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地方化、民族认同与文明冲突
信息来自：原载《思与言》 · 作者： · 日期：13-04-2016
2000年3月
摘 要
全球化以及地方与全球的直接联系可能，造成民族国家的疆界毁坏。各种跨国社会空间、地方（社区）的再兴起，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也使认同复杂化。然而民族国家功能的衰退，并不等于民族主义的终结；认同的复杂化，也未曾使民族属性不再能作为认同的符码。跨国社会空间固然瓦解了民族与国家疆域的固定联系，但除了“功能性的跨国社会”及“生活风格的跨国社会”，全球化时代中的“跨国民族社会”也正方兴未艾，显示出民族主义强大的跨国凝聚力量。当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世界体系”架构逐渐失去适用性时，某些跨国企业也已获得了真实的跨国性，但主观上，这些企业仍无法脱离民族国家的符码。全球化也带来了关于普世价值观（“普世人权”）的争论，北约为解决科索夫问题而攻击南斯拉夫，即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然而经过深入的分析，我们便能了解，北约攻击行动的背后主要是美国的帝国主义企图和欧洲的文明冲突；“普世人权”依然是一个难以在理性对话中建立起来的概念。
Gloc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bstract
Globalization and the local-global connection cause the declining of borders of nation-states. The rise of different kinds of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eakens the power of nation-states and makes the identity formation more complex. But the declining of functions of nation-states does not mean the end of nationalism. Nationality is still an important factor by the identity formation. Though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release the solid connection between an ethnic group and a state’s territory, the rising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societies indicates that ethnic identity or nationalism can also be evolved transnationally. Som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ve gotten a real “transnationality”. But subjectively such a transnational company is still regarded as a company, which belongs to a nation. Globalization causes also debates about the so-called “universal value”. The NATO for example wanted to legitimate their attack against Yugoslavia with the belie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But our analysis will indicate, the real reasons of NATO’s attack against Yugoslavia include the American imperialism and the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It is still very difficult to build a consensus about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全球地方化、民族认同与文明冲突
* 作者感谢审查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指正建议。本文为国科会研究计画“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后民族国家思维、文化界线与欧洲民族国家间的交互激荡”（NSC 89-2412-H-009-001-）的部份研究成果。本文初稿曾发表于“间别千年：临界空间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东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1999.12.11-12），原题为：“全球地方化、跨国社会空间与民族国家：普世主义、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兼容与矛盾”。今文有所修改。
孙治本**
**国立交通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全球化绝不只是经济全球化或全球单一市场的形成。全球化是多个面向、多种价值观、多种认同彼此兼容／冲突的复杂图像。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式微，各种跨国社会空间、地方（社区）的再兴起，不仅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也使认同复杂化。但这些现象并不能宣告民族主义的终结。换言之，笔者并不认同那种乐观地认为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可能）会一起成为过时了的想法（如Ulrich Beck 1999），但亦不同意传统的国家与国际架构能一成不变地维持下去。笔者提出的命题是：全球地方化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功能[1]；然而全球地方化并未终结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虽然，后者在前者的冲击下，其形式日显复杂。
