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金融危机与转型期叠加下的反周期难题

信息来自：http://blog.cntheory.com · 作者：张茉楠 · 日期：09-06-2016

——创业型经济：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风向标

2008-11-26

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每次危机都是对失衡的一次纠正，所有的危机都是这样的。未来全球经济将进入艰难结构调整期，因此只有有效缓和乃至改善全球经济失衡的痛苦局面，全球经济金融才能真正从危机中走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未来几年内，全球将告别经济稳定增长、世界贸易流量大幅增加的“黄金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1月6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3.7%，2009年增长2.2%。其中以英国最为严重，增长率为-1.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增长率分别为-0.7%、-0.5%和-0.2%。　对发达国家总体而言，明年的GDP增长率为 -0.3%，这是IMF自1944年成立以来首次预测全年GDP负增长。可见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而是一个中期问题。中国能否在危机中化解风险和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不仅关乎到中国的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成为全球经济下一轮经济增长浪潮中的“风向标 ”。

全球结构性失衡和周期性调整叠加引爆金融危机

当我们追溯全球格局之变时，不能不察其背后深层次的经济动因。导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冰冻三尺，由来已久。金融危机的产生既有全球经济空间维度上的结构性失衡，也有时间维度上的金融经济周期问题，是两者的相互叠加所致。

首先，金融危机是经济中不平衡因素不断积累，集中释放的过程。一方面，美国利用强大的金融优势成功地建立了以美元资本为核心机制的全球分工体系，利用纸币发行权、强大的逆差融资能力，构建了超额信贷能力的消费经济体系以及全球性商品和服务的定价体系，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纳入由其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与生产链条中。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生产领域逐年萎缩而金融不断扩张，积累了大量的金融泡沫。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 2007年上半年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量已占世界GDP的802%。然而负债经济终究难以承受过度透支，当美国金融投资过度而生产投资不足，实体经济步入经济下行周期区间时风险就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集中释放。

其次，历史经验表明，金融危机是实体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真实反映。全球经济每10年经历一次大周期调整，大部分是由美国经济周期所主导。从全球经济体系的深层次看，由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高增长行业动力衰减，经济增长缺乏引导美国经济走出低迷的新引擎，美国国内产业周期出现了“转换缺口”。这样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就决定了美元内在币值的不稳定性，也就势必造成以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提前反应未来全球经济周期的向下调整。

金融危机与经济转型双重压力奠定中国转型变局

全球金融危机的恶化升级，虽然给全球带来痛苦的调整，然而这也恰恰是打破当前经济动态均衡体系的一大契机。可以预期的是全球力量格局很可能向快速增长的国家和经济体转移，下一轮增长的强大驱动力，将来自于中国等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

格局之变让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未来的增长之路，中国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当传统比较优势下降，经济内生原动力明显不足时，关键在于寻找到启动新经济增长的发展引擎。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主要取决于影响长期总供给方面的因素。决定一个国家长期总供给也就是决定潜在产出的因素包括生产要素投入与效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方面。事实上，眼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全球外部的冲击而是自身结构不合理的影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是中国根本利益所在。

经济结构的转型包括三个层次：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投入要素结构转型，而这些也恰恰是决定经济周期的内在驱动力。从国际环境看，全球金融危机升级打破了原来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消费，新兴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全球均衡体系，世界五大经济体中的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都处于经济衰退边缘。在外部经济恶化导致外需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必须从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我们已经认识到应对外部金融风暴和内部不利因素双重压力，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和成功转型，启动内需是关键。然而如何启动内需？在全球经济进入下行阶段、通货紧缩阴影笼罩，人们普遍悲观预期以及社保体系、分配体系尚待完善的复杂情况下，启动内需的第一步不是消费而应该是创业经济领域的生产性投资，增加新兴生产领域的供给比刺激需求更有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首先，创业具有能够扩展经济活动边界、转变资源和调整生产结构满足消费需求的能力,这种“创造性破坏”对一国(地区)内生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从创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看，创业连接了投入、需求与产业三大环节。技术进步创造了新的产出，新的产出满足了生产和生活中潜在的和更高层次的需求，这种旺盛的需求又刺激着新兴产业的扩张，从而使新的需求成为新兴产业成长的动力，许多新兴部门收入弹性很高，价格高扬，其获利水平远远高于全部产业平均水平，从而引起创业资源迅速流入该产业，促进了新兴生产力的发展，可见创业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源泉。

其次，中国发展创业型经济潜力巨大。由于中国技术进步、制度变革的外溢效应，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最终消费性需求、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生产性需求以及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将会为创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机会空间。

经过多年积累，中国创业型经济已成为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目前，我国65%的新增专利、6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是由创业企业完成的。从创业活跃程度来看，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EM）研究报告，中国全员创业活动指数从2002年的12.3%逐步上升到2007年的16.4%。立足于全球视野下观察，中国的全员创业活动指数一直名列前茅居第6位，处于高度活跃的国家之列。2007年我国的创业活动活跃程度高于创业GDP曲线，表明我国的创业活动对 GDP贡献的潜力在增加，对未来经济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创业型经济破解转型期的反周期难题

预见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创造未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可以利用引进外资和技术的驱动，在赶超中实现财富的原始积累，缩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但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导入模式的局限性和潜在的风险性。如果说前30年中国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外延式的外循环（主要依靠出口拉动、外资拉动），那么未来中国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内涵式的内循环发展之路（依靠本土创业企业、本土资本的壮大）。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多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为了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出现了亚健康经济状态。无论是环境约束还是产业结构发展内在需求的角度，中国经济增长都将面临着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或知识依赖型的转型。创业经济是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经济转型中的阵痛和成本，实现平滑转型的最佳路径。

