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美元主导下的全球金融动荡格局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信息来自：http://blog.cntheory.com · 作者：张茉楠 · 日期：09-06-2016

2008-11-26

内容提要：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局势复杂多变，美国利用其金融优势转嫁国内的经济矛盾，美元持续贬值、波动频繁，通过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以及资本市场途径影响全球金融稳定，使全球金融市场周期性逆转风险不断增大。本轮全球金融动荡的逐步升级，凸显出以美元为核心机制的全球分工体系下的全球经济金融严重失衡，以及新兴国家金融脆弱、政策错配等深层次原因。美元主导下的全球金融动荡使我们更加关注中国宏观调控的三大金融难题—— 热钱、汇率与资产价格带来的潜在风险。从短期来看，美元转向“高利率、高汇率”或“低利率、高汇率”的策略组合，但长期美元自身的不稳定性将使其在“弱势美元”与“强势美元”之间呈现出钟摆效应。面对全球金融动荡不断升级的趋势，我国应该在国际大背景和国内大环境中统筹规划、思考金融改革的总架构，积极推动金融结构的三大转型，以“汇率为纲”实施汇率与外汇管制“双平衡”的风险管理，构建科学有效的资产价值评估体系与金融风险预警体系。

一、“动荡调整，危机潜伏”的2008全球金融格局

（一）全球金融市场运行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由资产价格泡沫和信用泡沫破灭引发的经济危机）开启了一个全球一轮的金融动荡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 月8日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动荡将造成高达9450亿美元的损失，次贷危机使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剧烈动荡。　

1.全球股票市场动荡加剧，财富蒸发巨大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由“房地产危机-信贷危机-市场危机”的不断演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继续蔓延，全球各主要股市遭受沉重打击，据彭博社统计数据显示，次贷危机爆发后至今年5月全球股市总市值已累计缩水约近8万亿美元，全球股市 “硬着陆”的风险不断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身处“动荡中心”的美国股市，初期出现过急跌，但美联储大规模为市场注资、改革监管、连续降息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国自身相对有弹性的金融制度和发达市场基础，使其股票市场表现仍优于大部分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截至季度末，纽约股市道琼斯、纳斯达克和标准普尔指数累计跌幅分别为7.55％、 4.07％和9.92％。然而其它成熟市场方面，各项股指持续跌宕，反映欧股走势的重要指标——道琼斯Stoxx600指数当季下跌16％，同期日本股市日经225指数跌幅则达到18％；而金融市场规模与效率却远低于成熟市场的新兴市场方面，更是出现连锁性暴跌，越南、中国、印度股市跌幅位于世界前三位，分别为60%、58%、30%。

2.美元结构性贬值引发全球货币外汇（货币）市场危机隐患

（1）美元结构性贬值，主导全球外汇市场。美元汇率自2002年因美国经济波折而呈现强势货币政策的弱势策略之后，美元贬值经历了（2002-2004；2006-2007；2008-至今）三次不同的特色和阶段。

从07、08年走势看，美元结构性贬值特征突出。2007年突出对欧洲货币贬值偏多，自2006年以来，欧元对美元汇率稳步攀升。进入2008年，欧元对美元汇率走强的势头不减，4月份欧元兑美元曾涨至1.6020美元的历史高点，然而2008年以来则突出盯住对人民币、澳元、新西兰元等货币贬值。

（2）新兴经济体部分国家货币出现大幅跌宕。美元贬值对新兴国家中一些金融体系比较脆弱的国家冲击巨大。进入2008年以来，越南盾、韩元、印度卢比、泰铢、菲律宾比索、印尼盾等多个国家的货币均出现了对美元贬值的情况，而这些货币在前5年时间大致均是对美元升值，越南盾更是在2个月内快速贬值2.7%，进一步积聚了货币危机的隐患。

（3）近几月美元贬值幅度有趋缓回稳迹象。今年以来美元实际指数仅贬值2.1%，最大贬值幅度约为3.2%。最主要货币而言，美元实际指数最大贬值为3.6%,但今年以来累计贬值1.4%。从最近的走势看，美元连续大幅飙升，有筑底企稳迹象。