因此，本文先于第二节及第三节论证“民族国家如何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夹击下式微”后，将从三个层面，描述全球化的力量并未终结民族认同及特殊价值观，而只是使后者获得了更为扑朔迷离的表现方式。首先在四－（一），由对削弱国家功能的主要力量之一－各种跨国社会空间的分析，我们会了解，跨国社会空间瓦解了民族与国家疆域的固定联系。然而有一种跨国社会是立基于民族认同而形成的，此即跨国民族社会，这证明全球化不仅未终结民族意识，反而使民族意识得以跨国地发展。在四－（二），笔者将论证，客观上已获得真实跨国性的跨国企业，仍无法脱离民族国家的符码。四－（三）则想探讨全球化是否使超越民族、宗教与文化的“普世价值观”的形成成为可能。对普世价值观（自以为是）的信仰，及传统主权国家概念的没落，使北约在对南斯拉夫的攻击行动中，以“人权高于主权”作理由（借口）。然而经过本文的分析，我们会明了：“普世人权”仍是一个困难的概念；一如从前，某种被宣称为普世有效的价值观，可能只是帝国主义或文明冲突的外衣。
二、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民族国家的式微
何谓全球化？借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的说法，全球化是“距离的消失；被卷入经常是非人所愿、未被理解的生活形式”（Beck 1999: 30）。贝克的说法实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全球化的定义相呼应。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指涉的是空间与时间（概念）的转变[2]，是一种“对远方的效应”（Fernwirkung），而全球通讯与大众交通系统强化了这种“对远方的效应”（Giddens 1999: 23）。不论是“距离的消失”或“对远方的效应”，都意味著「疆界毁坏”；民族国家、文化的界线，越来越无法限制人员、资讯、资金的流动。关于“疆界毁坏”，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者强调的是全球市场的形成[3]，但“距离的消失”、“疆界毁坏”实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个层面。
全球化是从甚么时候开始的呢？[4]当然，这是一个很难界定起点的过程，但如从“疆界毁坏”的含义看，全球化应属于一个晚近的现象。尤其当世界仍分成东、西两大阵营时，是无法说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世界的。“疆界毁坏”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式微，或者说民族国家越来越难在种族的纯粹性上，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固守其疆界。这是晚近全球化现象与“世界体系”概念的主要差别，因为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架构中，民族国家仍是基本的单位（详第五节）。[5]
甚么是民族国家呢？依笔者的看法，民族国家最大的特色在于：国家既是最高的权力架构，又是最高的认同单位（所谓的民族或国家认同）。两种性质集于一身，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较新的现象[6]。此外，民族国家有固定的疆域，而现代的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都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形成的。（换句话说，尚未有跨国的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
法国大革命后，民族国家逐渐主宰了世界舞台，然而全球化使民族国家遭遇了对手，这些使民族国家开始没落的力量包括各种跨国组织、地方（甚至社区）的再兴起以及跨国社会。当然，民族国家的架构式微但并未消失，以民族国家为互动主体的国际架构亦依然存在，但是当上述新兴力量跃升于世界舞台后，“多中心世界政治”（Polyzentrische Weltpolitik）出现了，民族国家必须与各种跨国力量竞争或合作。[7]
尤其甚者，当经济、文化事件，甚至于对生态的破坏，都已跨国地进行，民族国家对这些跨国事件，不但无能规范，还必须承担其负面后果（例如日益增加的失业与贫穷），日显疲态也就不足为怪了。[8]关于藉各种形式的跨国力量所形成的跨国社会空间的分析，我们放在三－（一）进行。以下我们先探讨全球化与地方化同时发生的现象－所谓的“全球地方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
三、全球化与地方化夹击国家架构
冲击民族国家架构的，不只是各种跨国的势力，地方、社区的再兴起，也挑战着国家的权威。事实上，（再）地方化与全球化是当今同时发生的两股趋势。尤其是使全球化成为可能的通讯科技和运输系统，可以使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再“偏远”，使地方得以（越过国家）直接与全球（某个地方）相联。地方受着全球的影响，但地方也登上了全球舞台，这就是Roland Robertson所说的“在全球中的地方、在地方中的全球”（Robertson 1998: 203；参阅Albrow 1998b: 308）。大众传播媒体、全球行销体系，使地方文化、地方产品有可能风行全球。再从前述想像力的重要性而言，跨国文化工业为了不断推出“新颖”的产品，必须从地方发掘旧的素材，包装成全球性的新商品（比如狄斯奈的“花木兰”卡通电影）。这不能简单地用“文化帝国主义对地方文化的剥削”来形容；事实上，当地方可与全球直接相通后，文化帝国主义就必须面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9]。而全球化也使各种地方的、民族的文化，彼此间遭遇频繁。
当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下式微，使全球化成为可能的客观条件，例如前述通讯科技和运输系统，以及普遍的富裕（虽然仍有相对的贫穷）、教育程度的提高，却使地方、社区的实力增加。例如网路、有线电视，不但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体，能让世界走进家庭；也是一种小众传播媒体，使地方、社区的内在联系紧密起来。
