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平衡到平衡:重塑中国产业结构

信息来自：www.xzbu.com · 作者：黄勇，吕捷，朱信凯 · 日期：07-05-2016

2014-01-03

摘要：产业结构的合理均衡对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建国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经历了在波动中不断调整、改进、完善的演变历程，产业比例从农业主导转变为工业主导，再到三大产业协调发展：产业内部结构也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由追求总量平衡转向结构优化与升级。结合国际发展经验，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产业结构应向“绿色产业结构”转变，一方面继续加强产业外部结构调整，力求第一产业稳定发展，第二产业适度增长、加快升级，第三产业加速增长，由“传统工业主导”转变为“现代服务业主导”；另一方面要注重产业内部结构升级转型，发展新兴绿色产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形成以现代化农业为基础，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化服务业为引导的新型产业体系，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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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产业结构；产业调整；经济转型；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013-07

　　关于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有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受到产业结构不同程度的正向或负向冲击影响，宏观经济周期才呈现出有规律性的扩张与收缩，中国经济波动中大约有15-20%的部分应该归因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在优化产业结构时须考虑产业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稳定所形成的冲击，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不必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虽然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所产生的响应具有长期性和缓慢性的特点，不会短时间内引发较大的经济波动，但是它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是相当大的，而且这种经济结构的失衡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调整过来的，而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努力。

　　一、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轨迹与经济波动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各个产业之间的比重是否均衡，直接影响到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总体来说，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围绕着一个均衡区间上下波动的，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点越远，经济发展就越不稳定，发生经济波动的概率就越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在波动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处于农业时代，1952年农业总产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50.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7%。另外，在工业总产值中，轻纺工业占了65%，而重工业仅占35%。从1953年开始，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因此这一时期的建设重点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优先。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为中心。从这156个重点工程项目分布来看，基本遵循了这一思想。能源工业是建设的第一重点，占33.3%，其次是国防工业，占28.2%，机器制造业居第三位，占15.4%，冶金工业居第四位，占12.8%。这四大工业合计约占90%，而轻工业比重最低。李富春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一五”的方针和任务中指出，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是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基础，而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他同时也指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下，还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积极地发展轻工业，因为农业和轻工业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为重工业部门提供了生产原料。因此，在建国初期，要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一定比例关系，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可以说，“一五”计划是一个典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它成为一种发展模式，虽然之后对此进行过多次的调整，但是中国始终延续着这一发展模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开始摆脱和放弃这一模式，开始寻找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协调发展。

　　到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中国的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经上升到29.7%，其中工业比例上升至25.4%。可以说，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努力，中国初步改变了建国初期不合理的工业结构，虽然重点发展了重工业，但是同时也兼顾了轻工业的发展，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这五年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25.4%，轻工业每年增长12.9%，轻重工业比例从1952年的64.4：35.6调整为51.7：48.3，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在“一五”时期所选择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发展速度是比较合适的，对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控制也是比较得当的。

