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再平衡美方智库要点
信息来自： · 作者： · 日期：06-02-2016
一、研究概述
《中美经济再平衡》是研究中美经济的发展如何走向，并探讨中美国经济如何走向平衡。
其基本结论是中美经济不平衡已是事实，美国和中国有着特殊的责任和强大的动力积极地解决失衡问题。
全球经济失衡已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结果，是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发展的必然新结果；各国都以国家利益至上的结果。
发展至今中美经济是最不平衡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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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最不平衡，应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扮演领导者角色
美国经济失衡的原因：
1、20世纪80 年代开始，宏观经济环境非常有利：
• 低按揭利率
• 房价高企
• 不断增长的财富效应
• 金融产品创新发展过度，特别是住房次贷等
• 消费贷款
• 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旨发资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
2、美国积极发展和推动自由贸易，对外贸易政策经常基于政治的战略考量，非基于经济收益
3、逐步开放进口（其中也基于政治战略考量），破坏了美国贸易平衡，导致进口激增，1980年进口总额2900亿美元，2000年进口总额达1.5亿美元，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
中国经济失衡的原因：
1、 中国集中于投资增长，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2、 家庭导入低
3、 消费低
4、 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导致美国实际利率过低，信贷消费扩张太大，美国实行金融创新，进口之门越开越大（美国相信可金融创新制度可控制国际经济走向）
5、 人民币汇率维持低价位，有利出口，不利进口
美国与中国扭转经济失衡应采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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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背景
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WTO）都纷纷举行峰会，要求扭转国际经济不平衡，要求主要国家严肃和采取艰巨的改革行动。
1、美国产业政策的迷思与现状
近几十年来美国奉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会自动调节，政府的政策被认为是市场失灵。这导致美国产业政策的支离破碎。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完全否定了美国历史发展至今，政府及其产业政策在商业和贸易中所发挥的协调作用。如好莱坞电影产业从无到有，得益于政府的补贴。美国19世纪的支柱-----铁路产业的繁荣是基于政府的支持，直至现在还享受减税的待遇。还有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保护、完全将“自由市场经济”拋诸脑后。政府违反WTO的原则，宁愿赔偿第年1700万美元给巴西棉农，而巴西棉农也利用这项补贴发起更猛烈的竞争攻势。
当今大国都有其产业政策，而美国没有。
这是21世纪的游戏规则，美国必须开始有系统地去考虑美国长期的经济利益。
2、中国产业政策的发展过程
中国的产业政策发展在很多方面都与美国外于一“阴”一“阳”的状态。中国完全不存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观念。
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有过度消费和低储蓄的国家，就会相应地有另一个愿意低消费和过度储蓄的国家。这就是美国和中国。
中国凭借庞大而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和出口强国。严格控制货币政策确保了出口价格竞争力，连续的五年计划确定了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各种直接和简接的补贴，融资优惠政策为经焙发展提供了帮助。使中国获得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同样的，也就是这些政策引起了全球经济不平衡。
中国经济是国家指导的经济模式，或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政府扮演着主导的角色。
然而，现在中国面对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竞争，加上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对欧盟和美国市场收缩的影响，同样的也要寻求再平衡政策。
3、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中国过去30年依靠投资和廉价劳工和出口发展经济，现在中国领导人比过往的20年拥有更大的权力去寻求经济再平衡。
他们决定转型，放缓经济增长，从9-10%降为7%。这比发达国家只有2-3%的增长好的多。中国是人口大国，经济上有7%的增长，很快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加上中国向来强调和谐合作路线，解决目前面对的经济困境比起西方国家肯定较为容易。
同时也决定扩大内需，上调工资，扩大社会保障，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中国更易于达到经济再平衡。因为中国基本上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权力掌控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不像西方国家的两党制，花费很多时间在谋求政权，不能客观地集中精神发展国家经济。
现在西方正面对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有利于中国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对中国来说正是有利的时机。
4、外在因素的压力
在过去的20年间，美国普遍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也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所以与中国之间的庞大贸易赤字屏不足以在根本上破坏双方的贸易关系。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正面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低增长。美国的贸易政策免不了越来越政治化。