这种地方和全球的直接联系，并非全新的现象，中古世纪也有类似的情形。当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之前，欧洲存在着两种架构，其一是天主教会的普世架构，其二是封建领主的地方架构，界于普世与地方间的国家架构则尚未兴起。如同今日的全球－地方关系，中古欧洲的普世和地方两种架构间是有直接联系的[10]，因为不只是总主教，连主教都要由梵谛冈直接任命，主教又能与闻地方事务。所以，许多欧洲民族国家成形时，都免不了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例如普鲁士于1871年统一德国后，俾斯麦随即发动“文化斗争”（Kulturkampf），对抗天主教的势力（Deutscher Bundestag 1998: 194）。
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时兴起，此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可用起源于日本经济界的概念－“全球地方化”来表示（参阅Robertson 1998: 197-203）。对于跨国集团而言，如果只注意到全球化，而忽略了地方化，就可能商场失利。例如福特及通用两大汽车集团，面临全球化的趋势，及出于对东亚新兴竞争者的惧怕，两者均对其位于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做了全球化的工作分配，各分公司的自主性因此减弱，成为集团世界版图之下的组织组件。福特和通用且着手发展“世界车”（能卖到世界各地的车种），并以东亚新兴竞争者为主要假想敌。欧洲子公司分配到的任务是发展中、小型汽车，美国分公司则负责发展中、高级车。然而欧洲（尤其是德国）的车主是较注重品质和品味的，对两大集团欧洲子公司的新车种接受度低。结果1997年间，两大集团在欧洲的形象和市场占有率均大幅下降，逐渐被归为与东亚汽车同一等级。而来自西欧的所谓世界车，在世界其它地方的销售也不是很理想（manager magazin 1998（5）: 54-65）。
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时发生，所以并非像世界体系理论设想的那样，全球市场只是使世界形成了中心─半边陲─边陲的分工架构，而是全球化同时有“中心化”和“解中心化”两种作用，前者指资本、权力、资讯的集中过程，后者指地方、社区分享原中心区域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Beck 1999: 69）。不过，全球化也可能瓦解某些现有的地方或社区脉络。全球化产生了跨国和跨洲的“社群”，这些社群建立起了新的社会相关性，使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共同生活，这是全球化的“结合”作用。然而此种跨国结合，也“分解”了某些传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全球化不但威胁着国家的资讯和财税主权，它那种使天涯若比邻的力量，也可能使直接的邻居关系凋零，因为“远方的邻居”越来越重要（参阅Beck 1999: 68-69），特别是网路所支持的跨国联系，会产生这样的效应。
然而社区的传统层面固然受到冲击，却可能获得新的需求与力量。不仅仅是因为全球地方化现象能使社区从更大的范围获取资源，也因为国家功能的减低，使得地方、社区，或者总括地说－公民社会的各种团体，必须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也就是说，全球化引起的诸多问题及民族国家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式微，迫使（民主）政治必须向国家层次以上（跨国（民主）政治）[11]及国家层次以下（基层民主、公民社会的各种社会团体）发展[12]。或者可以这么说，当民族国家还兴盛时，公民社会的范围与国家的范围是一致的。然而全球化浪潮使民族国家式微后，公民社会一方面向下分解于各种小社团中，一方面向上跨国地形成跨国公民社会（各种跨国非政府组织）。[13]
四、跨国势力、普世主义vs.民族意识、文明冲突
如同在前言所说，以下从三个层面探讨民族意识、文明冲突在全球化时代转型但并未消失的现象。
（一）、跨国社会空间与民族认同
对民族国家架构的第一层威胁－跨国力量，绝不仅是由经济力量所构成。事实上，各种跨国社会空间已经形成，使“社会”与“国家”范围的重叠性瓦解[14]。人口的全球流动，是跨国社会空间形成的力量之一，Arjun Appadurai使用全球“族群空间”（或译“族群风貌”（Ethnoscape; ethnische Räume）一词来表示此种现象。在此，族群空间指涉的是某类流动人口组成的空间，这些流动人口包括观光客、移民、难民、流亡者、外籍劳工等。这些在全球范围移动的族群，对各国内政和外交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此种移动性的族群，其范围不易界定，其认同更是充满了复杂性。全球族群空间的跨国流动性，实际上是一种“解空间化”（Enträumlichung），使民族与疆域的联结中断（Appadurai 1998: 11-13）。
“想像力”对人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也促使了“解空间化”。[15]我们不再只是根据自身的经历和周遭的事物去理解世界、规划未来，而是我们的脑海中充满着各种“可能的”生活形式和风格。这种对于可能的生活的想像，常是经由大众传播媒体而来。大众传播媒体将远方、它处的风貌拉近，成为我们想像的一部份（Appadurai 1998: 20-37）。[16][CPSun1]Joshua Meyrowitz由“参考团体”理论的“概括化他人”的概念（由Charles Horton Cooley及George Herbert Mead所提出），引申出“概括化它处”（das generalisierteAnderswo）的概念，表示在全球化时代，人可以经常（想像）站在它处、远方，来知觉、评估自身所在之地（Meyrowitz 1998）。
移民、难民数量的成长，自然是使民族与疆域的联结中断的主要力量。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全球“在外国出生的人口”（亦即现居某国，但在他国出生的人口）从1965年的7,590万增加为1985年的一亿零550万。虽然其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由2.3%降为2.2%，但在富裕区域，此一比例均有所增加，例如，1985年时，在外国出生的人口占中东国家总人口的比例为34.2%，在大洋洲为16%，在北美为7.8%，在欧洲为4.7%，均较1965年的比例为高（World Bank 1995，转引自Hauchler/Messner/Nuscheler 1997: 100）。
