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争议不断背后
信息来自:本会财经研究组(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 · 作者: · 日期:30-06-2016
2010-05-07
在一个世界范围的外汇市场上,商业银行和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交易,是以另一种通货确立一种通货的价格。这个价格就叫汇率。
由国际收支平衡表结算交易双方的经贸往来清单中,任一方假定要求美国个人、企业或政府给外国国民支付的交易,就引起美元的供给。而任一方要求外国国民给美国方支付,则引起美元需求。
假定按欧元给美元建立供给和需求曲线,这些曲线就决定了两种通货之间的均衡汇率。
如果一种通货的需求或供给曲线移动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取决于这个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供给或需求要引起不均衡状况。当美元供给过剩时,联邦储备局或外国中央银行就不得不进入市场购买美元直至过剩消除。
为了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干预,中央银行必须握有为别国中央银行所认可的国际储备金,即外汇储备。
汇率决定及其变动影响经济
汇率理论是属于货币和货币流通与信用理论的范畴。同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两个基本的结论是:一、汇率变动的各种现象必须从价值规律的作用方面来考察,确定纸币为黄金的代表,并且服从于价值规律的作用,才能正确分析这些现象的本质。二、在经济危机中,国际收支对汇率会发生十分强烈的影响。
经验证明,在汇率变化的各种因素中,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差额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影响汇率的另一个因素是资本输出。
决定汇率的因素是建立在各国货币可比性的客观基础之上的。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其汇率则完全由外汇市场上外汇供需关系来决定。
根据汇率的本质,在理论上,可以通过比较两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得出两国货币的比价,这是一种理论汇率。在现实中,汇率的确定和变动还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这种政策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一国货币对外贬值,该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降,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上升,终致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反之,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因而,政府通过汇率调整,可以达到改善本国国际收支状况的目的。这种理论主要有四个假设条件:国际市场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进口商品有很强的供求弹性;一国货币贬值,其他国家汇率不变;本国出口商品的国内外价格不变。而实际上,这四个条件是不可能完全存在的。这里的否定是对抽象假定的抽象否定。因此,没有理由一概否定上述假设条件的客观性,进而否定传统汇率政策的有效性。
学者一般认为,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上所述,一方面,汇率本身受著物价、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状况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对一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产生程度不同、大小不一样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四个基本条件:一个国家的开放性程度;一个国家生产商品的多样化程度;同国际金融市场联系的程度;通货汇兑性。
汇率变动对一国内部经济的直接影响,集中体现在物价的变动上,而物价的变动,又对国内经济的其他方面发生影响。若外汇汇率上涨,进口商品通过汇率换算后的价格必然会立即上涨;反之,汇率下跌,进口商品价格也下跌。进口商品价格的涨跌,连锁反应,又进一步影响到本国出口产品价格或整体物价。在当前国际经济关系日趋密切的条件下,汇率对一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这一国家的对外贸易上。
汇率变动对国际经济关系也有著极其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汇率变动影响了国际间的利益,进而加剧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矛盾。当前,主要是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发展,又激发了发达国家之间为争夺市场而引发的冲突与斗争,也在一定条件下,激发某些发达国家为维护其金融与经济利益而反对美元长期占据的霸权地位。
中美贸易失衡引发汇值争议
中美两国分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近些年来就是由于双边贸易出现了钜额的贸易盈余和逆差而引发了两国间诸多贸易磨擦和冲突,甚至影响了中美关系正常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关于人民币汇率价格的争议。
在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期间,按名义汇率计算,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了21%。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持续扩大,贸易顺差从2005年的1000亿美元(3200令吉),猛增至2008年的3000亿美元(9600亿令吉)。
