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外”而“内”：三大战略转型凸显中国经济新拐点

信息来自：http://blog.cntheory.com/u/zhangmn/archives/2009/192.html · 作者：张茉楠 · 日期：09-06-2016

2009-1-4

摘要：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它是热冷周期性交汇的一年；是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年；是本轮高速增长五年来“最困难的一年”，是全球经济最为跌宕起伏的一年；又是面临着国家盈利模式重大转型的一年。展望2009，中国由“外”而“内”的三大战略转型将凸显中国经济的转换拐点。

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周期；结构性调整；战略转型；内需型增长

年终岁尾之际，回顾2008，确实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这里笔者归纳了6个不平凡：

一是从经济周期看，是热冷周期性交汇的一年；

二是从发展增长看，是调整经济发展转变的一年；

三是从宏观调控看，是本轮高速增长五年来“最困难的一年”，从年初的“双防”到年中的"一保一控"，到9月的“保增长”，以及11月的"保增长、扩内需"，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基调被完善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可以说是调控力度最大、应对措施最频繁的一年，因此也被有些学者称为“政策年”；

四是从外部冲击看，是遇到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无论是从全球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通缩，还是能源价格暴涨暴跌，或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步入衰退边缘，国际形势从上半年到下半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走势，是全球经济最为跌宕起伏的一年；

五是从自然环境看，我国又是遭遇自然灾害较多的一年；

六是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看，中国又处在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面临着国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转型。

可以说，2008年是真正具有考验大智慧的挑战年，中国能否经受得住这次考验，将决定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决定着中国强国崛起的新的竞争优势。

从上述6个不平凡看，除了第五点的天灾是不可抗力因素之外，其它几个不平凡的挑战，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把经济发展历史的长镜头拉长一点，我们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需要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考察，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2008年很可能超过德国，中国经济将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中国为什么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红利：“要素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这三大红利支撑了中国黄金发展30年。

从要素投入的红利角度看，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GDP中间储蓄率占38％，2007年的时候占到了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 “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返。

改革红利：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全球化红利：改革开放30年，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改革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其中进出口比值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上升到66.2％，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之变让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未来的增长之路，中国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当传统比较优势下降，经济内生原动力明显不足时，是否能够寻找到启动新经济增长的发展引擎。中国既要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又要把握“前所未有的机遇”。从挑战来看，一方面是长期增长动力衰减的冲击与挑战。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

另一方面危机也使得中国产能过剩的周期性调整提前到来。随着全球经济的放缓和出口下降，2003-2007年我国企业的高产能扩张问题演化为中国经济运行潜在的最大风险之一。在2003-2007年全球经济扩张时期，西方国家主要经济体总体呈现供给不足状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化了新兴市场的大量产能。然而，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随着地产、股市和衍生金融产品等资产泡沫依次破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金融商品交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物质产品的过程趋于萎缩甚至可能中断。无论是中小企业大量破产，还是周期性敏感行业的负增长，都表明中国产能扩张问题已经凸现。

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我国的出口和房地产两大引擎也趋于衰竭，需求不振和产能过剩直接导致微观企业经营困难、宏观增速大幅放缓。中国经济在经过2007年GDP同比增长11.9%的高点后，自2008年开始明显回落，并且呈现出加速下降的势头。今年三季度GDP 仅同比增长9.9%，是2005 年以来首度再次回落到10%以下。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7年新低；11月PPI环比大降4.6% 经济活动明显收缩。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预示经济周期很好的先导性指标，该指标包含生产、订单、出口订单、库存、采购量等多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而该指标在今年4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就一路下滑，这与中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从今年6月份开始持续回落，从5月份的117.3回落到10月份的94.7。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和前瞻性。08年的经济回落——特别是在下半年——所出现的不是软着陆，而是快速下降的“硬着陆”势态。

危机孕育机遇。就转机的角度而言，金融危机对于中国，除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引擎的转向，以及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因此机遇也就来自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生态重建的过程中，这恰恰是中国发展战略的由外向内三个重大调整和转变的重要机遇期：一是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每一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阻碍，都是加速改革、培育基础、酝酿动力、提升能力、养精蓄锐的蛰伏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二是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而这也是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经济运行的两级就是生产和消费，现在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变成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替代美国消费！这实际是发达国家的消费权部分让渡给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处于一种失衡状态，美国的单边消费及不断膨胀的双赤字是失衡的根源所在。世界经济需要重新走向平衡，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替代美国消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2007年我国净出口率高达8.9%，经济增长中有2.4个百分点靠外需拉动。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下滑2.3%，其中1.2个百分点是由于净出口贡献率下降引起的。因此动力引擎由外向内的转换将大大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应该说，世界经济危机客观上为我们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加快改革，提供了比较强有力的倒逼机制。我认为未来的第二轮经济激励计划侧重于刺激消费、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最伟大的经验就是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更好的发展。改革与发展相辅相成。如果说，今年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做加法的话，那么我认为明年宏观调控的思路可能是做减法，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经营成本。此外还要应该着力改善投资结构,降低民间资本投资准入门槛。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高投资率有其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较差。从政府为提振经济而启动的内需开支来看，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过大，尽管这样可以集中财力拉动经济增长，但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因此,政府应该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降低垄断行业的进入门槛，对存量进行结构性调整。

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已现。内需转换关键在于刺激消费型经济增长。大国经济要有大国的消费市场和内需市场，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需要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体系这样的社会安全网，来改变最终消费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来调整消费和储蓄之间的结构。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向内需转变至关重要。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建成，日本是20世纪60年代，韩国则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都相继建立起这套体系。我国上一次的扩大内需战略就基本解决了包括告诉公路体系，农村电网改造以及扩大大学生招生规模在内的三大社会民生基础设施框架。现在的中国，也许正是建立全覆盖的、发展型的福利体系的良好机会。

三是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应该说，国际资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原因。30 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外资引进、资源开发、补偿贸易等方式开始的。这些方式是从当时中国低发展水平出发现实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战略选择，也正是当时中国缺乏资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走上了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然而这也决定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分利益。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的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60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资产、1.9万亿的外汇储备的庞大资本规模，然而当前中国资本“量大质低”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格局中的重大考验，如何寻求中国资本的竞争优势，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将对未来中国大国真正崛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周期调整，意味着通过兼并收购等渠道实施全球布局，迎来更佳的时机。中国的资本输出不仅仅是缓解过剩外汇储备，置换贸易顺差的简单手段，更应成为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战略的核心。要充分利用目前丰富的外汇储备，由债权投资为主转向股权投资为主，一方面要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产业并购和结构升级，中国还没有历经全面的产业并购，例如目前，中国钢铁行业的集中度要远低于国际水平，前四大钢铁企业产量仅占市场的30%，而发达国家一般达到50-60%。因此，国内的资源密集型大企业存在进一步整合的空间。对外并购将重构中国的产业效益，也能减小外部需求萎缩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积极稳妥地抓住近期国际资源价格下滑的有利时机，为中国推进工业化进程积累廉价资源的储备。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即由“世界工厂”转为“世界资本策源地”，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才能实现经济成长的全面跨越。

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价。展望2009，中国如果能够顺利完成这三大转变，那么，可以预期经过危机的洗礼，中国的经济生态系统将得到不断优化，中国经济将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8.10.

2. 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08.10

3. Carmen M.Reinhart & Kenneth S.Rogoff. 从世界金融危机史看次贷危机走向.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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