“在外国出生的人口”尚无法概括移民社会的规模，因为这并不包含第一代移民在移入国出生的下一代。当然，若以国籍为标准，一样无法计算出一国移民社会的规模，因为这并不包含已取得移入国国籍的移民。然而就算仅以国籍为标准，也可看出像德国这样曾经标榜种族纯粹性的国家，都渐渐成为移民国家了。根据1997年末的统计，在德国的外国人（即无德国国籍者）约740万人，其中410万居留时间已超过八年。在740万外国人中，土耳其人（几乎都信奉回教）便占了210万（Der Spiegel 1999（2）: 26）。跨国、跨民族通婚的个案，也随着全球化增多了。1960年时，在德国出生的新生儿，只有1.3%的父亲和／或母亲为非德国人，到了1994年，此一比例已高达18.8%（Beck-Gernsheim 1998: 154）。移民潮有可能使西方社会不再是白人的世界。1995年时，美国的非拉丁美洲裔白人占总人口的74%，估计到了2050年，此一比例会降为53%（Huntington 1997: 275）。一些西方国家生育率极低，例如德国，若无外来移民，人口将由1990年的7,910万人减为2050年的4,840万人（Buttler 1993: 55）。从经济上而言，这样的社会需要外来移民（参阅孙治本 1995），而其富裕的经济亦能吸引外来移民，因此加速了国家种族纯粹性的瓦解。
移民使国家内部的民族成份复杂化，其结果未必是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以德国境内的土耳其人而论，固然有涵化的事实，但土耳其人并未充分整合入德国社会，在年轻土耳其人中，退回土耳其生活世界的趋势越来越强，一些在德国成长的土耳其青年，喜欢去只放土耳其音乐的狄斯可厅，或在豪华大饭店举行土耳其舞会。回教信仰更成为德国土耳其社会与其余德国社会间的一条界线（全德有约400座清真寺）（Der Spiegel 1999（2）: 28-29；参阅Yalçin-Heckmann 1997）。
人口迁移还形成了同一民族所组成的跨国社会。依笔者之见，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类跨国社会空间，第一种是“功能性的跨国社会空间”，例如跨国集团所掌控的跨国商业社会；第二种是“生活风格的跨国社会空间”，亦即俱有相同风格、嗜好的人，在全球范围彼此联系而形成的跨国社会空间，特别是网路的普及，加速了此类社会空间的发展。像网路这样的沟通科技，使“同时生活在这里和那里”成为可能，空间因此失去了认同指标性，藉由沟通科技得以随时与全球各地联系、共同工作的人，已无所谓生活在哪个空间，而只能说目前处于时间上的哪一点（Bauman 1998: 326-327）。1999年夏天，3com在美国市场推出了不需要电话线，甚至不需要行动电话，便可直接上网的迷你电脑Palm VII（Spiegel Online 1999.11.17），使人随时、随地得以透过网路直接与全球相连。为此，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做了一个实验，派遣两位记者带着Palm VII至纽约，于24个钟头的时间内，随时上网与明镜周刊联系，网友则可在网上读到他们传来的讯息，并参与讨论此一随时、随地上网的可能性（Spiegel Online 1999.11.18）。
第三种跨国社会空间则是“跨国民族社会空间”。三种跨国社会空间都冲击着民族国家架构，然而跨国民族社会空间却显示，民族国家的框框虽然松动，民族认同却未必相应式微，反而成为同一民族在全球范围组成跨国社会的原动力。借用Pieterse的词汇，我们可以称跨国民族社会的民族主义为“不在场的爱国主义”或“来自远方的民族主义”（Pieterse 1998: 94）。信奉回教的民族所组成的跨国民族社会空间，且得到宗教组织的支持；而跨国华人社会空间，则常获得两岸政府的支持与利用。Ludger Pries对美国纽约的墨西哥移民的研究也显示，在美国－墨西哥跨国社会空间中，也包含政治关系，即墨西哥移民对母国的政治发生了影响（Pries 1998: 59-690）。
总之，跨国民族社会空间的方兴未艾，显示民族国家的式微，并不等于民族主义的没落。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跨国民族社会的现象，亦即民族的跨国分布，也意味着不同民族直接遭遇的机会增加，使地域上的国家空间及个别当事人的生涯史，都成为不同文化彼此激荡的场域，而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民族认同。因此，“谁是美国的黑人？”“谁是犹太人？”甚至“谁是德国人？”这样的问题，都越来越难以回答（参阅Beck-Gernsheim 1998）。
（二）、跨国集团、民族国家与民族认同
根据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资本主义法则虽然使得世界成为一个统合的、分工的“世界体系”，然而当他在分析此一世界体系内的剥削关系时（亦即中心─半边陲─边陲的架构），国家仍是重要的单位。这不仅是在世界体系形成的早期－16世纪欧洲的世界经济出现时（Wallerstein 1986），甚至于本世纪80年代初（Wallerstein 1984），国家和国际体系都是世界体系的主要单位和架构。所谓的跨国企业，仍只是某民族国家的跨国企业。
跨国集团当然很早就存在了，然而从前的跨国集团，尽管有许多海外子公司，但我们仍可清处地将跨国集团定位为某一个民族国家的跨国集团，例如有许多海外子公司的“福特”（Ford）是美国的跨国集团。然而最近几年，一方面许多跨国集团在发源国以外之员工数及产值占整个集团的比例持续上升，股权的全球性分散程度也持续提高，而且有可能为了节税而将总部移至他国；一方面，1997年以来经常发生的不同国家的规模庞大的跨国集团间的合并，使得一些跨国集团越来越名符其实，也就是客观而言，这些跨国集团真地无法再被视为是某国的跨国集团了。然而，这样的跨国集团却未必真能与民族认同完全脱离干系。以下我们想探讨一下，德国的（跨国集团）戴姆勒—宾士（Daimler-Benz）集团和美国的（跨国集团）克莱斯勒（Chrysler）集团合并为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Chrysler）集团后，新的集团是否可被视作某一国的跨国集团的问题。
1998年公布的戴姆勒—宾士集团和克莱斯勒集团的合并案，不仅是至当时为止制造业的最大合并案，其另一个特殊意义是：这是“德国”最大工业集团与“美国”第三大汽车制造集团的合并，合并后的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其半数以上的股权将掌握在德国以外的股东手中（Wirtschaftswoche 1998.05.14）。民族与国家主义显然不构成此一跨大西洋企业合并的阻碍。