倘若再依一些人的建议,让人民币再大幅升值20%,可能会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产生较大的影响,但这将扼杀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利益集团甚至妙想天开,呼吁人民币升值1/3或更大幅度。既要中国源源不断提供廉价资金,出口资本,又要人民币一再升值,改善贸易失衡。这当然不可能会为北京当局所接受。
截至2009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增至2.24兆美元。直至2008年7月,始于3年前人民币兑换美元逐步升值的步伐停止了,之后外汇储备增加了6000亿美元。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约为2.447兆美元。中国正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求遏制通膨的效应。虽然货币增值,减低了进口货物价格,有助于抗衡通膨,却不利于经济增长。
金融危机缓和以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复甦的有利局面,最近国际间热门的议题主要是希腊债务危机和中国的人民币汇率。
在金融货币和经济专家沈联涛看来,希腊债务危机不过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诸多矛盾的一个体现,而人民币汇率问题则是横跨太平洋的贸易失衡再平衡过程中的冲突导火线,相对而言,是个更大的问题。
华盛顿一再指控中国是个外汇操纵国,有违贸易平等原则,并不断恫言将采取相应报复措施。几经双边和多边磋商以后,美国财政部已决定推迟原定于今年4月5日发布有关中国是否是汇率操纵国的报告。中国是不是如所指称一再抑制其货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升值,无论如何中国人民银行要怎样有效地管理其货币汇率,也确是其主权份内之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人民币汇率改革将依照其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绝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下而停止推进其经济运行与汇率改革。
在这之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则非议一些国家,自己贬低本国的币值,反过来又想以施压的手段,强迫他国的货币升值,并认为这是双重标准的做法。
美国也一再在国际间危言耸听地游说贸易失衡是造成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中美贸易不平衡则是导致美国处于经济困境中其中一大原因,这显然是夸大其词,言过其实,也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
经济专家指出,尽管美国的经常来往账户赤字已经有所改善,并缩减到只占GDP的3%左右,而中国的经常来往账户盈余则下降到占GDP的5%左右,但德国、瑞士和挪威等国的经常来往账户盈余占GDP的比率要高于中国,沙地阿拉伯和其他产油国也同样是重要的贸易盈余国,则未受到美国的责难。时下也没有人听说美国人抱怨并敦促海湾国家货币脱离与美元相关的联系汇率制度,确是难以理解。迄今全世界共有逾90个国家是对美贸易盈余国。
其实,迫使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少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通过扩大对华出口,尤其是尽快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既是中方一再强调的愿望,也是达致中美双边贸易平衡的唯一可行的出路。
根据中国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中国出口总值为1121.1亿美元,同比减速从2月的45.7%降至24.3%,进口总值为1193.5亿美元,同比增速从2月的44.7%升至66%。两相对抵,当月贸易入超是72.4亿美元,这是中国自2004年5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贸易入超。
中国商务部随即发表谈话,指出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出现月度贸易入超,再次表明一个事实: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影响贸易平衡的决定因素不是汇率,而是市场供求关系等其他因素。
针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有市场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其实可以通过检讨出口退税政策和调整能源价格,直接或间接向出口企业施压,也是降低中国贸易出超的有效办法。根据统计资料,中国贸易出超90%来自加工贸易的出口盈余,而加工贸易出超,主要又是由外资企业所主导,中国只是得到微薄的加工费用,真正得益者是在华从事原料加工的外资企业。中国各地目前正普遍出现民工荒的情况,大可不必担忧上述政策调整或将由于出口下滑导致国内大规模失业的现象。
当务之急是,中国必须先把内部资源、收入分配和税收等机制逐一合理化,并使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等生产成本在出口产品价格中充分体现出来。专家认为,如果仅仅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控制出口,必将缩小未来在上述领域改革的空间。当前国际流动资本正在四处流窜,理论汇率的任何调整,都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单边汇率升值预期将导致更为难以估计的资本输入性通货膨胀的恶果,绝不可不慎。
一个经常遭到忽视的事实是:既然人民币只盯住美元,即与美元挂钩,则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如果存在低估的话,正是美元本身贬值的直接结果。倘若美国真诚希望帮助其他国家,就不应让美元贬值。
再说,人民币盯住美元,能够防止美元直线下跌,因此对那些在美元强劲时买入美元,以美元储蓄的国家是有帮助的。这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所指出的论点。
中国会不会恢复人民币升值?