　　但是，从195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由于提出“大跃进”的口号，中国突然加速了工业化进程，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在1958年、1959年、1960年三年中，第二产业比重迅速超过了第一产业的比重，三年的比重分别为37%、42.8%、44.5%。在这段时期，国民经济建设集中在工业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又被简单化为重工业，尤其是钢铁业。为此，国家只能依靠压缩农业和轻工业的建设来保证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发展。1957年，中国钢产量为535万吨，到1958年，上涨到800万吨，上涨幅度达50%。到1959年钢产量已经达到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73.3%。1960年，钢产量再次攀升至1866万吨，比1959年增长了34.5%。1958-1960年，中国重工业年均增长50.9%，1960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高达66.6%，是历史最高，轻工业仅占33.4%。与此同时，农业产出开始下降，1959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首次出现负增长，比上年减少15.9%。1960年继续下降，下降幅度达16.4%。农业和轻工业的全面退却使得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结果导致了生产效率下降，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三年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波动。面对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中央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调整，其中重点就是调整产业结构，包括压缩工业生产建设，加强农业投入，整顿工业企业，对一些急于上马的项目采取关、停、转、并等措施，对于在建项目进行排队清理，区分停建、缓建、续建三种情况。经过大规模的调整和整顿，到1963年，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重新上升至40%左右，此外，到1965年，轻重工业比例为50.4：49.6，基本达到了1957年的结构比例，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此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恢复到一个稳定的正常区间。　　从1966年开始。受政治运动影响，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13.8%。主要工业产品方面，钢产量下降32.8%，煤炭产量下降18.3%，棉纱产量下降13.6%，铁路货运量下降21.6%。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出现大幅下降，从1966年的38%下降为1967的34%，到1968年，下降到31.2%，是自1958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1967年农业总产值增长1.6%，粮食和棉花与上年生产水平相平。农业生产形势比工业生产较好，一方面由于农村分散，受到城市中的“全面内战”影响范围较小，另一方面，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对当年的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保护了农业没有受到过多政治运动的冲击。在后来的几年中，受“左”的思想影响，片面追求高速度，高积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使得工业比重先降后升，来回折腾。进入70年代以后，再次出现了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尤其是重工业生产急速扩大的势头，主要表现为“三个突破”：一是到1971年底职工总数突破5000万人（达到5318万）：二是职工工资总额超过300亿元（达到302亿元）；三是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达到855亿斤）。这三个指标均大大超过了原订计划，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性进一步加剧，农业劳动力人数大幅减少，工业生产率下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社会经济状况更加不稳定。在“文革”十年中（1966-1976年），轻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9%，重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7%。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由32.7%上升到38.9%，农业由35.9%下降到30.4%，轻工业由31.4%下降到30.7%，农轻重比例再次陷入严重失调。

　　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对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此时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特点是：农业严重落后于工业，阻碍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轻工业落后，不能满足城乡人民提高生活水平；重工业脱离农业、轻工业片面发展；交通运输业落后；商业、服务业和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基本战线规模过大，战线过长：“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失调，非生产建设发展过慢，城市住房严重短缺。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民经济中的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全党必须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总体来说还十分薄弱。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是集中经济把农业发展搞得快一点，坚决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计划，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要努力把轻纺工业搞得快一点，增加更多更好的轻纺产品供应城乡市场和外贸出口，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到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又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作出决定，明确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重点，要求继续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进一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使轻工业生产继续快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在基本建设大量压缩的情况下，对重工业内部结构进行调整，使之同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相一致。重工业内部采取“重转轻”、“军转民”、“长转短”等形式进行调整。经过几年的结构调整，中国三大产业产值结构以及各产业内部结构均发生了较大的改善。

　　首先，农业得到了较好的恢复，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28.1%上升至1982年33.3%，此外，1982年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了26.1%，年平均增长6%，是建国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除了农业总产值上升以外，第一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解放后中国长期实行“以粮为纲”的政策，因此，农业生产中种植业比例过大，种植业中粮食生产比重过高，经济作物生产相对短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方针和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大力恢复和加快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随后。在1979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狠抓粮食生产是对的，但是忽视和损害了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没有注意保持生态平衡，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要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们目前农业的结构和人们的食物构成，把只重视粮食种植业，忽视经济作物种植业和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的状况改变过来。”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农业内部结构迅速进行了调整和改变。到1990年，中国农业产值占第一产业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80%下降为64.7%，而牧业产业比重上升了10.7个百分点，林业比重上升了0.9个百分点，渔业上升3.8个百分点。可以说，经过农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内部结构的根本性调整，解决了温饱问题，同时也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日常消费的需要，为宏观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其次，轻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工业发展开始轻型化。1979年，国务院批转轻工业部《关于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轻工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积累多、换汇高的特点，把轻工业的着重点转移好，可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改善人民生活，繁荣城乡市场，扩大对外贸易，为国家增加资金积累和外汇收入，从而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980年，国务院对轻工业实现“六个先行”政策，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投资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1981年中国轻工业投资额为43.4亿元，占国家总投资比重从1978年的5.8%上升到9.8%，与此同时重工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从1978年的48.7%下降为1981年的39%。随后。工业内部偏于重工业的结构被初步打破。被长期压抑的消费需求被迅速释放出来，对中国的工业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通过产业结构的恢复性调整，中国经济在80年代迅速进入一个高增长时期，1983-1985年连续三年GDP增速超过10%，虽然1986年降到8.8%，但是在随后的两年又重新上升到10%以上，波动系数进一步下降，经济增长开始趋于稳定。进入80年的中后期，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略有下降，但总体保持稳定，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　　