像戴姆勒／克莱斯勒这样的集团，是否已完全脱离民族国家的定位呢？富可敌国的跨国集团，是否会使民族国家的架构崩解呢？以下我们先处理第二个问题。必须了解，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执行者（最主要的是跨国企业集团），利用“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在全球范围内操作。虽然，资本主义的执行者，会期望建立对其有利的全球统一的经济基础架构，也就是要求各国都能贯彻经济自由化，然而，如果没有国与国间在经、社条件及社会福利、环保制度上的差别，以全球作为资本主义执行者的操作范围，便失去了意义。所以，当跨国集团的势力足以威胁民族国家的架构时，其所乐见的，并非国家机制的停摆，而是国家机制能为跨国企业效劳。经济全球化确实使民族国家的疆界洞穿。至今为止，对于资本主义的束缚－民主政治、社会福利制度、环保规范，主要仍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下起作用（而且三者只有在先进工业国家才较完善），至今仍未有全球统一的民主政治、社会福利或环保制度。于是，富可敌国的跨国集团，便可利用国与国间的制度与客观条件区别，选择最有利的生产、管理、纳税所在地，并挟其经济实力，周旋于各国之间，要求改善投资环境。这就是Zygmunt Bauman所说的：
“全球资财、贸易及资讯工业的流动性，及其无限制追求其目标的自由，有赖政治的区隔化和世界舞台的分割。我们可以这么说，‘弱小的国家’是有利于他们［跨国经济势力］的，．．．如果一个国家希望被认为适合获得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会的财力支援，其必须无条件接受的前提是：把门户打得更开，并且放弃任何一种自主的经济政策的想法。弱小的国家正是世界新秩序（太常被误解为世界无秩序）自我维持和再造所需的。”（Bauman 1998: 322）
反之，（真正有效的）跨国甚至普世的政治机制，是对跨国集团不利的，因为普世性的政治合作机制，有能力重新束缚以全球为运作范围的资本主义。有效的普世性政治合作机制当然尚未建立起来[17]，但欧盟已是区域政治合作的最佳榜样。在欧盟经济区内，跨国企业将越来越难离间个别欧盟成员国，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在欧盟范围内建立起跨国民主机制（参阅Beck 1999: 205-210; Goodman 1998），并缩小各国在税制、社会福利、环保标准上的差异。例如德国与法国领导人便要求整合的欧洲必须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欧洲，且曾呼吁在七国高峰会上讨论全球化的社会后果（Spiegel Online 1998.12.01）。
民族国家的架构尚未消失，而跨国集团需要弱小的民族国家。不过，就跨国集团本身而言，其“跨国性”已经越来越真实，亦即客观而言，跨国集团越来越难选择某个单一民族国家，作为其主要结盟者。跨国集团的行动，整体而言，已经不容易被视为对某个国家有利、对另一个国家不利，而可能是对某个国家的某一部份人及另一个国家的另一部份人有利或不利。例如，企业强化其全球战略，可能不利于先进国家的蓝领劳工，因为生产基地转移至低工资国家了（或者引进的廉价外籍劳工越来越多）；但先进国家俱备全球视野的专业人士，却是企业全球战略的受益者。
因此，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突常常不是民族国家间的冲突，而是某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冲突。这是因为此种冲突的双方，往往不是国家与国家，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执行者与某国（本国或他国）内部一部份人民的冲突，而同时，该国内部亦一定有部份人民支持全球资本主义的执行者。比如，德国拜尔在台设厂案，并未导致台湾与德国间的冲突，却引发了台湾内部的冲突。而德国的失业者如果埋怨外国人强走了他们的工作位置，他们根本无法指出哪一个国家是罪魁祸首，这是因为跨国集团游走四方，因此无法把德国的失业问题记在某一特定国家的帐上。然而，德国的排外势力却可能将矛头指向境内的外国人。这是一种种族冲突，但却并非沿着国家界线发生。所以，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一方面仍可能引发传统的民族与民族间、国家与国家间的冲突（如前南斯拉夫诸民族间的战争，如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潜在冲突）；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涉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经常引发内部的冲突，而由于移民使国家的民族混杂性提高，民族主义可能引发一国之内的民族冲突。
跨国集团并未使民族国家消失，跨国集团甚至需要弱小的民族国家。另一个问题是：在客观上已经获得真实跨国性的跨国集团，是否已完全脱离民族国家的符码呢？以下，我们继续以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为例探讨。
戴姆勒／克莱斯勒，多么奇怪的名字，它应该象征着：此一跨国集团已成为真正跨国的了，它不再只是代表单一国家。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德国人依然认为戴姆勒／克莱斯勒是德国的。一方面，原本的戴姆勒－宾士集团实力比克莱斯勒集团强；一方面，合并后的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的总部仍位于原戴姆勒－宾士集团的总部所在地－德国司徒嘉特（Stuttgart）。1999年十月间，德国谣传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要将总部迁往美国，德国舆论的强烈反弹，证实了上述说法。
德国新闻界透露，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要将总部迁往美国的理由是：两大集团合并后股票下跌了三分之一，这是因为合并后总部位于德国，因此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的股票无法列在美国的道琼指数（Dow-Jones-Index）内（原本的克莱斯勒股票当然是列在道琼指数内的），而许多美国的投资大众不习惯购买未列在道琼指数上的股票。还有消息说，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若将总部迁往美国，其所缴的税会比在德国时低（德国财政部长Hans Eichel随即驳斥此一说法）。由于许多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的德国员工持有该集团股票，新闻界认为员工应该乐见该集团将总部迁往美国（如果这可使股价回升的话）（Spiegel Online 1999.10.7）。