3.全球金融体系流动性（短期）与FDI投资（长期）呈现“双膨胀”态势

从短期资本来看，目前全球流动性富余资金超过18万亿美元，跨境金融资产交易量近年来翻了三倍。根据最新的统计，目前M2占全球GDP比重122%，占全球流动性比重只有11%；证券化债权占全球GDP比重142%，占全球流动性比重只有13%；金融衍生产品占GDP比重达到802%，提供了全球75%的流动性，美元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效应、日元的低息套利、欧元区大量的减持和抛售美元、以及各类“新晋”资本或基金都成为全球流动性的放大器。

从长期国际资本流动——FDI来看， 2008年FDI对新兴国家的直接投资仍维持增长趋势。因为这些国家都是生产制造大国或资源出口国，利润回报率高，1995年-2005年平均为 15.3%.近两年，投资不仅仅限于资源产业，制造业，还投向了消费、金融等广泛的内需产业。根据德意志银行报告指出，中国约有一半的热钱是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形式进入，数量往往超过中国官方实际批准的金额。

4.全球金融市场与其他商品市场的联动效应加强，价格背离常态

以美元贬值、油价彪升和粮食价格上涨为表象的“三金(美金、黑金和白金)”，再加上黄金异动是当前全球经济动荡的焦点。美元与其它三金表现为明显的跷跷板效应：

油价多次刷新历史新高，本月9号NYMEX7月原油盘中暴涨10.75美元，创下8.41%单日涨幅历史记录及139.12美元/桶的新高，此后也稳定在 130美元/桶的水平之上；主要粮食产品，小麦、玉米和大米的国际价格也都延续了2007年以来的飚涨之势；黄金走势较为复杂，除了供需因素外，还受通胀、利率、美元汇率以及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等影响。

这种大宗商品价格背离常态的上涨，脱离了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与美元贬值和对冲基金的合约炒作息息相关。据欧佩克资料，美元每贬值1%，将使得每桶原油上涨4美元。在美联储选择低息政策刺激经济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陷入“美元贬值—以美元标价的原材料或者大宗商品涨价—向全球传导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二）经济衰退与全球通胀，2008货币政策左右难为

一方面，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正在全球蔓延，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前景仍令人担忧。另一方面，持续高位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增加了通胀压力。货币政策在防止经济衰退和应对全球通胀之间左右为难。

次贷危机后美联储采取政策对冲模式，例如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窗口贴现、固定期限贷款拍卖等工具支持市场流动性，以降低高企的短期市场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全球通胀压力上升使得美联储无法继续采取降低利率的办法来扭转动荡的金融局势；对于欧洲央行而言，尽管经济数据表明欧洲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整体降温,但修正后欧元区5月通胀率升至3.6%的纪录高点，增幅超出预期，中长期物价稳定是欧洲央行的首位目标；日本需要持续密切关注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能源与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经济的冲击，日本央行维持目前0.5%的利率不变，是七大工业国中最低的。

二、此轮全球金融动荡升级的深层次原因

导致金融动荡的原因复杂多样，动荡的原因也呈现出多变性。本轮全球金融动荡的逐步升级、风险加大有其深远的时代背景及深层次基础。

（一）美元及 “经济自我主义”的金融政策是全球金融动荡的根源

美国利用其金融优势转嫁国内的经济矛盾，美元持续贬值、波动频繁，将通过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以及资本市场途径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特别是美元作为世界性储备货币，用于国际清偿和国际贸易的结算，其他国家与美元挂钩，这本身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在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不仅投资者将因此对不同币种计价资产价值和收益率改变预期，并进行重估，相应地调整金融资产投资组合，从而导致金融投机交易增加和资金的无序流动，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资产规模、机构效率、产品数量以及金融市场影响力看，难以抵御美国汇率与利率变化后的金融动荡。

（二）以美元货币体系为核心机制的全球分工体系，使全球经济与金融严重失衡

美国利用强大的金融优势成功地建立了以美元资本为核心机制的全球分工体系。不仅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纳入由其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与生产链条中，同时美联储充分利用纸币发行权、强大的逆差融资能力，构建了超额信贷能力的消费经济体系以及全球性商品和服务的定价体系，对世界各国在“生产、消费、投资”运行环节中的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

