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迎合时代发展趋势 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信息来自： · 作者： · 日期：20-06-2016
2009-01-02
来自世界最先进与最主要发展中国家的20国集团（G20）领袖，两个月前（去年11月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备受各方瞩目的国际经济峰会，完成了有关如何处理这次源自美国次贷风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广泛原则及行动计划，引起了各国积极和普遍回应。
深为世人寄以厚望的G20峰会及其会后发表的《峰会宣言》，强调与会各国必将通力合作，恢复世界经济成长，达成世界金融体系所需的改革，增加新兴国家更大的决策权、发言权，都是人所企盼的共同愿望。
20国集团成立于1999年，包括发达国家组成的7国集团（G7）、“金砖四国”（BRIC）新经济体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沙地阿拉伯等能源大国，势力强大，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呼声四起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这一冗长的《峰会宣言》中，订出了旨在克服金融危机的47项行动计划，重点在于为脆弱的全球金融体系建立一系列监管机制。行动计划目标则在求防范高风险投资模式及监管漏洞，避免其危害整体经济。
为拯救国际经济尽速脱离险境，峰会呼吁能在2009年3月底以前建立起“监督机构”，以强化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
20国集团峰会也达成5项金融监理的改革原则，包括强化透明度与责任感、强化健全监理、促进金融市场健全、强化国际合作以及改革国际金融组织。
各国领袖在《峰会宣言》中，确认了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处理金融危机所扮演的角色，并强调这个具有逾64年历史的国际金融组织必须现代化，以跟上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环境。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4点建议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峰会致词中郑重指出，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避免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虽然种种迹象显示全球性经济危机已是势难避免。
针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问题，胡锦涛表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中国也主张重点实施4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其具体建议如下：
一、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
二、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三、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
四、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中国认为，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尤其要关注和尽量减少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的损害。
胡锦涛坦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也使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中国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
最近以来，中国已经接二连三地提出多项刺激经济成长的紧急措施，包括去年11月初正式宣布一项为数高达4兆人民币的刺激内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显示了其抗拒国际危机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坚强决心。
亚太经合支持国际金融改革
继G20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之后，成立于1989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于去年11月下旬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并发表《利马宣言》，强调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应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对国际金融组织进行改革。
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中，也包括了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9个来自20国集团的成员，有助于两个经济集团在许多重大的国际经济问题上，例如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改革国际金融组织的立场趋于一致，相互呼应。
利马峰会在其发表宣言中，除了对上述两项问题表达其立场以外，也承诺与会各国要保持密切协作，并采取全面行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会议也重申1994年亚太经合领导人在印尼茂物会议上明确提出“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与投资”的目标，正是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茂物目标”的议程。
APEC在利马会议表达了对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加强监管与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增加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等G20峰会成果的“强烈支持”，体现了不同经济集团之间已经有效地扩大了国际社会对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的愿望与共识，说明了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刻不容缓的当前急务。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的1944年7月，来自世界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 (New Hampshire）游览胜地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通常称为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 Conference），以讨论相互关注的经济问题，并试图就某些特定建议达致解决方案。
与会代表团一致认为，国际金融合作及国际援助，对于各国战后重建计划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举行之前，美国助理财长哈里D. 维特（Harry D. White）和英国凯恩思勋爵（Lord John Maynard Keynes），于1943年4月分别向世界组织提呈了有关如何稳定国际货币汇率和扩大国际贸易两项重大计划，经世界各国专家详加讨论与热烈争辩，最终由所有出席专家提出一项《联合声明》，使之成为1944年在美国举行布雷顿森林会议讨论的基础。
这项国际金融会议最主要的成果，便是创设了战后两大国际金融组织，即国际重建与发展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后改称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两个金融组织，皆隶属于联合国，总部设在华盛顿，两者具有相同的组织结构，并在当年拥有几乎相同的会员国，其运作也大致由美国与其他西方大国所主导、支配。
近些年来，各国学者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变化，包括金本位制度的建立、演变和崩溃，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而这个由战后西方主要国家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体系 — 布雷顿金融体系，也已经遭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争议。专家认为，布雷顿金融体系也是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的金融体系，既可称为金汇兑本位制，又可称为美元—黄金本位制。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固定汇率，是这一体系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这一体系正常运转的中心机构，具有管理、信贷和协调三方面的职能，其建立“标志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新发展”。