事实上，总部的迁移主要是注册地的转变，对一国经济的实质影响不大。然而，德国人在心理上是无法接受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将总部迁往美国的，因为如此一来，在心理上，这就真地是一个跨国集团而非德国的集团了。该集团是否真曾考虑过迁移总部，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当德国新闻界报导此一让德国联邦政府及司徒嘉特市政府都感到紧张的消息后，随即遭到该集团的否认。1999年10月11日，该集团管理委员会主委Jürgen Schrempp在其柏林代表处的开幕仪式中，正式否认了此一说法，并且表示：“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虽是全球企业，但并非无故乡的企业。”所以该集团会留在德国，未来且将在德国投资500亿马克（Spiegel Online 1999.10.11）。
多么妙的形容，“全球企业，但并非无故乡的企业”，这表示了历史悠久的大企业在全球化后、在客观上取得真实跨国性后，仍无法在主观上脱离民族国家的符码。
企业合并，甚至会牵涉到比民族国家范畴更大的文明圈认同。1999年10月14日，法国马特拉航太公司（AérospatialeMatra）与德国航太公司（DASA）（属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宣布了合并计划。合并后的公司将称为 EuropeanAéronautic, Defense and SpaceCompany（EADS），是美国波音公司、Lockheed公司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航太公司。其总部预定设在荷兰，但主要的营运基地仍是德国慕尼黑及法国巴黎。此项合并案不只是一个商业事件，还牵涉到欧洲认同。两大公司宣布合并后，即公开呼吁其他欧洲国家的航太公司也加入，为的是增加欧洲航太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实力。德国总理Schröder称此一合并为“欧洲自主性的关键推动力”。（Spiegel Online 1999.10.14）。法国人甚至在此一合并案中看到其欧洲战略的实践，即以团结合作的欧洲与美国抗衡，法国国防部长Alain Richard对此一合并案发表评论时说：“［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已成为可能。”（Spiegel Online 1999.11.8）
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氛围下，即使在经济先进区域，企业冲突也会导致国与国间的冲突（或者说看起来像国与国间的冲突）。1999年11月间，英国行动电话集团Vodafone宣布欲合并德国的Mannesmann集团。由于Mannesmann的管理阶层拒绝合并，Vodafone决定进行“敌意兼并”（即未经合并对象之同意，而以在股票市场上搜购股票的方式达成兼并）。然而Vodafone并非以现金搜购Mannesmann股票，而是以53.7张Vodafone股票换一张Mannesmann股票的方式，向Mannesmann股东（Mannesmann的股权极为分散）招手。Vodafone认为，这是让Mannesmann股东来决定是否要与Vodafone合并（Spiegel Online 1999.11.19）。然而Mannesmann管理阶层及员工仍极力抵制合并，宣称一张Mannesmann股价绝不只值53.7张Vodafone股票。加以德国总理Schröder及其他一些德国政治人物，公开反对Vodafone不付现金的搜购股票方式（Spiegel Online 1999.11.20a），使得原已司空见惯的超大集团跨国兼并，在此案中染上了些许民族冲突的色彩。英国保守派的Times批评Schröder的做法是“对外国人的敌意”，并指责他将两个企业间的斗争提升至国家层次，使其成为英国与德国间的冲突；左派的Guardian也批评Schröder搞不清状况，以为Mannesmann还是德国企业，事实上，Mannesmann的股东大多在德国之外，然而目前德国的气氛，却似乎是Mannesmann在保卫“德意志祖国”（Spiegel Online 1999.11.20b）。
确实，客观而言，Mannesmann已不再（只）是德国的了。然而主观上，许多德国人还是无法将其与德国分开。这个例子再次显示，随着全球化的深化，跨国企业的跨国性越来越真实，但主观上仍无法脱离某一个民族国家的符码。[18]
（三）、普世人权与文明冲突
－北约对科索夫的“人道干预”与欧洲文化界线
在全球文化与文化多元主义同时并存的全球地方化时代，价值观是否有普世主义的道路？抑或价值观只能多元地并存或（沿著文明圈之间的界线）发生冲突？亦即，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是价值普遍主义（普世主义）还是价值相对主义、价值特殊主义？对此，贝克提出一种“脉络关系的普遍主义”的解决方式，亦即个人或一个文明单位，均（可）认为其价值观是普遍有效的（普遍主义），因此，世界上有许多种普遍主义。个人或文明单位遭遇他种普遍主义时，既不应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普遍主义，也不应以相对主义的心态满足于互不干涉，而是各种普遍主义间应展开对话。以人权为例，人权一方面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都被认为是普世性的权利，然而人权是依附于社会脉络中的，在不同的文化中常有非常不同的理解。所以，普世人权也有好几个版本，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版本或是不干涉都是不对的，应该做的是让不同的人权观展开对话（Beck 1999: 114-117）。
然而，至今我们很少见到不同的普世人权观展开理性的对话。反之，1999年，西方国家的一场攻击行动，据称是普世人权的实践，但经过以下的分析，我们会明白，文明的冲突再一次披上了道德绝对主义的外衣。
