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如何应对复杂国际环境下的通货膨胀

信息来自：新财富 · 作者： · 日期：05-02-2016

2011-04-12

尽管本轮通胀的性质是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但中国流动性过剩可能引起通胀预期的上升，为防范由此带来的二轮打击，需要适当收紧流动性，并尽快解决负利率问题。同时，在通胀压力蔓延全球、各国刺激政策退出、北非和中东危机、日本地震等错综复杂的国际因素影响下，中国应将汇率、利率、准备金率等政策搭配使用，全方位应对通胀压力，并可以考虑在短期内减免受通胀影响部门的税收，加快人民币资本账户下的可兑换步伐，允许个人出国投资。

本轮通胀有明显的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特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形成了一个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国内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下，物价上涨的基本因素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截然不同。如果说推动当时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短期内财政支出扩张过快、货币发行过多所带来的总需求迅速膨胀、总供给相对不足，那么，今天物价上涨的主因，则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以及大量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两类通胀的性质显然不一样。

今天中国物价上涨的第一个因素，就是由于蓝领工人（主要是外来工或农民工）的供给增长逐步地放缓，而保持快速上涨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对他们的需求仍在不断地上升，因此，从2007年开始，中间虽然有2008年底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但基本上延续了中低收入的蓝领的劳动工资上涨速度远远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的态势。金融危机后，还出现了春节后用工短缺的局面。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而言，这一切毫无疑问带来了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这一压力不可能完全由企业压缩利润空间来应对，或多或少地会转移为生产品的价格上涨，比如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2月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了7.2%。

成本上升的另一个领域是农产品。中国的农产品生产虽然连续7年保持增长，但是应该看到，这是在巨大政策投入的基础上完成的。而农村劳动力投入种粮的积极性，是随着种粮食的比较收益一起逐渐下降的，再加上这几年春天都出现了天气因素的不利影响，因此，粮食生产的成本在上升，增产的压力在上升，这也带来了粮食价格上涨的压力。

而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则是由我们不能控制的因素引起的，比如，新兴市场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在加速，带来了对原材料需求的上涨，铜的价格屡创新高。2011年以来，北非与中东政治局势的变化也带来了国际油价的快速上涨，这也将带动中国物价的上升。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总体上讲，当前国内的物价上涨是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的，但是，中国的货币存量处在历史最高点，在充足的流动性推动下，物价的上升会带来新一轮的上涨预期。对这种二轮因素，我们也不可掉以轻心。

同时也必须看到，与上世纪90年代初相比，当前民众的平均收入水平明显提高，用于食品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因此总体上讲，这一轮物价上涨对于居民生活的影响，应该比90年代初动辄两位数甚至20%以上的物价上涨的影响轻微得多。当前居民对物价上涨的担忧和不满程度，应该比90年代初来得轻，百姓对物价上涨压力的抱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其他问题的矛盾的转移。对这一点，应该有所认识。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在国际上，2011年原本被认为是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全面恢复的一年，但是，北非和中东的危机、日本的地震，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必须考虑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因素，其中的重点至少有三个。

第一，通胀的压力在向全球蔓延。2010年，通胀的压力主要体现在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印度和巴西，它们的通胀率都在6%以上，其中食品的价格涨幅达到两位数。这些国家的通胀与中国的性质有所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总需求的上升和总供给的不足。以巴西为例，在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进程中，巴西的企业和居民获得了巨大的额外收入，这些收入短期内转变成对产品的需求上涨，因而形成了明显的通胀。而2010年底到2011年初，这种首先出现在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蔓延到了发达国家，如欧元区2011年2月CPI同比增长2.4%、环比增长0.4%，英国最新公布的通胀率达到4.4%, 美国的通胀也有上涨的压力。可以预见，在今年以至于明年，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会有所上升。这对中国经济而言并不是坏事，欧美国家通胀居高不下的客观情况，会使中国的实际利率上升速度放缓，名义汇率的升值对中国出口企业带来的压力放缓。

第二，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国际热钱的流向出现了扑朔迷离、瞬息万变的趋势。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热钱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但是如今，出于对新兴市场国家通胀的担忧，以及北非、中东以及日本地震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热钱正开始由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流回发达国家。热钱的游走性更加不确定，无疑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第三，就全球范围来看，2011年很可能是金融危机后各国宏观、金融政策全面转型的一年。面对日益高涨的通胀，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采取了提高利率等紧缩性政策，如印度、巴西等都有加息的运作，部分发达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提高利率的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元区有可能在通胀高涨的形势下从 2011年下半年开始提高利率。这种变化总体上讲，对当前中国控制和应对通胀是有利的，因为这些地区的利率提高会部分缓解热钱涌入中国的压力，也将部分缓解中国汇率升值的市场压力，我们需要密切关注。

应对通胀之策

要应对通胀，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目标，在此基础之上找出对策。综合以上分析，应对通胀的目标主要有三个。

第一，防止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胀预期上升的二次打击。由于中国流动性过剩，尽管本轮通胀的性质是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也可能引起通胀预期的上升带来二轮打击，这是当前宏观政策所需要防范的一个重点。因此，仍然需要适当收紧流动性，尤其需要讲清这一措施的主要目标所在—不是应对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通胀，而是缓解通胀预期。

第二，政策的重要目标是尽快解决负利率问题。在通胀来临之时，负利率毫无疑问会带来一系列的金融资产错误配置，也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冲击，因此，需要想方设法解决负利率问题，即便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也需要与公众反复沟通，让民众对此有一个合理的预期，从而稳定他们对金融体系的预期，也对当前的资金分配提供指导。

第三，搭配使用政策组合，全方位应对通胀压力。由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因此，单靠大力推进一两个政策来应对通胀，容易带来负面影响，比如，仅靠提高利率就会招致热钱的涌入；仅靠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也会影响部分企业获得贷款、扩大生产从而应对局部物价上涨的压力。所以，各种政策宜搭配使用，而不宜单独行动。具体说来，三个方面的政策亟需改进。

首先是财政方面有巨大的空间。可以对饱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和上涨影响的若干部门提出在短期内减免税收的政策，这种按行业进行的税收减免政策不至于带来整体性寻租成本的上升，而且由于政策有明显的时间段，它也不至于带来对政策的依赖性。而这种减免税收的政策可以直接帮助企业应对成本上升的压力。

其次，应该考虑加快人民币资本账户下的可兑换步伐，允许家庭和个人更方便地将资金带出国投资。当前，这项政策值得推进，应当增加相关研究，比如，建立以国际上原材料生产公司为投资标的的QDII项目，让百姓从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也获得好处。同时，这一政策也可以减少国家外汇储备，减少人民币的广义货币存量，因为它是让百姓拿出自己的人民币存款购买外汇形成的。

最后，在货币政策方面，应该将汇率、准备金率等政策搭配使用，逐步应对通胀压力。这种微调式、互相搭配式的方式也不至于在国际上引起热钱的过多关注，不会使得复杂多变的国际因素影响中国的政策调整。

总之，当前的通胀具有非常复杂的国际背景，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下，国内的应对政策已经不同于十年前，需要谨慎、渐进式、综合性地考虑这些因素，以便让中国经济顺利度过当前物价上涨的难关。

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