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民族认同

信息来自：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 作者：奂平清 · 日期：13-04-2016

2013年10月14

摘要：全球化和现代化给世界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民族认同危机等问题，如国家认同意识的下降、族群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问题国际化等。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公平、合理、开放的社会结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从而促进各民族的社会整合、增强国家认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一、民族与民族认同

在社会科学中，民族和民族认同，是十分复杂而富于争论的概念，这些概念所反映的事物，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甚至命运。

（一）民族与民族认同的含义

中文语境中的“民族”一词，在表达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少数民族或某一民族时，已约定俗成、并无异议。[1]但由于“民族”对应的英文有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等概念，因此常造成交流上的困难。就如美国学者郝瑞（Stevan Harrell）分析的，因为nation包含人民自决和国家独立的观念，所以中国的民族学家们“真正要说的与其说是nationality，倒不如说更像ethnic group一些”。[2]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这是我们党对民族概念的最新表述。本文的“民族”概念，是指经过学术分类、界定与政治认可的民族，如中华民族和各个民族。民族有不同的层次，就中国而言，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统一体，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民族，即现在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第三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内部各具特点的部分，现在称作各种“人”[3]。也有人主张将第一层次的“民族”称为“国族”（nation），将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民族”称为“族群”（ethnicity）。

“认同”（Identity）是指社会成员在感情、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可以分为自我认同和集体（社会）认同。个人可以有多重的集体归属和认同。当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民族等基础之上时，认同感会更为强烈和持久，而以阶级和区域等为基础的认同,“只作为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并且因此在达到它们的目的之后非常易于消融”。[4]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民族或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认知，以及由此引起的归属感、忠诚和奉献精神。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主义联系密切。民族意识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以及对其民族利益的认识、关怀与维护。民族主义则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属、忠诚的意识和实践活动，体现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民族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每一种民族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5]，并以民族的身份，在政治上进行动员[6]。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能够把人们凝聚起来。民族认同体现为民族以及民族国家中人们之间的一种“抽象的团结”[7]。但民族认同也会表现出消极影响，会导致民族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民族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民族认同发展的层次性。就中国民族认同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一是各民族的内部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二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整体认同，即国家认同或国民认同，是指公民对祖国的历史、国家主权等方面的认同，其中也包括对政党、发展道路等方面的政治认同；三是文化认同，是跨国的中外籍人士（包括海外华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这三个层次的认同在多数情况下相互重叠，都可用“民族认同”来表示。但三个层次的认同有时可能相互抵触，就需要加以区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可能会出现矛盾，但二者是可以并存的。费孝通指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8]民族认同的层次及其变化与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民族关系状况。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并维持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寻求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方面。

（二）民族认同的发生机制与民族关系模式

关于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如何产生和变迁，有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和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之争。原生主义者认为，族群或民族是自然的人类群体的原始纽带，这些群体由于遗传进化而具有更大的适应性，族群和民族认同扎根于人类社会和历史之中，是群体生活的永恒特征。工具主义者则认为，族群或民族边界的形成、维持与变迁，是“人们在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为了维护共同资源而产生”的[9],民族认同受政治、经济等方面利益的推动，人们往往“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选择、构筑自己的集体认同”[4]（P36），民族认同常常成为各种群体争取自己权益的武器，通过民族认同来传达政治信息。“任何权力关系的改变，都会使族群的自我认知以及族群间的互动关系发生改变”[10]（P64）。

实际上，族群、民族及其认同的发展，有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等原生性基础，同时，民族认同的维持、延续与发展，都需借助现实性或工具性的“集体记忆”与“结构性失忆”[9]。原生性民族情感和工具性选择，在族群、民族认同发展中都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二者相互影响。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是以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本土化动员”和“官僚式融合”来实现的。[4]（P104）

在西方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认同矛盾和民族关系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主要有同化论和多元论之争。同化是指当两个以上社会或文化群体的成员相遇时发生的界限缩小、趋向同质性的过程，包括文化、结构、生物特性和心理等方面的同化。[11]（P95）同化论及其政策的基本立场是：认为民族在本质上属于文化现象，不是某种根植于生物特性的永久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少数民族特征最终将消失。

与同化相对的是多元化，多元化表现在结构和文化等维度，结构多元化意味着存在分割的民族社区，文化多元化意味着在社会的文化体系框架内保持多个不同的文化体系，这一维度的多元论被称为多元文化主义。[11]（P105）多元文化主义也成为当代许多国家民族政策的基础。多元文化主义倡导自由、平等与包容,认为所有文化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多元文化主义有助于以公民认同来统合和凝聚各民族，使政治认同“从亲族关系转向政治地域关系”[12]（P32）,从而缓解族裔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多元文化主义也因此受到广泛的欢迎。