就中国而言，在“美元本位”这一格局下，全球产业分工和转移还将持续深化，在消费类产业（轻工业）转移完成之后，起自2003年的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高潮，已经带有明显的重化工业特征。据社科院金融所预测，当进入到重化工业转移的时代，中国年度贸易顺差将会超过3000亿美元，使全球经济金融愈发失衡。

（三）金融全球化使危机根源共生，新兴经济国家金融脆弱与政策尴尬陷入危机困境

一国经济模式造成的过剩侵入其他国家，是金融全球化必须付出的代价。新兴市场国家钉住或者盯紧美元或者与美元保持某种受控的弹性关系。这些国家经济金融周期受到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日益明显，原有周期性波动也将因之发生变化，而自身金融体系的脆弱以及政策的尴尬性为国际资本阻击提供可乘之机。

三、当前全球金融发展态势对中国经济金融的挑战

今年我国国内经济压力与国际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使情势更加复杂和困难，这里不仅有长期挑战，还有非常急迫的现实挑战，如何在一个动荡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寻求平衡与发展, 越来越成为中国面临的严峻课题。

（一）长期挑战：金融价格迷失与全球金融发展的不确定性，考问中国金融质量

当前流动性过剩、热钱流入、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等焦点使得所有问题集中在货币价格上，而有所忽略经济金融结构问题或经济金融发展模式的调整或改变。但是必须看到的是，金融“量大质低”已经是摆在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格局中的新问题和新风险。当前全球经济竞争由有形的“贸易战”转化为无形的“金融战”。未来这种趋势将直接涉及到我国金融安全和金融利益问题，其严峻性和紧迫性将远大于贸易结构的问题。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趋势不确定之中，对我国等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在自身与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基本状态中，将受困和受制于美元资产的牵制，短期价格干扰的迷失将导致、资产流失与调整混乱，甚至出现局部或全面的金融失控的金融危机。如何平衡金融量与质的关系必须摆在战略位置上。

（二）短期挑战：中国宏观调控三大金融难题——热钱、汇率与资产价格

当前中国宏观调控三大金融难题，其实都是受制于一个主轴的三种表象。而这个主轴就是美元贬值衍生全球金融动荡，使内外失衡加剧凸现。

1.谨防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异常触发“输入性货币（热钱）危机”

当前热钱流入压力较大，截至4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增加到1.76万亿美元。1.76万亿是个什么概念？超过世界主要七大工业国的总和，也超过了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的外汇储备的总和。

根据央行数据监测，从2007年下半年至今，热钱经历了流入减缓到加速涌入的过程。次贷危机的影响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博弈，是左右这种变动轨迹的重要因素。一个可观测的现象是，中国非贸易外汇储备增长与人民币境外NDF市场的升值预期出现了异常的背离。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正从以往的贸易融资转向FDI途径，这在FDI一季度出现异常增长。我国暴露于输入性货币危机的风险正在不断加大。

2.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突增

人民币外升与内贬并存是中国经济内、外部均衡同时缺失的货币反映。随着美国将“次贷危机内部成本外部化”、美元无序贬值、以及美国经济金融周期性风险的客观存在，中国外部均衡的实现需要较长时间的多边角力，这将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加大，尤其国际预期已经将人民币趋势定位为短期升值、中长期贬值，实际汇率同均衡汇率拟合更加困难。

汇率升值并不能像一般经济学理论说的那样缓解通胀，相反，人民币加速升值将给中国的通胀带来更大的压力。历史上经历升值过程的国家在升值期间，CPI的涨幅显著超越PPI。例如，对外资源倚赖较大的日本，升值降低了进口资源价格，导致PPI下降，而国内资产价格上涨推动CPI上升，刺激消费和非贸易品价格上涨。

就另一个口径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测算显示，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比去年同期贬值在贬值。在当前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货币的正常 “理性升值”有可能被“非理性升值”所掩盖，人民币产生了货币价格迷失和超调，这将使政策效果被扭曲，并降低本币升值对一国经济和社会福利所带来的利好程度。