当塞尔维亚人在科索夫迫害阿尔巴尼亚人，北约对南斯拉夫政治施压无效，终致派机轰炸南斯拉夫，并以“人道干预”为出师之名，似乎“普世人权”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信仰和行动准则。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教授Bruno Simma便指出，塞尔维亚人在科索夫所做的不能算“侵略”，因为科索夫是南斯拉夫的领土，反倒是北约在无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情况下，攻击一个主权国家，已违反了国际法原则。然而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攻击是为了维护人权，因此此一攻击行动是一种“可原谅的罪”，是“人道干预”（Spiegel Online 1999.3.25a）。德国总统Roman Herzog也认为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攻击是一种“为了第三者的正当防卫行为”。Herzog并且认为，德国参与北约的攻击行动，不是要证明德国主权地位的正常化（详下），而是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人权已经成为德国人的核心价值（Der Spiegel 1999（14）c）。德国政府不但宣称这是人权之战，并希望发现塞尔维亚人在科索夫设置集中营的证据，以为此战合法化（Der Spiegel 1999（14）b）[19]。总之，相信北约攻击行动正当性的说法，都揭橥出一种“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也就是说，某些基本人权是俱有普世有效性的，其实现与维护，应不受国界与国家主权的限制（参阅Bretherton 1998）。
北约为救援科索夫的阿尔巴尼亚人，而对南斯拉夫发动攻击，真地是“普世人权”的实践吗？只要与下列两事对照：仅仅数年前，当卢安达发生种族大屠杀时，西方国家并无兴趣以战争手段进行“人道干预”；1999年11月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ZE）高峰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通过了欧洲安全宪章，期望OSZE能有更大的力量防止和调解欧洲内部的冲突。该次高峰会的焦点问题是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车臣属俄罗斯，有如科索夫属南斯拉夫，车臣问题与科索夫问题颇类似，但西方国家只敢表达调解的意愿，但只要俄罗斯不让步，西方国家很难介入（Die Welt 1999.11.20），更不敢以军事行动“人道干预”。由此可知，“普世人权”的说法不能反映出所有的事实。那么，北约攻击南斯拉夫，还为了甚么呢？
美国的企图似乎是较明显的。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维一的超级强国。一个超级强国，是不能放过宣示其宰制地位的机会的。然而北约的欧洲国家，又为什么不惜对南斯拉夫动武呢？
有一种可能是，北约的欧洲国家，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亦即担心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其种族冲突会波及欧洲其它区域，因而出兵干预。然而，如果北约仅只是想追求巴尔干半岛的安定，最划算的策略应是支持原南斯拉夫联邦的完整。然而，北约却反其道而行，对脱离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埃西亚、马其顿、波士尼亚／赫哲格维那，均予于承认和支持。
还有，南斯拉夫的种族冲突，各方均有不人道的行为，然而主要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美国、英国），却集中谴责塞尔维亚。即以科索夫问题而论，南斯拉夫强人狄托去世后，占科索夫总人口87.4%的阿尔巴尼亚人，亟欲把境内的塞尔维亚人驱离，颇引起塞尔维亚人的不安（Der Spiegel 1999（14）a）。1995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人居住的Krajina（在克罗埃西亚境内，与波士尼亚／赫哲格维那相邻），结果克罗埃西亚利用此一机会，将Krajina约20万塞尔维亚人驱离，大批难民拥入塞尔维亚。为了报复，当时的南斯拉夫联邦总统Cošić有意将阿尔巴尼亚人逐出科索夫，以安置塞尔维亚难民。事实上，原塞尔维亚总统、后来的南斯拉夫联邦总统Milošević一直在阻止此一驱离阿尔巴尼亚人的计划，但终究屈服于激进派的要求。而北约因科索夫问题轰炸南斯拉夫，更刺激塞尔维亚人加快对阿尔巴尼亚人的驱逐。[20]至于科索夫阿尔巴尼亚人亦不乏对塞尔维亚人挑衅、迫害之举。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前，1999年一月，德国外交部次长Wolfgang Ischinger即曾公开表示，科索夫的阿尔巴尼亚民军UÇK在进行军事挑衅（Ischinger 1999）。南斯拉夫屈服于北约的轰炸后，阿尔巴尼亚人旋即迫害科索夫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和吉普赛人（Der Spiegel 1999（28）: 126-128）。
西方文明与回教文明的矛盾由来已久。然而，当波士尼亚／赫哲格维那的回教徒及信奉回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发生冲突时，西方国家却声援这些回教徒。反之，俄罗斯则始终支持塞尔维亚。俄罗斯外交部长Iwanow强烈抨击北约的轰炸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及对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种族屠杀。北约攻击南斯拉夫期间，俄罗斯关闭了北约在莫斯科的代表处，对南斯拉夫则提供“人道援助”（Spiegel Online 1999.3.25b）。西方国家与俄罗斯态度回异，原因是甚么呢？
回顾一下历史，也许能找到答案。1999年的科索夫风云，几乎是1913年的翻版。科索夫曾是塞尔维亚的核心部份，但1389年Amselfeld一役，塞尔维亚败于土耳其，塞尔维亚人因此迁出该地（Spiegel Online1999.3.25c, 1999.04.02a）。当土耳其人退出巴尔干半岛后，塞尔维亚欲夺回科索夫，并对当地信奉回教的阿尔巴尼亚人进行迫害（至少从17世纪起，阿尔巴尼亚人即已迁入科索夫）。1913年，西方强权出面干预，在西方强权的的支持下，阿尔巴尼亚人得以建国。但西方强权此举并非基于人道理由，而是要阻止塞尔维亚人的势力抵达地中海岸。然而俄罗斯出面支持塞尔维亚，终究使塞尔维亚获得了科索夫（Die Zeit 1999（14））。
当土耳其仍据有巴尔干半岛时，奥匈帝国的日耳曼皇朝需要塞尔维亚人的力量抵抗土耳其的势力。但当土耳其退出巴尔干半岛后，塞尔维亚反成了奥匈帝国在东南欧扩张的阻碍（Die Zeit 1999（14））。日耳曼民族与塞尔维亚人的冲突越演越烈，终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时代，德国则利用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埃西亚，屠杀了不少塞尔维亚人。