但是目前全球经济处于“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状态下，且正依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来带动，尤其是中国高经济增长的带动下，和中国开战肯定对美国谋求解决经济困境更为不利。（个人观点）
世界正进入“全球治理”的时代，合作是解决目前全球经济困境最有效的方法。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和“亚洲投行”正受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无论如何与中国合作将是美国未来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最好选择（个人观点）
虽然面对政治压力下，美国对其贸易伙伴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硬，但面对全球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局面，与中国多合作才能真真实实地解决美国经济再平衡，发展制造业，降低失业率，从世界各发达国家与中国在政策上的配合可清清楚楚看到这个发展趋势。（个人观点）
在未来减少两国的贸易赤字有利于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正朝向这个方向发展，其实美国也正在朝向同一方向发展，只是避免不了政治博弈而已。）
5、内部因素的压力
除了来自美国等外国的政治压力，中国更大的压力来自内部。中国人民已无法接受过度重视商业投资的经济模式。
主流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的总经济规模已经逐渐超过美国，在中国境内剧增的收入差距已经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减少收入差距已被提升到极高的水平。
中国虽然有许多百万富翁，但仍有1.7亿人口每天只有2美元赖以生存。
6、不避免的人口转移（在此是指退休人口增长，储蓄用于消费将增加）
人口趋势也是推动中国走向经济平衡的一个因素。中国出口经济模式所依赖的丰富劳动资源很快将开始收缩，当这个情况发生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以及出口带动GDP增长都会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有研究指出，劳动力资源收窄现象将会在2015年开始。
再过一段时间，相当大比例的中国人口会步入退休年龄。到那时，工人积累的大量储蓄将被用于消费，从而减少家庭储蓄。
这些人口转移现象为中国的再平衡提供了支持，迫使中国从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慢慢转向一个更为平衡的消费主导的经济模式。
7、未来的道路
与美国一样，中国只有在一个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中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这需要中国改革其产业政策才能完全实现。
同样，中国需要有对产业政策反思的智慧，这点与美国相同。
这点与美国相同。这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坚定地寻求将中国经济从依赖出口转向国内需求的事实。
中美需要互相学习双方的产业政策。虽然这会带来一定的痛苦，但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程度和急迫性不允许改革的延迟。
三、中美经济不平衡背后的原因
最近几十年，美国的经济特色是由国内消费带动的增长、储蓄率低及大量的消费信贷；
中国经济的特色是家庭消费水平低、储蓄率高及非常少量的消费信贷。
在美国家庭消费占总经济的70%，而这个数字在中国通常只有35%。
美国家庭储蓄一般低于4%（在过去十年中某一个时期曾降至1%）。而在中国，家庭储蓄率几乎达到40%。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建立在这些没有消费为基础，一味鼓吹出口引导制造业而抑制家庭收入和消费的产业政策上。
美国需要解决其缺少竞争力的出口业、陈旧的贸易政策、脱节的产业政策及几十年来的借贷消费倾向。美国要想得更好的发展，就要发展一系列政策去鼓励有竞争力的世界级工业，创造制造业就业机会及国外出口，并要制定建立在经济而非战略利益基础上的21世纪贸易政策。
美国消费“火车”需要需要进站休息一下，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需要建立和维持宏观经济、财政、监管、商业和贸易政策，从而使消费者能够增加消费。
特别要注意的是，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都与中国的政策密切相关，并与之交织形成更为宏大的中美关系网。例如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表现低下的产业和贸易政策，就受到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显著景影响。
由此可见，中美双方需要认识到失衡背后所隐藏的各种因素并通过建设性的合作来实现再平衡。
1、从文化方面探讨消费观P14
文化甚至心理因素都会对经注行为，特别是对个人消费和储蓄模式产生是些影响，但不应高估这些影响的程度。在讨论中美经济不平衡时，文化因素经常会被摆在首位。其实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政策框架呼宏观经济条件可能造成更大的影响。
中国人民低消费和高储蓄，并不是因为深厚的中国节俭文化，而是抑制家庭收入的政策所驱使，消费市场不发达，以及缺乏社会保障使得国民不得不以高储蓄来“未雨绸缪”。
美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节俭的国家。1959年，美国人将其收入的8.3%储蓄起来；1973年储蓄上升到11%。直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储蓄才开始下降。美国有2个世纪的社会历史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清教徒理论”之上，强调辛勤工作和节俭。如果只考虑文化因素，美国人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储户。
最后分析得出，政策和主流宏观经济环境比文化观念对消费和储蓄模式都具有更大的影响。过分强调文化问题，有时可以作为一个方便的借口来逃避必要但困难的政策调整。（对落后的民族，文化根基浅的民族或许不一样）。
纠正全球经济不平衡最主要的是改革现行的政策。
2、美国：消费引擎及开放进口P15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引发今天的经济不平衡因素开始在美国产生。