3.全球金融市场危机下我国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的现实隐患

此番国际金融动荡逐波升级，引发了我国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等风险资产价值重估，引发资产价格大幅波动。据研究发现，今年非贸易外汇储备增加额（热钱）与沪深300指数月环比变化的4个月移动平均曲线在趋势上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从短期波动来看，2006年非贸易外汇储备与沪深300指数同步变化，而 2007年起呈现出非贸易外汇储备变化提前沪深300指数2-3个月。两者指数方向的暂时分离，可能意味着新进入境内的热钱处于潜伏状态，并正处在逐步对资产建仓过程中。当前应当把影响中国金融稳定的最重要因素——防范资产价格大幅波动风险放在首位，警惕热钱再度推升资产泡沫再获利打压，引发资本市场的“ 金融地震”。

四、2008美元主导下的全球金融走势预测及风险判断

2008下半年美元因素依然是全球关注焦点，也是国内外金融判断和预期核心因素。全球性系统金融危机加大，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正以骨牌效应和迭加效应，向相关系统和外延经济体转移，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将遭遇到更大的风险，全球金融动荡超出预期潜在风险不容低估。

（一）全球货币与外汇市场将突出美元主导的调整策略

1．美元未来走势的判断依据

美元走势的背后体现了美国金融发展战略的利益驱动。纵观美元汇率变化经历了不同阶段，都折射出美国金融全球化和区域化博弈策略组合。

判断依据之一：美元走势受美国金融长期发展战略的利益驱动，把握周期性节奏。

第一，短期搭配与长期反转的阶段性组合。近来美元升值、油价下滑以及符合预期的五月份核心CPI报告使美联储货币政策运用的重点保护目标趋于清晰，美元在长期低迷后重拾升势也表现了美国短期策略的实施已告一段落，正在为美元长期反转积蓄力量。

第二，全球性与区域性的结构组合。美元的目标很明确，在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贬值的情况下，重点针对欧、亚两大主要货币——欧元和人民币。从国际货币竞争实力来看，欧元是争夺美元份额的主要竞争对手。然而美国不断通过贸易、汇率以及利率政策分化欧元区的合作基础，通过大幅贬值来干扰欧元区合作，进而导致内部脆弱与不谐和扩大，冲击着货币合作基础和前景；当前人民币大幅升值并不是由中国经济实力和金融发展本身演进的内在规律使然，而是美元贬值以及全球大多数货币都极力干预各自货币升值的前提下出现。

第三，市场与政策的错位组合。美联储以宏观经济平稳为货币政策的出发点。次贷危机时期的货币政策更多是一种风险管理策略。主要体现在政策实施的力度、时机等方面的灵活性上，利用各种政策手段，平息金融动荡，阻断金融市场风险向实体经济传导。

　判断依据之二：次贷危机趋缓趋势，符合美元贬值见底的条件

　美元贬值见底的根本条件是次贷风波滞后影响充分显现后美元均衡汇率企稳及其长期恶化可能性的消除。美国近来公布的三组数据值得关注。

（1）4月份美国ISM非制造业指数有所回升。4月份非制造业就业指数从上月的46.9跃升至50.8，成为拉动总指数的主要因素。

（2）一季度美国劳动力生产率稳步提高。5月份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劳动生产率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非农劳动生产率折合成年率较上一季提高2.2%，好于市场预期的1.5%，同比提高3.2%。

（3）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收窄。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收窄，为582亿美元。使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逐步降低。

综合以上分析，虽然有些数据会使美元保持弱势，但受超调影响，美元继续大幅贬值缺乏理由，因此下半年有可能小幅震荡，反复筑底。

判断依据之三：全球经济放缓，通胀压力加大引发美元汇率调整

随着美国消费疲软、实体经济放缓影响全球经济，以及全球通胀预期的上升（见下图）将引发新一轮的美元货币汇率调整。

全球经济放缓将让美元受益。从历史上看来，美元在全球经济放缓时一般表现不错，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疲软开始蔓延到其它经济体，美元与全球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将通过金融市场负债率的下降和资源价格的下降两个渠道发挥作用（前文也谈到，美元与其它商品市场的跷跷板效应）。