经过了80年代轻工业的恢复性发展后，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43.1%上升到1990年的49.4%，中国轻重工业的结构性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产业内部结构继续调整和升级，中国开始加快重工业的投资与发展，工业结构开始由轻型化向重型化转变。中国的第二产业比重结束了多年的下降趋势，开始上升并保持在45-50%。第一产业比重加快了下降速度，国家进一步向工业化道路迈进。另外，第三产业加快了发展速度，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80年代的30%稳步上升。到2000年已经超过了40%。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虽然在1998年和1999年GDP年增长率低于8%，但是总体保持稳定。可见，在产业比例相对均衡、产业内部结构相对合理的情况下，中国发生大的经济波动的可能性也是逐渐减小的。

　　二、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转型

　　纵观中国建国后产业结构的演变，其实是沿着一条在波动中不断调整、改进、完善的道路。三大产业比例由农业主导走向工业主导，再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产业内部结构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产业结构由追求总量平衡转向结构优化与升级。未来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将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早在“一五”建设时期，主管经济和计划的陈云同志就十分注重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他提出了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四大比例关系，即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陈云同志明确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是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此外，针对产业平衡的分寸把握方面，陈云同志也创新性地提出了“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是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可见，产业结构的平衡并不是说要使得三大产业“平均化”，在不同的时期都需要有主次之分，有轻重缓急之分。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以及产业发展战略是否符合当前历史发展需要，必须看它是不是能够在满足人民生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对国家急需发展的重点行业进行有效的投入。在“大跃进”时期，中国的产业结构出现畸形发展，过度强调重工业发展，而轻视农业以及轻工业的投入。使得产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国民经济结构出现建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不平衡。虽然在1961-1965这几年中进行了调整，但是农业和轻工业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农、轻、重各产业之间的比重始终处于失衡状态。虽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工业积累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的相对滞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各种依靠农业及轻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供应不足，也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重工业的发展，形成了摊子铺得很大，但是效益很低的局面。正如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对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诠释：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必然不断优化升级，逐步形成同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合理结构。这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我国也不例外。处理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既有利于经济协调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其次，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三大产业对中国经济的推动力也是在不断增强的，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由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无粮不稳，无粮则乱”形象地说明了农业以及粮食生产波动对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稳定的影响作用。农业部门不仅是广大城乡人民基本食物的主要供给者，也是消费品工业原料的主要供给者。中国60年发展历程已经充分说明，农业稳定，则国民经济稳定，农业波动，则整个国民经济波动。因此，对于农业，我们要继续保持其稳定的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新型工业，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的推动力。中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因此，我们要将工业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和首要任务。虽然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重工业发展过快的非正常现象，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我们依然要将工业作为发展的重点，进行重新定位，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切不可走人另一个极端。此外，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工业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代表。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进入小康社会后对服务消费需求扩大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降低单位GDP能耗的必经之路。