低房贷率、房价攀升、不断增长的财富效应、不断发展的金融行业惯例，特别是对住房抵押贷款、房屋净值贷款和消费信贷。。。这些都全部刺激了过度贷款和消费，尤其是急剧扩张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以及抵押信贷担保证券的发展。
由于过分追求理念上的经济收益，以及自由贸易协定可能带来的战略利益，美国一步步打开进口的大门。让越来越多的国外制造商和出口商来填补美国消费者巨大的消费需求，这极大地破坏了美国贸易的平衡。
内在因素：物价上涨、标准降低以及大量的信用贷款P15
美国按揭率曾在1982年达到峰值18%。由于美联储抑制通货膨胀，房贷率在其后的20年间稳步下降，2002年下降到6%以下。尽管美国的储蓄率下降，但由于中国等高储蓄率的国家积极投资美国国债，美国的按揭率还是保持在低水平。
可以说美国是在“进口”其他国家的储蓄。
1995-2006年，美国的外国储蓄净值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上升至6%。同时在90年代相对平稳的房价开始上升。直到2006年，房价相比1997后上升了132%，房地产泡沫迅速膨涨。
美国政府的政策也在推波助澜，一些政府项目（特别是小布会执政时期）通过房利美、房地美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门制定，意在创立一个住房“产权社会”。降低贷款申请标准和资格。
由于竞争激烈，甚至向以往不可能符合要求的高风险借款人发放贷款。
抵押信贷担保证券：大规模金融毁灭武器P16
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扩张意味着巨大的贷款借给了还款困难的借款人。
20世纪80年代，美国未偿还房屋净值贷款总额为10亿美元；次贷危机时期，这个数字激增至1万多亿美元，使消费水平，买房出租、购物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容易取得贷款也助长了进口，造成更大的贸易赤字。
外在因素：美国贸易政策的改革和表现P18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美国出现了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这个税法大大加剧了美国的不景气。在当时，自由贸易或是限制保护主义是世界经济繁荣的一个必要基础。
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后才决心建立一个全球性和经济和战略体系，宣扬自由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
1948年成立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降低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1994年成功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从1985年起不到30年的时间，美国已经签订了20个自由贸易协定。
2001年，中国经过15年漫长而艰巨的谈判，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在成为世贸成员的首个10年，中国出口增长率达到600%。经济规模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成为巨大的工业化经济。
但是坦白地说，中国奉行的政策或做法并没有违反其加入WTO的条款，它只是精明的利用不够严谨的条款获利。西方企业抱怨，它们看到中国的保护主义在不断增加，自从全球经济衰退开始，中国市场的非官方障碍一直在增加。在部分西方管理者看来，近年来在中国做生意变得越来越困难。
美国拥护自由贸易，含义何在？P21
美国从80年代开始积极支持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扩张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后，贸易网络迅速扩张，其主要原因有二个：
第一， 让贸易伙伴进入美国市场。为了满足美国国内的过度消费，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以出口美国为经济支柱的发展战略。美国以此成为世界经济中无可争议的领头羊，其进口量从1980年的2900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1.5万亿美元，占全球进口量的20%。出口到全球最具有吸引力的美国市场于是成为从东南亚到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重心。2001年，中国因此而超越日本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第二， 在自由贸易协议中，决策者往往跳过了美国的经济和出口利益，转而以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考量作为根本出发点。自贸区成为了对支持美国外交政策或巩固美国战略重要性的一种“奖尝”，与其说是经济利益，不如说是政治交易。
80年代开始，美国的赤字节节攀升。在1981年，美国贸易赤字维持在160亿美元；到2001年，这个数字达到3610亿美元；到2011年增加到559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两国逆差突破3000亿美元，刷新了历史纪录。
总之，美国方面的各种因素造就了这种危机的不平衡：过度消费、房地产泡沫、普遍偏低的实际利率和大量信贷，加上积极建立在外交和经济利益之上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美国向全世界敞开了进口大门。
3、中方：强调出口与投资，弱化消费P22
中国经济出现的消费不足、过度储蓄和贸易顺差等问题也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
一系列因素，使得中国这“阴”与美国之“阳”构成了一对巨大的不平衡。
从毛邓时代到WTO P22
中国自建国以来实施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极少参与全球经济。邓小平掌权以后，中国开始了以市场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旨在建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强国。因页，其推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获得了赞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超过10%，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以及工业化大国。这些成就使数亿人民脱贫，达到同等收入水平，中国开始从低成本的制造中心向高科技产业过渡。
但我们也看到了造成不平衡的因素（出口、投资拉动型增长、家庭低收主水平与消费）主要始于2001年。
改革之初------与众不同的增长模式P23