此外，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5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升0.6%，不包括食品及能源价格在内的核心CPI上升0.2%。美联储将“强烈抵制”通胀预期上升，因而美联储已由主要考虑信贷动荡向通胀和美元疲弱的重心转移。

2.美元短期由于策略组合的转变有可能震荡走强，但长期美元自身的不稳定性将使其在“弱势美元”与“强势美元”之间呈现出钟摆效应

美元汇率波折复杂性扩大，但是美元反弹必然是市场周期、经济需求和战略利益的结果。

从短期来看，美元将由“低利率、低汇率”转为“高利率、高汇率”或“低利率、高汇率”的策略组合，笔者预计美联储有可能从2008年第三季度起重新缓步启动加息。美元的逐步走强意味着在短期内不排除汇率波动更加频繁，汇率更多地会出现双向变化的可能。美元兑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要有不同的升值幅度，而体现为一种结构性升值。

从长期来看，美元币值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周期波动与变化。无论是弱势美元还是强势美元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采取的是相机抉择的政策。弱势美元和强势美元更多地是由美国的经济状况所决定，而美国经济的三大发动机来看：新经济、高消费、金融信贷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经济周期与技术周期的不同步，使美国目前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缺乏引导美国经济走出低迷的新引擎。这样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就决定了美元内在币值的不稳定性。从长期趋势来看，美元会在“弱势美元”“强势美元”之间震荡、摇摆。

（二）新兴市场国家有可能由于美元策略调整演化货币危机

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在美元周期回升趋势下逆转，警惕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全球流动性调整的主要受害者将是新兴市场。经验表明，美元汇率与利率政策调整，将是以美元地位和作用优势回收流动性。此外由于许多新兴经济体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占其CPI构成的40％-60％，仍然承受通胀冲击所带来的沉重贬值压力。此时，国际游资流向逆转，伴随着新兴国家资本账户上的资产负债期限、币种结构失衡风险，一旦国际资本流出的动力强于资本流入的动力，就可能诱发货币危机。

（三）先于全球经济，全球金融市场周期性风险显现

全球金融市场将由周期性繁荣走向周期性调整，逆转风险凸显。本轮全球金融动荡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全球货币、贸易、资金流动失衡的调整结果。本轮金融动荡导致了全球经济、贸易进入衰退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预测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从前一年的4.9%下降到4.1%，最新出炉的尼尔森全球消费者信心数据显示，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88，为近三年来下挫之最。此外从金融市场本身的周期性运行分析，也正处在需要重新选择方向的重要时间窗口，由于金融市场的先导性、流动性会先于全球经济周期调整而有所反映。总体上，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场运行随着稳定性和效率逐步减弱，波动率加大而呈下降趋势。

五、全球金融动荡下我国宏观调控思变及其应对策略

我们面对全球金融动荡不断升级的趋势，我国应该转向更为坚决的结构性治理模式，将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在国际大背景和国内大环境中统筹规划、思考全方位金融改革的总架构，以达到收益最大和损失最小。在这个意义上说，2008年宏观金融调控的基调应该是结构调整迅速推进的一年。为此提出几点建议，其中前三点建议主要着眼于内部平衡，第四点着眼于外部平衡，最后一点内外兼顾。

第一，利用全球经济金融周期性调整的契机，改变“顺差思维”和“外汇储备偏好”，解决中国内外经济不平衡问题

前文分析到，“以美元货币体系为核心机制的全球分工体系，使全球经济与金融严重失衡”。对于中国而言，国内经济金融失衡不断加剧是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没有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则极易为国际资本制造经济恐慌乃至金融危机创造条件。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真正的国家竞争力来自金融资源配置的广度和深度，我国必须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高度将经济增长、汇率制度改革、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和金融业的开放作为整体通盘考虑，特别是要改变多年来的““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从权宜安排到结构调整，通过货币和资产价格杠杆，解决国内外经济失衡问题。