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多元文化主义陷入了文化相对主义，以孤立、封闭的眼光看待不同的文化群体，不利于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其次，多元文化主义掩盖了不平等，多元文化主义往往成为新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工具，为某些集团所利用，以“文化保护”的名义，实行民族隔离和排斥从而扩大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与社会不平等；第三，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具有内在分裂倾向，会削弱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认同。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假定人皆有“元”（“元”在汉语中不仅仅指事物的起源，更指某种本质的东西，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也有着深刻的哲学和政治层面的价值追求），是一种有历史目的的族群崇拜，往往会继续增加现代人对于部落意识的需要，无形中会促使各族群有目的地加强其族群意识[13]。多元文化主义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 “去关注世界上具有不同倾向的现存的更为深刻的哲学和政治涵义，以及那些差异性如何竞相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同的方式，它们有时彼此是和睦相处的，有时则激烈冲突”[14]（P114）。当代世界民族认同危机，与当下流行的“具有包容性但却有内在分裂倾向的多元文化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15]。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也往往成为分离主义势力用来加强族群认同、削弱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工具。实际上，现代公民国家可以是多元文化的，但“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也需要统一、互相尊重与合作，拥有共同的价值和准则”。[12]（P235）

二、全球化对民族认同的影响

民族和国家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已存在，但民族、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在近代以来成为建立现代国家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互为基础、相互强化。民族主义甚至成为“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因素”，是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巨大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 [16]。民族国家既是全球化时代的普遍现象，同时，民族国家认同也深受全球化的影响。

（一）全球化趋势及其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

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过程，是指各个国家、地区和社会之间形成各种复杂和多样性的联系。全球化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民族国家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全球化深刻影响了社会变化模式、各种民族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能力或实力与不平等的全球分布态势”。[17]第一，从时空环境看，随着资本、商品、服务、技术和信息的全球流通，使得民族国家的边界及其封闭性管理体系日趋开放。就如哈贝马斯分析的,民族国家着眼于一定的地域，而全球化表达的是一种变动的图景,因此它会不断挑战民族边界,直到最终摧毁民族大厦。[7]（P79）第二，从经济上看，相互依赖的跨国生产和全球市场体系的形成,使得民族国家经济自给程度降低，国家对经济系统的调控能力在减弱。第三，从政治上看,环境、能源、经济危机、核扩散、恐怖主义等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需要各国合作行动,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界限受到质疑和挑战。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的非国家组织的涌现，淡化了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国际关系中多边干预和单边主义行动也使得民族国家主权受到冲击。最后，从文化层面看，全球化使得人类在尊重人权、保护生态环境等价值方面趋向共识，但全球化带来的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和工具主义等方面，对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带来冲击。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认同也带来巨大挑战。全球化推动的一体化和更为广泛的联系，使得民族国家认同弱化。在过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唯一合法成员,民族国家认同统领着其他认同。但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的主权弱化,民族国家变得矛盾重重，国家认同的建构变得日益困难。[18]全球化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使“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危机成了一个全球的现象”。[19]全球化催生的跨国公司、大国集团等超国家行为体、覆盖全球的大众传播系统，以及强大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文化，把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国家吸引到跨国领域，使得“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处于次要位置，并被相对化”[4]（P17）。伴随着劳动力的全球化流动,人们的身份变得富于流动性，传统的公民身份观念也受到挑战。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社会日益流动化、复杂化、科层化、理性化和异化，使得“同一性”和“认同”问题在现在“面临失败的条件”[20]，无论个人、组织，还是国家，都面临认同危机。对认同的广泛关注可能也“反映了在不断碎片化世界中许多人的焦虑与异化”。[5]（P18）现代性的时空分离、许多成分与其背景相“背离”的特征，创造了一种新的期望，“面对异化的世界，要求建立一种信任与合作的地方性单元。民族代表了一种解决这些由现代性引起的辩证紧张的方式”。[4]（P41）全球化使得个体对相对稳定的民族和地方认同有内在需求和寻求的动力，认同向地方、民族回归并且形成民族或族群分离主义的倾向。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面临国内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民族差距等困境，往往成为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也成为民族分离主义者和国际分裂势力利用的条件。冷战后,世界范围内高涨的分离主义运动，与全球化的这种影响有密切关系。

（二）全球化冲击下民族国家认同的重塑

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影响力减弱，关于民族国家终结、国家主权过时的论调也开始流行。但这些论调并不符合当代国际社会的实际。

