成，那就是美国过剩的流动性正在“给其他国家带来问题”。
南非财政部长普拉温•戈尔丹指出，美联储的政策损害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危机期间努力捍卫的多国合作精神。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指出，美方作为世界主要货币发行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他说，在全球经济复苏仍然面临众多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美国应当承担其应尽的责任，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俄罗斯首席经济顾问德沃科维奇表示，美联储在采取重大政策决策前应该征求其他国家的意见。
对此，江涌对本刊记者评论指出，美国是不会把G20真正放在眼里的，对于美国来说，G20只是一个临时应急机制，就像一个“供美国越野用的备用轮胎”。
江涌说，在国际社会中，美国一向一意孤行，奉行单边主义，在经济金融领域中，奥巴马仍延续了单边主义。这一次再实行量化宽松，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他说，美联储上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已经“放水”1.7万亿美元，第二轮是6000亿，而且美联储很可能再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目前，多数分析人士预计，美国还有可能推出更多的量化宽松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半球主管尼古拉斯•埃萨吉雷在11月9日就曾表示，由于美国经济久未复苏，美联储可能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量化宽松一词，是由日本央行于2001年提出，指央行刻意通过向银行体系注入超额资金，包括大量印钞或者买入政府、企业债券等让基准利率维持在零的途径，为经济体系创造新的流动性，以鼓励开支和借贷。
此举实质上是开动机器印钞票，一般来说，只有在利率等常规工具不再有效的情况下，货币当局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
但瑞信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近日撰文指出，“伯南克的QE2一旦启动，便开弓没有回头箭”超宽松的货币环境可能会常态化，成为美联储新的政策工具。
据陶冬估计，QE2三年内都难退出，出现QE3、QE4的可能性也不低，最终的总额可能相当惊人。
新兴市场“两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所副所长丁一凡认为，美联储再推量化宽松政策是“无效”的，因为美国面临的是流动性陷阱，这一点美联储本身也是清楚的。
他对本刊记者指出，美联储此举其实意在通过美元贬值减轻债务。
美元贬值，造成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给全球经济带来极大不稳定。丁一凡认为，世界经济可能进入下一轮大通胀，并会进而演变成滞胀，时间点大约在2012年后。
“实际上美国是把自己的问题推给了别的国家，”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所长河合正弘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他在11月11日于北京举行的一个论坛上指出，货币的大规模投放不仅不能刺激美国国内经济，反而极有可能将流动性扩散到全球市场中，加大其他国家的通胀压力。
堪萨斯联储主席托马斯•霍利格是唯一对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投反对票的委员。他认为，进一步购买证券所带来的风险超过了这一计划的好处，因为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增加了未来金融不平衡的风险，并且在未来增加长期通胀预期，而这会破坏经济稳定。
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也反对这一新计划，认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危及美元，滋生通胀，且催生资产价格泡沫。
面对美联储新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带来的后果，新兴市场国家如临大敌，高度警戒。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说，美联储政策并不能解决美国经济中长期的问题，同时其导致的最大风险是推高全球通胀，尤其是新兴市场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会更为突出。
他指出，新兴市场国家既要应对国内的问题，还要应对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货币政策要在增长和防通胀两者间取得平衡将很困难。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两难处境”，高盛中国经济学家乔虹在北京举行的一个论坛上也表示，新兴市场国家要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无论是 短期还是中期都需维持一定的政策，而在当前美国继续出台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下，就一定要避免更多游资进入，避免资产泡沫形成以及通货膨胀压力形成。
11月2日，就在美联储探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议息会议召开当天，澳大利亚和印度双双宣布加息，意在应对通胀。
16日，在对通胀形势的担忧之下，韩国意外宣布年内第二次加息，这早于市场先前的预期。此前几天韩国央行发布的一份报告也体现出对“两难”处境的担忧。
报告说，受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影响，今后各国实施退出策略可能会遇到不少困难，但若因此推迟实施退出策略，各国就可能面临高通胀压力。
问题是，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加息也是一把“双刃剑”，会带来本币升值和热钱流入的副作用，并进而推高资产价格，又增加通胀风险。
汇丰银行本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要抵御西方经济体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威胁，新兴经济体的最佳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加息未必是有效的“药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表示，美联储推出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措施将使更多资金流入新兴市场，短期的大规模资本流入或产生不稳定作用，因其难以被很多经济体所消化。他认为，若资本流入过度,各国就有理由进行资本管制。
中国如何应对
在未来的三五年时间内，中国应如何应对量化宽松的国际金融环境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庄健在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指出，中国的政策既要考虑国际形势的变化，更要基于对国内局势的判断。
他认为，目前通胀压力很大，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大的方面货币政策要有一定转向，向常态和稳健方向转变，适当拧紧水龙头，注意和控制国内流动性。
丁一凡认为，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很不好的大背景下，中国应认识到出口市场将持续低迷，外部市场萎缩将是常态，同时进口资源价格则持续上涨。
他认为，不倚靠外部市场的同时，中国应放弃盲目扩张和追求数量，转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竞争力上。
要实现转型，丁一凡强调了宏观政策的重要性。他指出，首先，应维持物价稳定，国家间经济竞争力将表现在能否稳定物价上。
对此他解释说，将来一旦全球性通胀出现，届时谁能稳住物价，谁就有竞争力，这是有先例的。上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物价普遍高企，西德保持了物价在所有西方国家中最稳定，通胀率一直低于其他国家，使得西德成为所有欧洲货币的参照。
他说，虽然西德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当时西德的企业比较困难，需要拼命创新来克服高利率、高汇率带来的压力，但经过这段时期，德国经济变得非常强大，得以脱颖而出。
其次，丁一凡认为应敢于淘汰落后和无竞争力的产能，同时采取措施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补贴穷人，例如发放消费券或者工资水平低于一定标准后发放资金补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日前也撰文指出，中国应对当前流动性过剩，重点在内部经济平衡。
他在文章中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在当前的发展阶段，重点还是注重调整结构，在投资的总量上，关键还是投资与储蓄的平衡；二是在当前地方政府GDP 导向行为模式、财政支出模式难作明显调整的情况下，重点关注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的可能性；三是遏制热钱流入将成为必然趋势，同时作为一种对称性管制措施， 中国或将在加强资本流入监管的同时，逐步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监管，加大鼓励金融机构与居民对外投资，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江涌则对本刊记者强调了“美元陷阱”的问题。他建议，应反思中国如何陷入“美元陷阱”，中国不能再增持美国国债，同时应减少对美国和西方的依赖，或设法让依赖对称化。
他解释说，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资源、结构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相互依赖的程度彼此有强弱之分，对由相互依赖而带来的安全感和利益满足感存在差异，如此便出现依赖的对称性与不对称性。
对称的相互依赖可以减少冲突，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则会导致更多的冲突。他认为，中国对西方的依赖表现在资源、市场、技术、品牌和资本等多个方面，使得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与影响，这一问题应从战略高度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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