第二，金融体系结构优化,化解长期流动性过剩

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主要服务于工业大企业，不仅容易造成产能过剩，而且由于现有金融体系过于倚重间接融资方式，金融体系流动性不能迅速转化为实体部门的投资。当前，外汇储备充裕，可以因势利导、整合利用，进而推动三大转型：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化主体并存的结构性转型；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主导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的结构性转型；人民币由国内本币走向国际货币的跨越式转型。

首先，利用流动性，积极构建面向创业/创新经济的金融体系

因势利导，构建国家新型战略投资体系——创业金融体系。通过运用政府财政投入、企业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创业风险投资、银行信贷投入、资本市场融资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发展面向创业企业的债券市场，设立各类专项发展基金，从创业投资、创新风险基金、政策性金融到上市融资，形成具有多样化的市场准入制度、项目孵育手段、资金来源渠道和退出机制的创业融资体系，使流通领域的流动性进入生产领域。

其次，大力推进金融业对内开放力度，引导民间流动性（私募资金）向产业投资集聚

中国经济之主流产业依然高度管制或由国有企业垄断，国内民营资本无法进入，当前应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促进居民储蓄转化为实业投资，使民间金融资本可以通过成立私募基金实现正规化，从而有助于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产业的投资和竞争性行业的投资。

再次，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加大国有资产对外并购步伐

中国还没有历经全面的产业并购，对外并购将重构中国的产业效益，改变中国资产体系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此外应考虑建立一个“风险对立、价格稳定”的套期保值组合，的包含美元资产、石油、黄金、白银、铜及其他稀有金属等大宗商品储备，实现保值增值。

第三，构建科学有效的中国资产估值定价体系，避免资本价格虚高，防范价格泡沫

资产价格机制在金融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使金融政策的传导机制更趋复杂。资产价格波动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量具有非稳定性，央行很难及时建立稳定的货币供给模型，货币供应量目标因资本市场深化而失去有效性，并已经对金融政策提出严峻挑战，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有效的资产估值定价体系发挥资产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有效疏导过剩的流动性，以有效防范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第四，以汇率为纲，实施汇率与外汇管制“双平衡”的风险管理

以汇率为纲，把握升值节奏，发挥汇率平衡内外失衡的调节作用。

（1）一方面，实施改变单边升值预期的策略组合。热钱流入中国的目的就是短期内套利，人民币升值预期、中美利差以及超过15%的国内资本回报率是大量外汇流入中国的直接原因，而其中尤以汇率升值预期影响最大。因此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从而削弱热钱流入中国套利、套汇和套取资本溢价的动机。

（2）另一方面，考虑市场反转风险，加强外汇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双边管理”。即不仅加强流入管制，同时相应强化流出管制。包括启动资本管制应急措施，包括征收外汇兑换的“托宾税”、延长资金境内停留时间等比较严格资本管制措施。

第五，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与监管体系

一个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框架应具有前瞻性。构架国家金融预警监测系统，以分级式风险预警管理模式为基础，建立国家宏观预警系统,区域金融预警系统和地区预警系统三个层次的分级风险预警系统，实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预警子系统的垂直风险监测。

为了集中控制风险，在国家金融监管机构设置上可考虑设立国家金融管理部，下设货币政策委员会和金融监管局，将有关监管机构如央行、银监会、外汇管理局、证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部委的相关等相关职能部门，集中置于金融局的统一领导之下，由此构架一个有层次、有分工的金融风险监管体系。

第六，在金融博弈与金融合作中把握平衡，完善国际经济金融协调新框架

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的不平衡性集中体现在中美两国的经济模式和金融特征上，特别是两国的经济和金融周期的不同步，因此这种失衡不可能在本国内部解决。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后，金融危机显现出强大的溢出效应。美国 “以邻为壑”的政策不仅引发全球性危机，也使自身陷于更危险的境地。连美国自己都认识到必须加强双方，乃至全球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和沟通机制，有助于世界金融稳定。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以及由此可能衍生的“G2”模式为开创国际经济金融协调新框架指明了方向，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在金融博弈与金融合作中寻求制衡，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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