在改革之初，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保障大多数人民（当时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利益。因此出台了一系列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包括制定政府收购农产品的最低限价等。1979-1984年，农村实际净收入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在改革的前10年，家庭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速，家庭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了金融体制改革。1984年成立了数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增加贷款。1988年和1989年，CPI增速超过了18%。为此，政府通过减少投资和放慢改革步伐回击了这一趋势。1990年通胀急速降低到3.1%。
然而，改革初期居民消费的增长势头也在这期间随之放缓。GDP增长的新引擎出现了。1989-1991年，出口约占GDP的一半。1990年出口增加了40%，加之人民币贬值21%，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本优势。
邓小平南方讲话，重心偏向出口和投资P24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可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水岭。他强调深化改革开放，重视经济增长。邓小平的改革计划很快被中国政府采纳，其直接结果就是政府投资（1992年和1993年越过30%），和GDP（超过14%）的骤增。
但是，国际贸易的收支平衡并没有那么乐观。尽管出口激增，但1978-1989年间只有三年中国没有出现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赤字。政府逐渐开始意识到人民币在解决国际贸易不平衡和刺激出口方面的作用，并采取了一系列货币贬值的措施。
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1：1.68，1990年为1：1.48，1993年为1：5.78 。尽管人民币不断贬值，1992年和1993年，进口的增速依然远远超过出口增速。1993年，出口开始下降，中国政府为此开始新一轮大幅贬值。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1：8.62，创下最低纪录。
一系列货币贬值措施，加上出口刺激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在1994年，中国的出口增加了66%。出口占GDP的比例，由1979-1988年的9%，增加到1992-2001年的20%。尽管如此，国内消费仍然还是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中国数10年经济改革的又一分水岭。此后，中国以牺牲家庭收入和国内消费作为代价，开始形成根深蒂固的出口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
轻工业、纺织业、电子产品在出口行业中拔得头筹。政府支持出口的一个主要做法就是对目标行业进行补贴，以改进技术、降低原材料成本、减少物流成本。此外，特区的建立为制造业、银行业、投资和贸易的发展创造了一外更为自由的环境。
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22.7%增长到2007年的38.6%。9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港口、机场、高速公路和地铁。投资占GDP的比重急速增长，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产能。
政府对工业部门的大力支持，加之利率一直走低，确保了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得以低成本发展，但同时也使得家庭收入得不到增长。
2007年投资占GDP的比重为40%，加之其他大型投资项目和刺激出口的政策，进一步扩大了产能，刺激了出口。当然，美国刺激消费的政策因素，也为中国的出口打下了方便之门。
由于以上因素，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从2001年的45%下降到2007年的35%。
政府也转移了其对医疗和教育等社会福利的责任，导致人们不得不将消费变成储蓄。2001-2007年，GDP的平均增速达到10.7%，而家庭收入增长为8.7%，农村家庭收入增速更是只有区区3.4%。
货币干预政策和大量外汇储备P26
从1994年的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直到现在，中国主要都是通过政府大规模干预货币市场来实现的。政府购买大量美国国债，用以盯住美元，导致了中国的外汇储备涨势惊人，从2001年的2160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占GDP比例从2001年的16.3%增长到2010年的48.4%。初略计算，美元在中国外汇储备中占到70%的比例。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居世界首位，远远超过排名其后和日本、沙特、瑞士和俄罗斯的总量。
人民币问题也成为中美两国不断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美国官员声称中国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人为地将其货币维持在低利率水平，以保证其出口的低成本优势。而中方则坚称人民币汇率处于均衡水平，并且人民币在近年来已经开始逐步升值。例如2010-2012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12.6%。但美方仍认为升值不够大。
综上所述，极具竞争力的汇率，以及各种鼓励出口的产业政策，使得中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家。
鼓励储蓄的政策与现实P27
政府一方面出台各种强有力的政策使资本流向投资和出口领域，另一方面还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抑制居民消费，促使储蓄成为必要。
跟欧美国家不同，中国并没有一张相对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来提供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服务。普通中国家庭往往都承受“三座大山”：医疗、教育和住房。他们选择保持较高的储蓄以应对不时之需，并为安度晚年提前做好准备。
虽然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家庭消费，但重点应该是将财富从企业转移到家庭。否则，鼓励消费政策只是治标不治本。
纠结的拥抱P28
简单地说，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国实际利率保持低水平，刺激美国的消费信贷。金融产品创新，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使美国消费者养成了“借钱来花”的习惯。同时，美国一味追求自由贸易，为其进口商品大开方便之门。