首先，民族国家在全球体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内，国家仍是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与目标、实施社会动员和组织社会有效运转的主体；在国际上,国家也是组织本国经济活动、参与国际经贸活动,协调贸易关税的主要力量。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也必须依靠各主权国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其次，全球化在削弱民国家认同，同时也在强化着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实际上，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民族国家或者渴望成为民族国家。另外，由于对全球化的不安、不满和反抗，使得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高涨，形成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危机。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仍主导着全球市场，发达国家利用政治、军事优势和立法手段保护本国的竞争优势，“世界主要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成为西方利益的表达机构”[18]。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收益的不平等性，成为当代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和人口的全球流动，也诱发了一些国家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新自由主义作为全球化话语体系，以“世界主义”、“自由贸易”和“人权”的名义，在削弱着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国家认同，但美国等强势国家却通过各种方式强化自己民族认同、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再次，全球化尚未促成一种全球认同。全球化造成文化的混杂和矛盾，以普遍性、技术性和无时间性为特征的全球化文化，是一种历史根底浅薄、记忆力弱的文化，它不可能像过去的文化那样提供共享的记忆、神话和象征、价值观和认同性，“一种无始无终的全球化文化适应不了现实的要求，唤不起任何记忆”，也就“看不出有正在形成的全球化认同，也看不出有这样的要求”。[4]（P25）

因此，“作为一种稳定性的力量，作为对不断碎片化的过程的抗衡，重申民族-国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21]民族认同在全球化时代仍有重要意义。当然，在全球化时代，民族认同面临转型和重构的问题。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平等、合作的环境和机制，将是良性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基础。

三、当代中国民族认同

在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过程中，中国人的中华民族认同感逐步加强，民族主义意识逐步高涨，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主要动力。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形成。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取代了历史上长期延续的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以及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关系，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得以加强和巩固。中华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8]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实体和民族认同建构的任务已经完成。“多元”与“一体”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同时全球化也对中国民族认同形成挑战。

（一）全球化对中国民族认同的影响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参与全球化的深入，社会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也日益凸显。首先，覆盖全球的信息传播体系，使得西方的文化符号、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广为传播，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趋向多样化，如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支配越来越明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其次，外国机构和经济组织大量涌人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这些外国机构工作，这些机构通过利益和社会化机制，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民族认同。再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留学或工作，同时西方国家的教育机构也直接进军中国的教育市场，使得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家认同教育受到冲击。更为严峻的是，全球化也为西方国家通过制造和利用“民族问题”、支持民族分裂势力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或从中国获得利益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当代中国民族认同变迁

1.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国家认同变化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改造，使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革命文化成为支撑中国人的认同体系，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认同成为主要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动员的基础，超越和掩盖了传统的家族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和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加深，中国民族国家认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受到巨大的冲击，甚至出现认同危机。开放使中国人看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人们充满了对发达、富裕和陌生的西方的憧憬。在20世纪80年代大陆青年的社会政治意识中，充满了对传统文化和国家刚刚过去的历史的批判，过度的文化反思与批判导致对自己的民族产生怀疑，否定自我、认同西方的激进西化主张迅速政治化，终于发展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22]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对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批判、中国应对国际环境中各种压力和危机，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逐步增强。

2.外部威胁与中国民族认同、民族意识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和外部威胁，成为中国民族认同得以加强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竞争关系日益明显。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将中国视为对手，一直别有用心地制造“中国威胁论”，采取各种形式的遏制中国的发展，反而成为中国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的强化剂。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美国、对西方的认同感在减弱，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得到加强。西方(舆论)因此又表示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担忧。实际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具有普遍的社会心理、情绪和经验的依托，它产生于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与外部利益的交往、摩擦和冲突中，其根本诉求是追求和维护国家、民族利益。[23]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其影响力和动员程度等方面，“基本上取决于外部所施加的威胁与压力的强度，以及人们所感受到的民族生存条件的恶化程度”，“一旦这种外部的压力消失，这种应激型的反应也就相应的减弱”。[24]

3.中国取得的成就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强化

随着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等问题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中国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加深。神州系列航天飞船的成功等重大科技成就，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是成为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提升的契机，也成为中国人展示良好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的机会，奥运歌曲《北京欢迎您》的歌词“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也显现出中国人自信、开放的心态。另外，面对发展中的一次次的灾害和危机，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在战胜危机中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进展，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的社会整合能力大为提升。尤其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三个代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成为重要的执政理念和战略任务，得到全国上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认同。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同都得到极大地增强。例如，美国“皮尤”调查研究中心“国家信心指数”全球性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86%的中国受访者满意国家的前进方向，满意度居世界首位，比排名第二的澳大利亚高出25个百分点。中国人的自信不断增强，一些人似乎认为英语世界的重要性正相对下降。77%的中国人认为，“儿童需要学习英语才能在当今世界取得成功”，比2002年的92%有了大幅下降。[①]在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上升，盛大而精彩的国庆大典，更是成为激发和提升中国人中华民族自豪感、爱国热情和国家认同感的重要仪式。