　　中国产业结构平衡不仅要保持产值总量的平衡，更要注重产业内部的升级。从“六五”时期开始，国家开始对产业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但是由于缺乏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系统认识，因此仅仅是强调了各个产业产值总量的平衡，而没有考虑到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也造成了后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方面的一系列困难和矛盾。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指出了90年代中国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的基本方向。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战略在逐步从追求总量平衡转向结构优化与升级，一、二、三产业内部门类逐步多元化，逐步向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转变。因此，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要从多方面来评价，不仅要看三大产业产值比重，更要看各个产业是否实现向现代化产业的升级，是否能从本质上真正实现转型。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全球科技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也都在不断升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化建设的积累已经进入到一个增长相对缓慢的时期，此时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产业内部发展水平不高。急需科技进步来促进产业升级，加速突破现代化工业发展的能源资源瓶颈，实现三大产业外部协调、内部优化的新型发展战略。　　第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在积极进行产业升级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充分借鉴和参考国际产业结构发展及转型经验，则有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并开始向工业化后期逐步发展。进入70、80年代后，虽然美国的制造业受到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巨大挑战，其竞争力逐步下降，但是，美国通过科技创新和改革管理体制，进行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彻底带来了制造业的复兴。美国产业结构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在80年代后期逐步兴起的信息技术成为美国经济增长新的依托和支柱。由于长期对高新技术的投入，美国在微电子、航天、新材料、纳米等新兴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进展。进入90年代后，美国又采取了一系列发展高技术的措施，如加强科技教育，增强科技研发投入，逐步形成了在全球范围内高新技术的绝对优势。对于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业包括的四个基本行业，即硬件业、软件和软件服务业、通信设备业、通信服务业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重高达75%以上，信息产业的从业人数也在迅速增加，就业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51%上升至90年代的65%。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的市场经济十分发达。因此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主要是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在其中的干预较少，其转型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企业的不断创新，政府更多的是通过规范市场、健全竞争机制，充分依靠市场来配置各种资源，因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总体来说能够有序地朝着合理化、高级化逐步转变。日本曾经在战后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日本经济开始进入低潮期，在信息产业发展方面造成严重的滞后，无法对新的消费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缺乏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清晰认识，以及对基础性研究投入的缺位是最主要的两大因素。面对长期的经济低迷，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加强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并在产业发展战略上由“模仿型、追赶型”转变为“自主型、独创型”，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而与日本国情相近的德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也在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例如大力推动新型产业的发展，对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对新兴产业，不仅把研发创新作为重点，更注重培育这些产业的人力资本。德国的目标是要通过教育体制改革重点培养四个方面的人才：适应技术创新发展趋势的人才，掌握先进信息技术的人才，掌握金融知识和具有创业精神的人才，了解各国多元文化的人才。此外，德国还通过各种扶持手段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加大资本行业的发展，为新兴产业提供充足的资本保障等等。

　　从这些国家的产业调整和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合理、协调的产业结构将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为健康，可持续，反之，则有可能陷入停滞和衰退。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东亚金融危机，虽然有其爆发的偶然性，但是这些东亚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在经济过热情况下所掩盖的经济结构的脆弱性，也造成了危机发生的必然性。美国的成功和日本的落伍已经充分证明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而且也是发达国家保持其领先优势的必要条件。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正是这些发达国家在几十年以前所面临的相同情况，中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产业升级，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产业发展战略，也是中国避免日本等国家所走过的弯路的首要选择。

　　三、“十二五”：迈向绿色产业结构新境界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关键在于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升级。在未来的两个五年规划时期，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争取在2020年前后将第三产业比例提高到48-50%以上，达到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已经处于较轻的比重，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稳定的发展时期。因此，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则是在非农产业领域，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全世界的产业结构来看，已经形成了三大类体现时代特征的代表性产业：高度依赖能源的传统的制造业；以电子信息技术主导的高技术产业：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目前传统的工业还处在高度发达阶段，而高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都处于快速的扩展期。针对这三大产业不同的特点以及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同的作用，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政策，不可盲目一刀切。未来10年，中国必须继续加强产业外部结构调整，力求第一产业稳定发展，第二产业适度增长、加快升级，第三产业加速增长，由“传统工业主导”转变为“现代服务业主导”。如果2010-2020年中国GDP按照每年8.5%的增长速度计算，那么第一产业（农业）每年保持4%的稳定增长，第三产业则需保持10%的高速增长，第二产业比例要逐年下降，争取到2015年低于第三产业比重。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最基础性产业。虽然目前其占GDP比重在逐年下降，并在未来将长期保持在lO%以下，但是其作用无论是对国民经济的稳定还是对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首先。中国农村人口比重虽然在近几年已经大幅度下降。已经从1978年的82%下降到2009年的53%，但是其比重依然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因此，农业生产以及相关产业的稳定发展直接影响到广大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从而影响到农村的稳定。其次，中国目前巨大的人口对耕地等资源长期造成压力，农业产量的稳定性须进一步提高。农业耕地面积虽然得到监控和保护，但是总体上具有先天的脆弱性，极易受到自然灾害以及各种极端气候的影响，因此。未来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必须将其稳定性作为首要目标，其次通过科技投入、粮价保护政策等促进农业播种面积以及单产的增长。此外，在新能源领域中，生物质能源是未来一段时间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能源，而农业生产的稳定为生物质能源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最为可靠的保障。