中国出口商由于大量购买国债保证了有竞争力的汇率，以及众多产业优惠政策，出口商得以从美国的过度消费中获利。特别是中国入世获得更多市场准入以后，制造商得以更加方便地为美国消费者及其消费信贷提供更多产品。
中国的出口优势把它送上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经济增长了，一系列因素却制约了国内消费的全面增长。有限的国内消费，加之进口控制，以及进口产品的不菲成本，造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长期存在。
不美这条老路在双方急剧变化的经济环境又表明继续走下去是行不通了。中美双方都应该学会在这段不利于彼此的交往中放手。
四、美国的再平衡民P29
既然我们了解中美经济不平衡，现在该是讨论采取措施，逆转或减少这种不平衡的时候了。最重要的是美国要改变从政府到企业的传统智慧，也就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实现以下三大目标：
一、挽救正在走下坡的美国出口，以及创新、研发等中高端职业所带来的附加值。
二、倡导更理性的消费信贷市场，限制和约束不利于储蓄的因素，在收入和消费模式之间建立更紧密的相关性。
三、即便不消除，也要大幅缩窄贸易赤字，如果上述第一点和第二点能成功实现，这个目标的部分可以自身抵消。但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也需要采用新的措施。
以上任何一项都不容易实现。美国应该如何向前发展呢？
1、不好说出口的：美国产业政策P30
美国要放弃目前不系统、不协调的一系列与现实脱节的产业政策，制定思虑周全的产业政策，以便实现上述三个目标：
对术语的简单解释。。。。P30
在美国产业政策这词让人想到前苏联一群无能官僚使到整个国家土崩瓦解。
基于此，如果要用一个更准确的术语来定义我们所讨论的内容，那该是“全球竞争力战略”。
2、何谓新的美国全球竞争力战略？P31
美国应该做的是，建立一系列核心指导原则，使其成为具体政策措施和决策的基础。这六个核心原则是：
（1）制造业举足轻重P31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经典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中根深蒂固，但也十分错误地认为制造业并不重要，对于一个成熟如美国的经济体，制造业不可避免地会萎缩，而且制造业的萎缩还能带来益处。
根据这个逻辑，取而代之，美国应该在金融和医疗保健这样高技术产业和先进服务业领域打造更多的“高地”。美国经济要远离“低科技”生产制造业，转向能提高国民发展的高科技和服务业。这有许多谬误，没有制造业，这些高科技将是无源之水。
研发工程师需要近距离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去。这就是为什么波音工程师们办公室搬到了工厂，贝尔实验室让“思想家和实干家同在一个屋檐下”。
失去了制造业，你就已经推动了很大一部分的创新能力。所有这一切，溢出效益、生产力、工资和创新能力，都因放弃了制造业而失去。美国必须要认识到制造业的无比重要性。
（2）贸易赤字损害经济P34
美国因其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身份，可以通过印钞票解决它的贸易赤字，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了它的长期繁荣和竞争力，也由世界上合并大的债权人变为最大的债务国。
美国已经到了不得不采取行动来挽救贸易失衡的时刻了。失业率的高居不下，美国已经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方式来解决就业了。
美国的贸易赤字大约占GDP的3%，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不可持续的水平。因为它意味着大量的失业。
美国和中国都要认识到现状的不可持续性，并逐步缩小双方有意或无意推高的巨额贸易赤字。
（3）贸易政策“新政” P35
目前正在谈判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就产这样一个似乎是战略教师多于经济收益的协议。其定位是一个所谓的“新的”和“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议，而在是事实上，有观点认为，一个没有包含中国在内的TPP，可能更多地是出于外交和战略考虑，而非贸易和经济考虑。
我们要提醒美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官员要对这一战略保持清醒。中美之间固然有一些实质性的意见分歧，但将两国拖入不必人的对抗状态，或夸大双方之间造成的“威胁”，却是不够明智的做法。特别是当一些小国家希望通过放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来从中渔利时，中美更是要保持清醒。日本的参与表明，TPP将不会是一个它所倡导自由贸易协定，而更多可能是以倡导自由贸易之名，谋战略利益之实。
通过TPP再次把美国和日本更紧密绑在一起，并且摆明了排除中国，将有效地彰显其战略“主张”。
所以再次使其贸易政策服从于地缘战略就必须要停止了。追求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标准应该是能否为美国产品和服务创造真正的市场机会，帮助美国增加出口，创造就业机会。
技术和战术问题。。。P38
从技术角度来看，美国的谈判过程忽略了几个能够发挥美国贸易优势的问题。美国贸易政策应该着重解决汇率操纵、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投资激励和税收减免政策、技术转移、对企业有所要求、推选传统贸易谈判中涉及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问题。
从战术角度来看，美国的贸易政策也有问题。简单直接地说，就是美国让步太多，而提到的回报太少。谈判代表极大地低估了美国的利益，而为其贸易伙伴畅通进入广阔的美国市场敞开了大门。
事实上，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美国各个行业的全球领导者地位被一一取代，部分原因正是其竞争者能够得以进入庞大的美国市场。美国放弃了美国市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只有基于互惠互利的条件，才有可能进入含金量高的美国市场，这也将为美国的企业和工人带来均等的机会。如果不是，美国的谈判人员应该学会说“不”。
（4）回归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责任P39
回归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责任时，作为政府最重要的是了解美国公司在国外市场业务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以及这些压力如何影响企业的决策。最重要的是需要了解如何才能正面地影响企业在各类问题的决策，以及如何从整体上影响美国在未来数十年的竞争力、就业和经济繁荣。
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当各国政府都上演着积极的干预者的戏码来诱惑或强迫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进入他们的国家，美国别无选择，只能随波逐流。