在1937年以前，国与国间的贸易结算，是以黄金为主要媒介，当时国际货币制度称为“金本位制度”。英国首先在1821年推行“金币本位制”，规定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熔化，人民可以自由持有、转让及进口黄金。后来“金币本位”改为“金块本位”，规定不再允许自由铸造金币，人民只能以纸币换取一定重量的金块。由于黄金供应量不足以应付国际贸易需求，其时世界总产量每年不到2千公吨，难以将市场流通货币全部以黄金赎回，因此各国取消以纸币兑换黄金的权利，不过纸币仍以黄金为后盾，称为“金汇兑本位制”。
奉行“金本位制度”的国家，其货币交换比率是按法定黄金重量计算，如1928年，英镑含纯金113.006安士，美元则含23.22安士，英镑对美元的交换比率为1英镑折合4.8667美元。虽然“金本位制度”已被废弃不用，黄金依然被各国中央银行当作货币保值的后盾。而黄金的官价从1934年至1973年，一直维持在每安士35美元的水平。（参见1990年9月6日《南洋商报》蔡维衍博士撰《黄金价值与金本位制》一文）
布雷顿金融体系分崩离析
中国学者认为，布雷顿金融体系既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这是由于这一体系一方面以一国货币作为主要储备资产，使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甚至全球金融领域享有一种特权地位，因而存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实行这一固定汇率制度给美国有机会输出通货膨胀，加剧全球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作为黄金的补充，弥补了清算能力的不足，固定汇率制对保持汇率稳定，促进世界贸易、投资和信贷关系，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其不可否定的贡献。可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金融体系本身也存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这就是，以美元等同黄金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一旦美国出现经常性的国际收支逆差，必然动摇美元的信用，引发美元危机，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混乱；反之，如果美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固然可以稳定美元，但它就不能满足随著国际贸易增长而对国际储备资产日益扩大的客观需求，从而引起国际清还手段严重不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一不可克服的矛盾不断发展，导致布雷顿金融体系无法有效运作。现在主要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起主导作用，并正同各国加强国际货币协作，不断提出完善国际货币体制的方案，为重建国际货币体制而努力 。
显而易见，由于布雷顿金融体系以西方大国为主体，美国又是居于支配性的权威大国地位，对于弱小国家，尤其是后来加入的贫穷落后国家，既无发言权，也难于享有平等的地位，是这一金融体系致命的弱点。布雷顿金融体系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如果把目前浮动汇率制概括为整个货币体制，实际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制度是一种与黄金脱钩的信用本位制。
西方经济学者慨叹地指出，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虽导致美国伴随著倡议中的经济合作宣告失败、全球经济瓦解和民族主义复兴而加剧了经济萧条局面，却也促成经济思想革命的浪潮。经历了逾半个世纪之后，又是金融强国美国由次贷风暴引发了另一场世界金融危机，真是匪夷所思。这或许正是人类智慧所面对的一大考验。
不论是整个经济体系出了问题，还是人类智慧面临了考验，中国经济学者已然普遍认为，在布雷顿经济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已经陷入空前的动荡和混乱之中，不独汇率变动频仍，国际收支调节失控，国与国间经贸关系紧张，矛盾重重，冲突不断，也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国际金融风暴，造成股市动荡不安，汇市升沉起伏不定，商品市场险象环生，令人难以适从。因此，改革并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成为各国共同的要求。
新建国际金融体系呼之欲出
今天，要求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并能迅捷而有效地为各国提供急需援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确是各国一致的共同愿望，而改革和重建一个能够适应经济环境千变万化的时代发展趋势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更是响彻云霄。我们强烈认为，这项拟议中的国际金融新体系必须兼具以下几项重大使命：
要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积极发挥其在维护国际和地区金融稳定、加强金融监管等方向的作用，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订权；
要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制订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标准、预警系统和风险防范体系，特别是要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的监管；
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努力发挥多种货币的作用，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改变目前国际贸易至少70%以美元作为仲介货币的不合理现象，鼓励逐步使欧元成为仲介货币之一，并最终使美元、欧元以及中印日韩的亚元形成齐头并进的共同货币的局面；
致力使迎合时代发展趋势与切实为各国提供必要资助的国际金融体系充分体现法律约束与道德规范的精神。
一般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其重建，既已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中心课题，除了必须全力以赴，设法完成其所肩负的重大使命，也必须正视现行货币体系中储备资产多元化、管理浮动汇率长期化以及货币集团化的发展趋势。
欧洲货币体系的形成及欧元区的出现正是货币集团化的集中反映，其目标除在于稳定区域内部货币稳定、转嫁经济危机、实现政治一体化，更重要的是旨在摆脱美国的控制。
香港证券会前主席及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前助理行长沈联涛，日前为文嘲笑2008年爆出的美国纳斯达克前主席伯纳德 麦道夫（Bernard Madoff）所一手搞出的惊天动地的500亿美元骗局，究竟算是体现了怎样的资本主义？特别可笑的是，麦道夫的侄女是他合规部门的负责人，而他侄女的丈夫则是前美国证券会律师。
目前，次贷风暴所引发的金融危机还在延续，美国金融监管架构最近可能有所调整，现存的监管机构已开始进行整合。
沈联涛在其另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改革计划。美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套制度，其整体架构包括了五个联邦层次的银行监管部门和各州银行监管部门、一个联邦证券监管机构、一个联邦期货监管机构，以及若干监管证券公司的州一级管理部门，还有各种各样权力大小不一的自律组织。美国保险行业则完全由州一级进行监管。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承认，现有的按照金融产品划分的监管体系，已经不适应今天金融市场的现实。目前的监管模式是按照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期货业分别设立专门监管部门。沈联涛认为，这种模式带来的最重要问题是，各监管机构间缺乏协调，对问题难以达成共认，而且互相责难，最终没有一个监管部门对跨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承担责任。其实，监管重复、缺乏协调、监管不统一、监管真空等问题，在美国已经为时已久，不是一天两天。这或许必须要通过另一次大危机，才能使得各界人士具备足够的政治意愿来推动改革。
全面的国际金融改革与重建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金融监管只是整个金融改革的冰山一角。美国及时提出监管改革，当然有助于防范今后可能再度出现的金融危机，可说聊胜于无。概而言之，计划中的美国现有监管体系将被重组成三大机构以各司其职，并分工合作：
第一、市场稳定监管，用以解决总体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问题；
第二、审核监管，用以防止政府存款保险体系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金融机构风险；
第三、行为监管，包括投资者和保护者的监管。
英文《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谢国忠，也在其评论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总结中指出：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解体，是这次危机发生的关键所在。“大萧条”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道德风险是金融稳定最大的威胁。只要有人拿著别人的钱去冒险，他的自由就必须受到限制。所以当前的急务就是重建逾十数年来拆毁了的防线。真是一语道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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