　　对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我们要控制增长速度，但不是要限制它的发展，而是由其规模的快速扩大，转向内部结构的加速升级，从传统的“粗放制造”、“低价竞争”转变为“精细制作”、“绿色生产”，由“做大”转向“做强”。在原有工业产业体系的基础上，尽快完成向现代化工业以及向世界生产链的上游空间转变的过程。中国的工业发展目前还处在上升扩张期，距离工业化的完成还有一段距离，因此，不能以西方部分学者所提出的“零增长”或者“停滞增长”来应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所带来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而是要积极探索新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实现在较低的人均收入以及较低的单位GDP能耗的水平下完成工业化进程。2010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明确了新时期产业发展的重点和突破方向，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绿色工业化、绿色现代化进程的主要任务，以更加有效地促进和加快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变，加速中国经济的绿色增长。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8%左右。此外，根据《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在未来五年内，要进一步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通过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对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必须坚持高标准，严禁污染产业和落后生产能力的东出西入。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要求下，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重点支持对产业升级带动作用大的重点项目和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　　中国的服务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直接决定了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中国目前每五年2-3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可以保证到2020年前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尽管如此，也仅仅是达到了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此外。加快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不仅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加快增长，服务业就业占总新增就业的比重也要加快增长速度。中国在“十一五”期间虽然完成了服务业增长3个百分点的目标，但服务业就业增长4个百分点的目标却难以完成。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加大服务业就业的增长力度，以保证中国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在“十二五”规划期间，要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促进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要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制度，简化行政审批手续，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要深化垄断性服务业改革，对电力、电信、航空等领域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要加快推进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对教育、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领域中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部分引入竞争机制，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建立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制度，完善服务业标准体系，建立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税费和要素价格政策体系，推进服务业的改革开放，大力发展服务业贸易，积极扩大服务出口。

　　可以说，未来两个五年规划时期对中国工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认清了形势，即加快产业升级刻不容缓。中国不能为了节能减排而限制工业的发展，应当转变发展思路，从内部升级入手，这样可谓是以一举多得。首先，工业升级转型，由传统的低端制造业转变为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提升中国工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导力和主动权，这样可以避免在未来的国际经济动荡中受产业下游位置而带来的被动。其次，加快产业技术转变，对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进行大规模升级，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不阻碍节能减排，反而为之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通过提高工业内部技术水平，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尽快过渡到“低能耗，少污染（零污染），低排放”的新一代能源密集型产业，这将对中国的绿色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此外，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升级的过程也是创造更多就业的过程，同时也是提高中国劳动力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目前劳动力整体技术水平不高，这既是现阶段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同时也是长期处于低端生产链而产生的很强的路径依赖。随着中国教育水平不断提高，高素质高学历人才数量越来越多，可以说也为中国工业的全面升级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在服务业方面，除了产值总量要进一步扩大，其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也要加快升级，其中最有力的手段就是进一步开放，包括开放旅游业市场，进一步开放银行和保险等现代金融服务业：此外，还要考虑开放教、科、文、卫等服务业市场。通过引入市场竞争，带动国内服务业的全面国际化与全面升级。通过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积极与国际服务业接轨，进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出口，因为相对于传统的外向型制造业，输出服务业也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优势，也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在推进外贸型服务业发展的同时，要以服务外包作为扩大服务贸易的切入点。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外包的发展还面临一些约束和瓶颈。例如缺乏行业相关的高级管理人才，国内市场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国际市场经验能力不足，政策法制支撑急需改善等等。因此，从“十二五”开始，中国要在调整宏观产业结构的同时，注重服务业内部升级，在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的同时。积极做好“走出去”的准备。改善金融等高级现代服务业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建立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经济园区、物流园区等等。

作者简介：黄勇，男，1972年生，安徽绩溪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吕捷，男，1982年生，河北石家庄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讲师，北京，100872；朱信凯，男，1974年生，江苏沛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陈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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