美国公司现在采用一种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只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些企业就更不会将利益天平倾向美国政府，或者他所代表的州或城市了。
美国企业领导人承诺要负责其遍布全球的股东利益，而不只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企业利益和国家的关系在本质上却还没有相应地调整过来，于是矛盾开始显现。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社会主流的不满情绪开始爆发。很明显的是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金融机构，获得了大规模的政府援助资金，企业的损失被社会化了。而这些企业利用政府资助所创造的利润却仍然是公司自己的。企业赚钱，损失由政府买单的方式大行其道。
这就揭示了美国产业政策的谬误。
新时代，新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强制要求企业明确贴上“本土公司”或“跨国公司”的标签，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不管以前怎么样，现在的时代，企业的利益没有必要跟整个国家的经济利益绑在一起，甚至还常常与国家利益相悖。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一味主动地给企业优惠，就显得很荒谬了，除非企业明确保证要顾及国家利益。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忽略了这一现状，需要有所转变。
如果正式划分本土公司和跨国公司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考虑更为合适的方式来解决。其实采取什么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在考虑如何影响和规范企业活动的时候，其出发点应该是企业的经营和决策是不是能够有利于整个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5）充足的资源与有效利用P43
美国必须意识到其他国家正在投入大量财力吸引企业、人才及其技术，而手段也并不只是图一时新鲜或者盲目扔钱的。简单地说，这些国家在财政上投入（以税额优惠、政府补助、低利率贷款等各种形式）的结果是使整个国家经济得到了更巨大的收益。
我们不能幻想着美国可以或者应该成为世界经济的“无形之手”，特别是市场上还充满来自其他政府的各种“有形之手”。而且这些手里还攥着现金和各种优惠政策。
美国只要拿出投到金融业的一小部分资金，放在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对于就业、工资增长、技术创新等都会带来远大于在金融业的回报。美国必须考虑什么样的产业能够实现规模效应，能与其他产业形成聚集效应，从而带来整体生产力的提升。而这些产业才是政府应该支持的。
如果美国要羸，就要认识到“制造业至关重要”，并明智地投入充足的资源来鼓励其发展；如果美国要羸，就要像中国，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从巴西到新加坡一样，去做一些投入。这个投入不是小数，但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教育也重要，只有培养出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我们的产业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6）回归理智信贷和消费P45
当一个没有工作、没收入、信用不良的人都可获得数十万美元的信用额度去消费，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地收紧放贷的标准。
另一项简单直接而有效的政策选择就是跟其他国家一样，考虑征收增值税。这将有助于家庭从债务中解脱出来，鼓励他们储蓄，还有助于旨入企业所得税，有助于改善贸易不平衡的状况。
美国应减少贸易赤字，让人以更负责任的方式去消费，使消费能与个人收入挂钩，而不是与信贷额度挂钩。而且多数消费品要在美国生产，并能有更多的产品出口。
3、未来的挑战P46
美国要安然度过此次经济危机，也将面临一系列重大而艰巨的挑战。其中的挑战是：
受利益集团控制的可能性P46
美国容易受利益集团出资宣传的影响，政府必须采取明智是政策免受这些具有集团利益目的之影响。
不切实际的期望P47
模糊的目标和标准P47
回顾华盛顿：白宫的观点在不断变化 P48
再看看中国P49
美国已经愿意采取更积极的产业化政策。
美国在制定和实行竞争力战略扭转美中经济失衡时将面临各种挑战。
以下是介绍中国要解决经济失衡并建立更平衡更持久的双边经贸关系所选择的道路。
五、中国经济恢复平衡P50
中国家庭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要大幅度提高，而企业占比则要减少。
中国政府重投资，轻家庭消费，以较低利率提供资金用于投资。因此投资在中国GDP中占近乎50%。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投资比例过高，而家庭消费占比少于GDP40%。按照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水平，家庭消费应占GDP的60%。
中国必须多管齐下，提高家庭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通过改革拿出更多的钱消费，而不是存在银行。
中国要解决外部失衡（即贸易顺差），中国可以通过实行更加开放的进口制度调整汇率政策，让新增的国内需求大量地转向进口商品，同时不影响进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
相反，如果中国因为进口壁垒和货币贬值，人们将大部分的钱用来购买国产品，那么中国的外部失衡问题则难以解决。
总之，中国需要爰出以下三项调整：
• 最重要的是让更多的国家财富从企业流向家庭；
• 进一步刺激消费，降低储蓄率，将不利于消费的因素降到最少；
• 增加进口商品购买的便利性，保持适当的汇率推动进口商品消费。
1、国有企业P51
国企改革为何重要？P51
中国国内企业大多从事制造业，服务业不够发达。中国的服务业只占全国就业的34%，美国高达81%，中国所处的阶段，该比例应接近50%，马来西亚服务业就业率就有60%。
中国也应改善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的价格，才能鼓励消费。
种种迹象表明国企是中国经济失衡的症结所在。
大型国企在海外P52
中国是拥有大型企业最多的国家，共有70家大型企业。其次是印度，拥有30家，再次是俄罗斯，有9家。中国的大型企业数量比其他几个国家的国企总和还多。
经合组织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约10%。这实质上意味着，全球很大一部分出口商品在政府的引导下由国企源源断地输送到市场上。
中国国企仍然继续维持现状，解决全球失衡将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因此，要解决全球济失衡，中国整个国企领域都需要改革。