2000年7月,中国政府将始于3年前让人民币兑美元逐步升值的步伐停止了,其后外汇储备仍继续大幅增加,目前其外汇储备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北京当局不得不付出重大努力,以求遏制由于大量资金流入而导致通货膨胀的效应。
近期美国频频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不果,之后于今年4月中旬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G20)会议也没有逼迫人民币升值,但有预测消息指出,中国可能在6月底之前再度启动恢复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是否如此,仍不得而知。
在这次G20会议召开之前,印度和巴西央行总裁也先后站出来声援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据彭博通讯社报导,印度央行总裁苏巴拉奥(Duvvuri Subbarao)表示,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增长高于印度对中国出口,显然反映了汇价管理上的差异,中国调整人民币汇价,将对印度出口有正面帮助。巴西央行总裁梅雷莱斯(Henrique Meirelles)亦表示,中国让人民币升值绝对是很重要的事情。新加坡和日本也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本身和世界都是很重要的。就在美国国议员们威胁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之际,美国财政部宣布决定延后公布是否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报告。
星展银行(DBS)资深货币经济专家菲立黄(Philip Wee)表示,G20会议是美国首度利用多边讨论大会,就人民币问题向中国施压。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已顺利结束,公报并没有涉及人民币汇率的具体内容。不过,美国财长盖特纳在会后一项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中国将重启汇率改革问题。他说,会议也讨论了平衡全球经济需要的政策,并呼吁主要新兴经济体采纳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机制。
市场分析人士普遍预测中国将继续汇率改革,并不排除人民币在今年二季度对美元重启升势的可能性。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积升值幅度达19.25%至21%。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可能在6月30日之前恢复人民币升值,但不会采取一次性升值的措施。人民币到今年底将升值3.1%,兑美元汇率将升至1美元兑6.62人民币。是否如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不久前在华盛顿同奥巴马总统的会谈中曾经强调指出,中方无意寻求对美贸易顺差,希望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两国经贸摩擦问题。
另一方面,美国仍大举向中国出售其债券,也没有采取行动迫使中国放弃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
货币专家认为,将美国债券出售给中国,是中国能够维持人民币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关键所在。这是由于大量美元通过净出口和外国投资形式流入中国,中国央行必须按盯住的汇率买进这些美元。这就需要提供大量人民币,并由其央行发行附息债券,以冲销过量的人民币货币供应,避免引发通货膨胀。由于中国国内利率低于美国国债收益率,实施冲销计划不会产生会计成本压力。
假如美国财政部停止向中国出售国债,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就不得不将国内美元兑换成其他货币,例如欧元,并购买以欧元计值的资产,此举势将推高欧元汇值,增加中国的兑换成本,除非欧元贬值,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回报低于冲销债券的成本。
货币专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央行有两种选择:一是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可以较少美元购买美元资产;二_______是停止发行冲销债券,允许国内通胀上升。
当然美国也可选择停止向中国出售其国债,以避免中国储蓄抑制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并迫使美国政府防止其债务继续进一步扩大。但美国财政部又确实需要输入廉价的中国储蓄,为许多更加迫切的支出计划,包括其最新出台的医疗保健计划提供资金。看来美国将不致于贸然行事,通过对话协商,互利互让,妥善解决中美双方所面对的经贸问题,包括也把汇率当作一个可以协商课题,应是白宫当局一个最佳的选择。
记取日元被迫升值历史教训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确是中国今天所面对的一个相当棘手的经济难题。钜额的外汇储备,已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鼓噪,附和加值的要求,其国内非实体经济泡沫又四处浮现,通货膨胀确有卷土重来之势,中国又一次在经济上面临严峻的考验。人们似乎不难追源究本,中国今天所面对的经济过热现象,都反映在炒股、炒汇、物价升高、房地过热等不寻常乱象,其罪魁祸首显然又是由于大量流入的热钱所导致的恶果。
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被迫听任日元大幅升值,大量热钱流入,导致日本一场“失落十年教训”(“Lost Decade”)的经济危机,中国必须深切记取日本这场惨痛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绝不能重蹈日本的覆辙。
回顾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五个发达国家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决定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兑主要货币有序地下跌,增加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解决美国钜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协议达致以前,1美元等于242日元,到了1985年底,美元已跌破1美元 = 200日元大关。
直至1988年初,美元跌到1美元 = 128日元的水平,在短短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日元升值了将近一倍。日元u65292 汇价升值,导致以套利为目的的热钱大举进入日本推高楼价和固定资产价格以及股价,而当热钱达到预期的厚利后便套利撤离,导致严重的供需失衡,给日本经济带来一场严重的灾难。楼价暴跌、股市猛挫,以出口为导向的实体经济又因货币升值而受到重大冲击,使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所谓“日本经济奇迹”,也一夜消失。日本经济从高峰下滑,轮回之后的日本,再也不是当年经济活力四射的日本,在经济发展的万里鹏程中也已渐行渐远,足以令人引为警戒。
人民币正建立本身汇率机制
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今年2月4日发表一项经济研究报告,指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正在加大,升值时间可能提前。报告预估,今年升值幅度可能在5%区间内。由于出口反弹迅速,去年12月出口按年增长高达17.7%,今年首季出口按年增长或超过25%。这意味著今年首季经济按年增速可能超过12%,对宏观经济增长而言,则意味著总需求重新进入过热区,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也是人民币可能提前升值的一个原因。