4.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各种帮扶和优惠政策，保障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注意挖掘各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交流也在加强，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联系更为加强，共同点不断扩大。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得以巩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动，各民族之间由于资源利用、利益关系调整、人口迁移、风俗习惯差异等原因而发生的民族矛盾和纠纷，也往往对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国家认同带来消极影响。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落后的西部地区，西部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经济社会差距的拉大，使西部少数民族群众产生“相对剥夺感”。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发展差距也在拉大，这种状况也强化了一些少数民族成员的不平等感。在社会分化的条件下，民族矛盾实际上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但是由于民族成员之间相似性和认同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使“民族”成为社会动员的单位和力量，所以这些利益矛盾往往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个人利益而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通过民族意识动员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另外，近年来由于国家对农村和民族地区教育投入不足和公民意识、国家认同教育的弱化，使得一些民族地区人们的宗教等方面的认同强化，而国家认同有所弱化。

（三）中国的民族分离主义及其影响因素

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民族主义浪潮也刺激和助长了中国国内民族分裂主义。国际反华势力，为了削弱正在崛起的中国，也积极打“民族牌”，鼓动和支持中国个别少数民族中的分裂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国外敌对势力的配合下，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在我国新疆、西藏等地通过各种手段制造骚乱和恐怖活动，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大肆歪曲历史、鼓动分裂。现在，新疆、西藏等地的民族分裂活动已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化，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构成威胁，也进一步加剧着民族认同问题。

台湾由于历史原因和台独势力的影响，使得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复杂化和问题化。“台湾本土认同”成为与“中国认同”抗衡或对立的一种政治、社会与文化势力。[25]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台湾民众中“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26]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都与殖民主义时代列强瓜分中国和冷战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关。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仍然通过干涉主义来引导、激化和扩大这些问题，与中国展开持久的“问题外交”，利用强权和政治话语优势压制中国、索取利益。典型的例子是美国长期以来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27]

四、促进各民族社会整合，加强国家认同

全球化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国家认同也深受影响。因此，在推进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同时，加强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塑造良性的民族认同，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关系和谐，乃至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前，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等民族政策，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其中要注意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少数民族社会结构转型，缩小民族间差距。

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问题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经济问题解决不好，会深深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民族之间的差距实际上表现为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职业差距、收入差距等方面。这些客观存在的差距，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利用和利益分配引起的纷争，极易使少数民族产生“剥夺感”和强化民族意识，甚至形成狭隘民族意识，影响对国家的认同。因此，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缩小民族间差距。这将有助于减弱民族意识的消极因素，增强对国家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也有助于消除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的社会基础。

第二，形成公平、合理、开放的社会结构，促进各民族的社会整合与认同整合。

社会的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结构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种族、民族等身份不再是不平等的基础。中国当前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形成公平、合理、开放的社会结构，使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要建立健全有助于社会整合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促进各民族社会成员在文化、结构、心理等各个层面的融合。

第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公民教育和历史文化教育。

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潮的兴起，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带来一定的冲击。在社会主义低潮的背景下，那种宣扬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的观念，本质上是要让社会主义中国在根本目标、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陷入失范。[28]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十七大加以强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深远意义。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公正的社会结构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增进价值共同性，扩大社会共识，因为“社会成员在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性，其意义绝不亚于社会在利益结构方面的共同性”。[29]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公民教育，促进各族人民的政治社会化，培养各民族人民对国家领土和政权的支持、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以及民主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要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此外，要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尤其是中华民族融合历史的教育，加强中国各民族具有共性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如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的宣传和教育；同时也要通过世界史教育，增强国民对世界其他民族的认识和理解，以积极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在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上，要注意“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及其消极影响。因为所谓“元”是指本质的东西,是相互独立的事物的指称，“多元论”否定人类文化统一性的力量，是文化对抗论或文明冲突论，并不利于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求同存异、理解沟通和同化融合。[30]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表明，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并没有不能改变的本质上的“类”的区别，只是在文化上有些差别。[31]不同民族和文化由于环境的不同，可能是多渊源的，但并不意味着永远是“多元”的。因此，对于中国多民族格局和中华民族认同来说，“多源一体”概念可能比“多元一体”更符合中华民族的现实情况的发展方向。

第四，要防止和坚决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民族分裂活动。

对于民族分裂主义倾向与活动，一方面，要通过促进民族地区和各民族的发展和公民教育来消除分裂主义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民族问题从事破坏和分裂的图谋与活动，要坚决予以打击。中国政府要坚持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要通过外交严正交涉和截断西方国家和组织对“藏独”、“疆独”和“台独”的政治、资金和武装支持。各民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反对一切民族分裂活动，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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