我们实际需要改变什么？P54
中国的国企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指望中国彻底摆脱这一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引擎以及民族自豪感的来源是不切实际的。中国的大型国企将以不同的形式留存下来。
要求中国的国企支付给投资者更高的红利，直接让财富从企业流向家庭。中国企业税收政策的调整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另一方法是取消给予国企低利率资金，避免过度投资。加息也会缓解家庭储蓄的压力，进一步促进家庭消费。提升家庭消费能力是关键。
2、烫手山芋：汇率政策和进口制度P55
汇率政策和贸易问题是美中双边议程中所有热点问题中的核心问题。美中两国在扭转经济严重失衡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但在这方面，双方还有许多争执而未能解决。
个人观点：认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精诚合作看来是问题的关键。美中精诚合作是解决全球经济失衡撮有效的方式。
美国的观点P56中国视角P56
人民币从2005年中国开始货币改革至今，有效汇率已经上升33.8%。但是美国官员依然坚持认为中国对人民币价值的管制已经过严并且将继续低估人民币价值。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2012年6月的报告中推断人民币不会再被“严重低估”了。
的确，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值一直在下降。在2007年达到10.1%的峰值后，跌至2011年的1.9%和2012年的2.3%。中国有很多依赖出口的制造业只赚取微薄的利润，人民币升值刘很多制造企业撤离中国，选择到柬埔寨、越南和阵加拉扎寨。中方认为人民币大木结构度上升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到底谁是谁非？P57、新的贸易方式P58、设身处地地思考。。。P60
很多人认为，当前的困境和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下滑始于80年代中期美国鼓励自由贸易，然后是WTO实质上“出卖了”了美国的劳动力，从而增强少数企业老板和华尔街银行家的实力，让竞争对手（特别是中国）缩小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事实也证明了以上观点）。
中国已经采取了鼓励消费的措施，人民币也一直呈上升的趋势。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措施还不够。
社会政策P61
中国人口要继续大规模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正常的农村人口比例应为3-10%。但实际上中国的农村人口比例高达35%。不容乐观的是这部分人口的农业产值仅占GDP的10%.
应该让这些人更多地转移到城市从事效益更高和待遇更好的工作。但要实现这项目标，中国不必须改革户籍制度，因为它影响了人们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金，并且严重抑制消费，促进储蓄。
个人观点：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仍需要充分的时间，全球治理下的中美合作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寻找更为有效的方式解决上述课题。中美人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明显的，要中国根据美国的要求来处理政策课题并非实际可行的。
总之，这一课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3、挑战：前方的道路很艰难P61、既得利益集团P61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或是其他任何国家，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有时可以对政策制定和实施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坦白地说，在中国数10年飞速的经济发展中，政府内部和外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应运而生，他们的能力不可小视，他们能够阻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逆转改革的力量。（个人观点：在处理这项课题时要因地制宜，不可强制，相信中美双方都可理解的。）
个人观点：中国要解决本身的课题并不难，但要迁就美国的情况，这就确实有困难了。中国有中国的利益集团，美国也有自己的利益集团，双方都有自己面对的困难。
在改革方面，中国有中国的难处，美国也有美国的难处，但中国还有7%的经济增长，难处似乎比美国较小。加强合作才是出路。
全球金融危机突然出现，各国都有各国情况，要马上迁就国际经济变化并马上进行改革，的确需要时间处理。
经济突然放缓P62
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放缓，但由于GDP持续增长超过7%，政策制定者们依然可以推进改革议程，至少目前是如此。
虚假的黎明P62
美中两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注意：在对抗失衡过程中不要被“虚假的黎明”所迷惑而自满。必须找出正确的原因和正确的方式来解决失衡的问题。
例如，如果全球失衡现象的暂时缓解仅仅是因为发达国家的需求短期大幅度下滑，并非因为中国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一旦发达国家需求最终恢复，失衡问题将再次抬头。中国依赖的主要原材料的进口成本暂时上涨，也同样如此。因此，失衡的暂时性改善可以说只是“虚假的黎明”。
尽管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主要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减少，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中国的盈余没有真正的减少。
切合实际吗？P63
想到各种挑战和困难，我们不禁会思考期待中国完成改革并真正解决失衡问题是否切合实际？
至少一点令人鼓舞人心的，中国政府最高层已经明确表示改革是必要的。习近平主席也提到：我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继续高速增长，并且这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快步伐转变增长模式。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重点是转变增长模式。
2012年2月5日，另务院批准并公布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旨在解决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让中国向更平衡的增长模式过渡，增加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同时送减少投资的份额。