用经济转型的产业角度衡量，创业是企业价值创造和产业发展的起点，更是产业内生式增长的永恒动力。大力发展以科技型、知识型、服务创新型、创意型新兴创业企业为主导的创业经济可以从源头上遏制对资本等的大量投入，必然推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重点服务于成长性创业企业、重点支持自主创新企业，包括“五新、三高企业”（“五新”也即“新经济”、“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服务”；“三高”也即“高技术”、“高成长 ”、“高增值”）。

我国处在工业化深入发展过程中，大工业的就业能力也呈下降趋势,“高增长低就业”开始显现，只靠输血的就业扶持政策难以缓解就业压力，依靠发展创业型经济，打造自主创业的造血机制才是破除就业瓶颈的根本解决之道。因此创业型经济不但能够破解中国转型期反周期的难题，也对促进产业升级，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国家竞争力、增加就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必将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发展引擎。

启动创业型经济需要全方位创业金融体系建设

近几年来，以国家甚至以大洲为单位的全局性宏观创业探讨和行动计划日益增多，许多国家政府制订全方位和多层次的长期发展战略，成立了专门的组织领导机构，并建立完善的创业管理体系，加强战略层面的统筹管理，制定国家创业政策体系和实施计划，指明创业型经济的发展方向，引导和扶植创业型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政府对创业型经济的发展也较为关注，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可以说这为创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政策支撑。

发展创业型经济不仅仅是简单的创业扶持或政策性倾斜，更重要的是努力构建创业型经济体系。尽管我国属于创业活动高活跃国家，然而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劳动力结构等还存在着既往传统经济模式的烙印，与创业经济相适应的创业孵化体系、风险投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配与激励制度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等一整套的制度结构尚不成熟，体制障碍了构成创业经济的基本制度性约束。

创业的技术成果转化机制不顺畅。根据有关方面进行的调查，我国一般成果转化商品率为45.8％，而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25％，专利技术的实施率仅仅为 10%，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且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只有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此外，在从技术开发、产品开发、生产能力开发到市场开发的整个产业化过程中，许多新创企业缺乏参与国家科技计划的共性技术的研发的机会，科研院所和大学不愿给予新创企业需要的项目技术资助，更不会轻易将其研发成果交给新创企业开发和商业化运作。造成创业企业、研发机构、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的资源缺乏有效整合，科技成果共享程度低。

资源要素市场缺乏也降低了创业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事实上，知识资本经由创业企业的生产机制而进入市场过程，就是由知识资本凝结而成的商品实体的市场交易过程，体现了要素定价的市场化。因此必须有一个较为完善的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市场、技术交易市场，提供易获得的创业资源和要素。

创业型经济不仅要求产业转型，也要求金融转型。因此必须构建适合创业型经济发展规律的金融框架。

第一，多层次创业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实践表明：适合创业企业成长规律的多层次创业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是创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从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看，现在推出创业板更加紧迫。金融危机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平衡成为亟待破解的全球战略性议题。金融资本要以产业资本为依托，将大量投资引向生产和服务领域，通过扩大生产来帮助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创业金融体系作为国家的战略投资体系，通过运用政府财政投入、企业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创业风险投资、银行信贷投入、资本市场融资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发展面向创业企业的债券市场，设立各类专项发展基金，从创业投资、创新风险基金、政策性金融到上市融资，形成具有多样化的市场准入制度、项目孵育手段、资金来源渠道和退出机制的创业融资体系。

第二，构建创业资本市场的循环机制。构建以创业板为主导的创业资本市场循环机制。通过市场机制，有效评价创业资产价值，促进知识与资本的结合，推动创业经济的发展。为创投提供“出口”，促进高科技投资的良性循环，提高高科技投资资源的流动和使用效率，全方位的为创业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第三，建立科技发展银行或创业产业发展银行。重点投资在启动新经济增长点相关的高科技制造、能源环保、生物医药、农业科技研发领域。我国现阶段在保持四大银行发挥主体作用的同时，可以尝试在某些区域由地方政府开办专门支持科技型创业企业的中小型银行，它们可以通过发展和应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和方法, 探索开展多种贷款形式，有效降低对企业的信贷风险。

第四，积极发展面向创业企业的债券市场，改变千军万马靠银行过“ 独木桥” 的融资格局。在一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债券融资比例一般远远大于股票融资。2005年美国债券发行规模大约是股票发行规模的6.5倍，而2006年我国发行的企业债和公司债仅相当于同期股票筹资额的44%。可先考虑在高新区、创业园等发行企业债券，缓解我国创业企业的资金需求压力，可以进一步探索多种形式的债券融资方式。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技术创业企业发行融资债券。

第五，重新架构制度，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社会资本对创业投资的良性引导。基于转变的政策视角，创业园、孵化器等行政服务机构需要走上市场化、专业化发展的轨道，逐步发展成为联结“天使”投资人的区域网络组织。政府资本在创业投资中的作用主要在于鼓励、扶持和引导，政府资本应在适当的时机逐渐退出，将其主体股份让位于其他性质的投资主体，尤其是民营资本，充分发挥包括个人、企业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极具投资潜力的社会资本。

第六，规范发展要素与产权交易市场，促进风险资本与知识资本对接。要打破当前地区内产权交易市场的分割态势，形成综合的、多功能的产权交易市场，制定统一的交易规则，实行统一监管；鼓励国内重点地区的产权交易市场联合，信息共享，建立全国交易网络，促进产权和资金跨地区流动；促进产权交易市场与金融机构协作，为创业企业发展提供后续融资支持。

全球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的调整和重新排序之中，我国应化“危”为“机”，将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在结构性调整与周期性调整中需求突破点，全方位思考经济发展模式变革的总架构，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创业型经济发展之路，在全球危机中成为真正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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