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亿经济激励要靠结构调整驱动

信息来自：http://blog.cntheory.com/u/zhangmn/archives/2008/151.html · 作者：张茉楠 · 日期：03-06-2016

2008-12-4

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每次危机都是对失衡的一次纠正，所有的危机都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当前处于周期回落、结构调整以及全球经济危机逐步恶化的压力集聚期，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可能步入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低增长格局，根据笔者的估算，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6.5%-8.5% 之间。

“4万亿”投资不仅是缓解危机的救命钱，而且打破束缚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以及导致经济失衡的结构性因素，改变阻滞经济效率的制度问题，也应该是“4万亿”重拳出击，推进制度化改革的主要内容。当前经济下行导致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历史经验警戒我们，“对冲”经济周期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不能科学估计负面效应，将会为未来埋下隐患。从中长期看，保增长，还要促转型，必须将反周期的政策和结构性调整结合起来，将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彻底走出“一方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制造更大问题”的发展误区。

“4万亿”的关键是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重在破解中国经济五大长期结构性顽疾。

一、长期要素投入失衡与投资驱动型增长。投资使中国经济增长最为直接的驱动方式。投资何以成为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引擎？这与我国长期投资率高，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注入有很大关系。我们来考察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之比）表明，当ICOR 提高时,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资本增量增大, 也就意味着投资的效率下降。同时,由于ICOR 提高时, 将造成资本平均产出率Y/ K的下降,资本的总体效率也将会下降。计算我国实际的增量资本产出比，通过价格折算调整后（使用按1978年不变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来得到每年的增量 GDP的数据，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也将其换算成以1978年价格表示的投资额），我们得出了中国1978-2007年30年的实际ICOR（见表1）。

表1 我国实际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1978-2007）

年份	固定资产投资额	GDP 增量	ICOR	年份	固定资产投资额	GDP 增量	ICOR
1978	741.7			1993	4469.2	1717.8	2.60
1979	778.7	275.4	2.83	1994	5276.6	1830.2	2.88
1980	865.4	304.4	2.84	1995	5853.3	1710.6	3.42
1981	884.6	221.1	4.00	1996	6442.7	1725.1	3.73
1982	1107.0	398.7	2.78	1997	6896.2	1743.2	3.96
1983	1255.4	525.5	2.39	1998	7871.2	1678.0	4.69
1984	1546.5	822.8	1.90	1999	8305.4	1652.6	5.03
1985	2002.1	839.9	2.41	2000	9056.5	1982.4	4.57
1986	2309.5	619.7	3.73	2001	10199.0	2007.8	5.08
1987	2666.0	880.7	3.03	2002	1185.8	2388.3	4.98
1988	2944.5	956.8	3.08	2003	14869.5	2960.9	5.02
1989	2517.2	384.2	6.55	2004	17863.0	3243.6	5.51
1990	2444.9	376.9	6.49	2005	22176.6	3989.6	5.54
1991	2790.6	938.6	2.97	2006	28913.2	4233.3	6.83
1992	3495.6	1587.4	2.20	2007	33472.9	4900.1	5.56

注：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GDP增量和ICOR由计算的得到。

结果表明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在改革开放之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均值为2.56，并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之后，在近三年又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资效率成下降态势（如表1）。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通过资本深化和资本积累,实现经济高增长，这是中国投资持续处于高位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就要素投入结构而言，从1978年到2007年，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投入贡献为69.5%，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仅为 32.8%，而且近几年还呈现下降的趋势。一般来讲，经济结构的转型包括三个层次：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投入要素结构转型，而这些也恰恰是决定经济周期的内在驱动力。全球经济危机使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难以为续，以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等为特征的 “熊彼特增长”模式，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4万亿更多的使促使经济内生的增长。

二、资本回报率和生产要素回报率的长期失衡。近年来，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甚至有效下降的趋势。造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价格计量严重脱离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的劳动价值。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4%，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3%；二是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2003年为61.8%，2005年为45.3%，2006年为44.6%。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在整个居民收入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初次分配存在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劳动力回报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我国从1998年到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国民财富增长分配不公。