该综合性的文件涵盖了35个要点，并列出了多项战略和改革方案以改善收入分配，争取到2020年将家庭收入翻一翻。文件还介绍了多项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比如利率自由化、提高国企分红、增加社会支出。
国务院公布的该方案具体包括：
• 重申从2010年到2020年，人均家庭收入翻一番（实际收入），甚至中低等收入家庭的收入会增长更快；
• 在十二五规划（2011-2015）中，将国企对财政的贡献率目标提高5个百分点，其中部分将用于社会福利开支；
• 限业高收入群体的总工资和平均工资，并规定高级管理层薪酬增长应低于平均工资增长，缩小国企内部的收入差距；
• 提出改善收入再分配体制，包括税收、社会保障和财政转移。在十二五规划中，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的财政支出将增加2%；
• 提出逐步扩大房产税，增加资源税征收范围和税负水平，并适时推出遗产税；
• 扶贫搬迁人口240万，减少贫困人口（以2010年的2300元/人为准）8000万人；
• 提出户籍制度改革。
核心：行动就是一切P64
这份高瞻远瞩的改革计划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直接或间接实现以上这些具体目标，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认为一定会成功。和以往一样，行动就是一切。
至少我们知道改革是可行的。
中国经济可能面临进入成熟阶段的转折点。当人们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历程时，有一段经历特别值得关注。
当时全球卷入金融危机的漩涡之中，世界经济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更为惨淡。此时，中国大胆明智地作出了一个战略性决策，实施政策以扶持全球经济，而不是只顾短期内提高本国经济前景。
中国并没有采取货币急剧贬值政策，而是实施消费刺激方案，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力度都大。该方案让中国续推动全球需求的增长，尤其有利于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原料出口国。
中国没有货币贬值措施，有助于防止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严重的后果，即：一个个国家接二连三通过贬值本国货币开展竞争性贸易战。
为避免激进货币贬值政策，中国的做法在关键时刻有助于保持全球总需求量，也在多边贸易体系脆弱之际显示了它的完整性。一些分可执行评论人士甚至赞扬中国”拯救“了世界。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确实名副其实。这些政策执行起来并不容易（中国正在处理大规模刺激措施导致的不良贷款），中国也完全清楚这些措施会导致中短期问题。
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政策之所以重要有两原因。首先，它反映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发挥的重大影响力，中国确实重要，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如此，在应对全球经济失衡也是如此。
其次，或许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些政策表明中国决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经济与全球经济体系和活力和健全是多么的休戚与共。因此中国偶尔需要采取短期内有一定难度的政策，这些政策对长期保持全球经济体系的活力是必要的。
影响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问题不像全球金融危机那样紧迫，但是长期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因此需要中国的决策者们以同样和智慧、勇气和胆识来应对。
中国现在有必要撤销或改革一些政策，这些政策曾经带来中国的经济腾飞，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失衡。
国企改革是为了转移更多财富到家庭，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贸易和汇率政策的重心也要倾向于进口而非出口。社会政策和项目的改革是为了减轻家庭储蓄的压力，让它们更有动力和能力去消费。
从短期看，如果坚持现有的政策路线，面临的阻力最小。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真正解决失衡问题，那么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终究会遭殃。
六、结论P66
作为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着历史上最大的贸易不平衡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有着特殊的责任和强大的动力积极地解决失衡问题。
贯穿本报告始终的两国的重要任务如下：
美国P66
要克服根深蒂固的错误的”自由市场原教教旨主义“，回归到成就了美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济领先地位的模式：英明的美国政府积极地与私营企业合作以提升美国的竞争力。放弃正在执行的一系列不协调的低效产业政策，精心设计一个切实可行的全球竞争力战略。该战略包括：
• 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
• 意识到其他国家的政府正在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辩证法大力干预商业市场，将高价值的经济活动留在国内。如果美国不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就会失败；
• 使用多种方式鼓励企业将美国整体经济利益更加明确地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制定贸易政策改善美国的贸易状况，而不是作为外交政策的战略手段；
• 考虑国家增值税，调整消费信贷措施，将普通普通家庭的消费和收入更紧密地联系。
中国P67
• 让更多的国民收入从企业流向家庭。可以说这是扭转失衡必不可少的条件。
• 从根本上大规模改革国企以解决它们造成内外失衡的原因，具体包括：针对资金、土地、电力和水等要素投入建立一个更加市场化的成本结构，减少过度投资。通过股息、税收政策和提高工资将财富转移给家庭。
• 减少对出口的激励和扶持，更加注重国内市场。
• 扩大消费刺激措施，减少储蓄，将不利于消费的因素降至最低。这意味着随着人口从农村不断移到城市甚至还会加速，户籍制度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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