中国当前消费物价指数(CPI)增速明显,物价普遍上升,通过人民币升值,为削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所导致的输入型通膨压力,有助于控制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快速上升。为应对外部压力、抗衡通膨和热钱投机活动,政府可能选择让人民币提前升值,美国财长盖纳特也对中国可能重新开启人民币升值之向表示乐观,认为这对人民币本身很重要,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社会其实都普遍期待西方能认真、诚实检讨危机背后西方大国金融体系疏于监管和超前消费方式、国际金融与经济体系不透明以及西方长期独揽掌控国际金融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隐情,并与发展中国家合力应对危机,进而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甦。
然而,一些西方大国却推卸责任,颠倒是非,胡作批评,试图把所谓“人民币汇率被低估4 ________”与“全球经济失衡”相提并论,将国与国间经济与贸易出现失衡,绘声绘影,说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
按西方的逻辑,作为出口大国,中国应当提高人民币汇率,以减少出口,扩大进口,降低对西方的贸易顺差,从而在贸易领域实现“再平衡”,却无视中方已作出的种种努力。
据《新华网》报导,自2005年7月中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实现双向浮动,弹性增强,与国际主要货币汇率联动关系明显,汇改后二三年间,人民币汇率共升值了近19%。既符合中国国情实际需要,也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央行)5月10日指出,未来中国国内价格上升压力加大,价格稳定的潜在威胁有所增加,央行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并提出下一阶段币货政策四大思路如下:
一是加强流动管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适度,防止信贷大起大落。
二是“有保有控”,加强大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
三是深化金融企业改革,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四是推进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科学定价能力,发挥利率调节作用;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将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关于在金融自由化或逐步开放下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学者经典的结论是蒙代尔(Mundell)在1963年最早提出“三大悖论”(Impossible Trinity)的思想,指出“如果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也就是资本完全流动,那么在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将失效,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则具有有效性”。
其后克鲁曼(Krugman)于1979年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化探讨,构建了“不可能三角”或“三大悖论”的理论模式,即一个国家只能在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选择其中两个目标,而不可能同时实现三个目标。对此,富兰克尔(Frankel)__________在1999年则进一步诠释:“在目前金融开放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为了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只能在固定汇率和有效的货币政策之间进行二选一的抉择”。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献中,一般学者的观点,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难以维持原有的固定汇率制,而较灵活的汇率安排更能够适应金融开放的要求”。随后发生在墨西哥、东南亚、巴西以及阿根廷这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金融危机,便成为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的实证案例。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证实了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维持盯住汇率制度或汇率自由浮动制都有其困难性,但是在目前资本项目开放与维持汇率稳定之间到底应做何选择?
经济学者经过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在盯住汇率体制下,把汇率作为“名义汇率锚”(Nominal Anchor)的政策将造成对实际汇率的高估,这种长期持续高估恐将诱发金融危机,因而盯住汇率制只能作为一种短期的调节政策,并且必须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退出战略”;而一国可以长期维持的汇率制度,应该在固定汇率制或是自由浮动汇率制之间进行选择。
中国经济学者马红霞于2004年提出了在金融高度开放条件下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和步骤的三种政策组合:
(1)选择汇率稳定与独立的货币政策,放弃资本项目的开放;
(2)选择汇率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政策,放弃独立性的货币政策;
(3)选择资本项目开放与独立的货币政策,放弃汇率稳定政策或实行浮动汇率制。在金融开放背景下,一国政府只能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或是固定汇率制中做出选择。
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吸取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历史教训及其实践经验总结之余,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在目前金融开放条件下,汇率制度改革方面应是灵活的汇率制度或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浮动,即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既可确保资本项下,资金的自由流动,也可允许政府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对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进行正确与必要的引导或干预。
中国有绝对的自主权和充分的理由,依据本身的国情,进行汇率改革,并选择其最适合的汇率制度,外人确无权利说三道四,更不应进行任何干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就曾经这么指出:“We should look at China from within. We should not look at China from the comfort of outside world”。是深知中国国情的由衷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