另一方面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中国一直在经历着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着相应的成本。30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正是这种扭曲在某些行业和地区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格局。另外，能源密集型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也是由于能源定价低所形成的隐性补贴。所有这些失衡不仅意味着资源的错配，也是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

三、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失衡。经济增长与就业不一致是全球经济的普遍现象。上世纪90年代后全球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明显下降。从2000年到2006年，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6.26%，而失业人口却从2000年的1.77亿增加到2006年的1.95亿, 约增加10%。可见，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大幅度的降低全球失业率，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

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呈下降趋势。近年来，由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进步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有所减弱，再加上中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经济增长对资本、技术的弹性更高,而对劳动力的弹性更小。以近几年为例，2003～2007年GDP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而就业人口年增长率均在0.8%左右,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岗位。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的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挤出作用,体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

没有就业的经济增长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从未来10到15年看，我国可能会出现由最初经济增长主要靠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短缺时的“刘易斯拐点”。因此此次政府4万亿投资关键协调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均衡。而从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的构成看，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主要是将基础设施、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等公共事业等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逆就业倾向，其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可能并不显著。

今后中国应该选择就业优先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多指向吸纳就业或激励创业的经济领域，将“双保——保增长、保就业”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线条，以实现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通过经济增长带动更多的就业。

四、行业利益分配结构的失衡。“4万亿”还要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行业利益结构的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这不仅关乎利益的分配，归根结蒂也是经济效率的问题。

要借此大规模投资之时，尽快打破行业垄断，扩大对内开放。我国的垄断行业多属于自然垄断，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产权配属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早就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要以此次大规模投资为契机，逐步打破石油、电力、铁路、金融、电讯、教育、医疗和文化娱乐领域的垄断，进一步开放国内高回报的垄断性服务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松绑后，还要经济推进体制性政策的改革引入竞争主体，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必须着力解决以下三个难题：

第一，价格机制能否解决。价格和收益联系在一起，垄断行业，例如铁路运输价格由政府实行管制，非常不利于投融资，民营资本感到盈利回报很难确定，自然不敢轻易进来。

　第二，许多垄断行业政企不分。现在，政府既是铁路的借贷主体，又是投资主体甚至融资主体，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说不通的。例如在合资项目中，铁道部既要吸引民营资本进来，又要保持自己的控股地位。这就大大打消了民营资本投资铁路的积极性。

　第三，内外有别的问题。由于民间资本无法进入，如果垄断行业进行市场化改革，这个市场很有可能会像银行一样让给外资。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诸多领域民间资本不让进入，设置的门槛过高，但外资进入的门槛却很低，还给予一系列优惠条件。

五、谨防大规模投资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失衡。我国区域经济失衡问题由来已久，从总量上看，近几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改变，根据地区GDP计算的地区经济发展离散系数（反映的是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情况，值越大，说明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越大，反之则越小）继续呈扩大趋势，即2002至2006年分别为0.806，0.821，0.823，0.840，0.848。而今4万亿巨额投资是否拉大差距是个问号。

4万亿投资的基本来源有3个途径，一是中央财政通过发放国债筹集，二是地方政府投入，三是金融机构贷款。从银行体系存贷款的结构性数据看，全国东中西部各省区的贷款占存款比重差异并不明显，但事实上，资金流动到城市、发达地区和垄断行业的失衡现象非常明显。从各省目前公布的数据看，东中西部差异很大，例如广东2.3万亿，上海8000亿，北京1万亿，河北5889亿，吉林4000亿，海南2070亿、安徽3890亿等等，基本和其经济实力吻合。而中西部的湖北597亿、陕西260亿、广西778亿显然不能与广东、上海等经济大省市相提并论。此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地方政府不允许发债的情况下，除了预算外的土地收入，最大的可能仍然是银行贷款，而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县域以下存在人为压缩信贷的现象，因此有必要从区域金融风险溢价的角度出发，建立激励金融资源均衡配置的发展格局。

总之，“4万亿”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应成为结构性攻坚使中国经济走向平衡之路的关键。从国内因素看，每一次大的外部冲击，都会演化为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促动力。从国际因素看，每次危机过后，都会出现大的利益调整，大的格局变动。中国应对危机的基础和能力已是今非昔比，完全能够战胜挑战，迎来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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