今天的西方国家一样不是真心帮助阿尔巴尼亚人。他们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出兵干预科索夫问题，但却反对科索夫脱离南斯拉夫，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强化“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引起巴尔干半岛另一波动荡。除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还分布于马其顿的西半部、蒙特内格罗（Montenegro）（亦属南斯拉夫）南部的三分之一、希腊北部省份的部份区域。科索夫若脱离南斯拉夫，会催化上述区域阿尔巴尼亚人的分离运动（Die Zeit 1999（14））。
回顾历史，即可知道日耳曼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冲突由来已久，而俄罗斯则始终支持塞尔维亚。这不仅仅是因为后两者同属斯拉夫民族，也因为其均信奉希腊东正教。反之，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埃西亚人，虽然亦属斯拉夫民族，但信奉罗马天主教，因此与西方世界较为接近。冷战后，两者在脱离南斯拉夫独立一事上，亦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
反之，信奉东正教的北约成员国希腊，虽不敢背离北约，但其对南斯拉夫问题的态度，在北约中却属异数（参阅Huntington 1997: 218-219），且其心理上，较同情塞尔维亚人。当马其顿于1992年脱离南斯拉夫独立时，遭到希腊的强烈反对，因为希腊认为马其顿是希腊的一部份。希腊甚至想同塞尔维亚瓜分马其顿，并对马其顿实施经济封锁。最后由于美国施压，希腊才在1995年承认马其顿（Die Zeit 1999（14））。1999年11月20日，美国总统柯林顿在参加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高峰会后，由伊斯坦堡转往希腊访问，在雅典遭遇上万名左派群众带暴力行为的激烈示威，示威群众强烈谴责美国带头对南斯拉夫进行轰炸（Spiegel Online 1999.11.20c）。因南斯拉夫问题而引起如此强烈的反美情绪，这在北约成员国中是很特别的。
南斯拉夫问题可能最能证明杭亭顿的“文明冲突”论有某种程度的适用性。事实上，一条宗教界线将欧洲分为“东方欧洲”与“西方欧洲”两个世界，界线以东是希腊东正教的世界，界线以西是罗马天主教及由其衍生之各种新教宗派。信奉希腊东正教者多为斯拉夫民族，然而亦有斯拉夫民族信奉天主教者（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埃西亚），他们的地缘位置正处于东方欧洲与西方欧洲的交会处，可以灰色地带称之（孙治本1999: 83-84）。
这条文化界线可上溯至东、西罗马帝国之分裂及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之冲突。然而在二次大战终了以前的欧洲近代史，欧洲民族国家间的结盟关系经常是跨越此条文化界线的。例如法国大革命以后，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结盟对抗法国；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法国、俄罗斯、塞尔维亚联合起来对抗德国。冷战时期，东、西大集团对抗的局面首度出现，然而前述信奉天主教的灰色区域，是属于东方阵营的。冷战结束后，此一灰色区域才投向西方[21]，以宗教为界的欧洲文明冲突，开始明显地影响欧洲的地缘政治。如此即不难明了，为何成员国几全属西方欧洲的北约，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常偏袒塞尔维亚的敌对者，唯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态度较特别。至于东方欧洲的老大俄罗斯，支持塞尔维亚更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即使在西方阵营中，对南斯拉夫问题的态度也不是很一致。北约开始对南斯拉夫发动攻击后，巴黎、罗马、米兰便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教宗也于复活节讲话中要求停火。德国要较晚才出现反战示威（Der Spiegel 1999（14）b），反战的德国前财政部长、前社会民主党主席Oskar Lafontaine甚至抱怨德国只有数场小规模的示威（Lafontaine 1999: 247-248）。这几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德国表现了突出的（干预）兴趣。事实上，这个世纪德国命运的转变常与南斯拉夫连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南斯拉夫问题而起，而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后，南斯拉夫问题则提供德国“主权地位正常化”[22]的机会，并使德国于战后首度派遣战斗部队至北约以外的地区。还有一种说法是，德国参战，是要避免“特殊之路”，也就是德国不能成为西方阵营中的异数，要向全世界宣示德国属于西方联盟（Der Spiegel 1999（45）），其目的则是避免其他西方欧洲国家对统一后成为欧洲强权的德国的疑惧。德国外交部长Fischer还曾说，参战是为了不使人觉得德国与美国疏离（Der Spiegel 1999（14）b）。这是因为冷战后德国仍视俄罗斯为头号潜在敌人，故希望美国的势力留在欧洲，以为制衡。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德国对其欧洲政策，常主观地解释其目的是要宣示德国维持其与西方国家结盟关系的决心，所以在参与攻击南斯拉夫一事上，也出现了这样的说法。然而，这种说法忽略了德国历史潜意识中对塞尔维亚的敌视。法国、义大利民情对北约攻击行动的相对冷淡，实因其与塞尔维亚的关系有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塞尔维亚与法国、义大利且系盟友）。德国口称要避免特殊之路，然而南斯拉夫问题几乎是德国的特殊之路所激化的：前已述及，避免南斯拉夫的分裂，才是合乎欧洲利益的。因此一开始，法国、英国、美国都反对支持克罗埃西亚等的独立运动，然而德国不顾法、英、美的反对，执意承认由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国家（Lafontaine 1999: 246），逼使其他西方国家不得不跟进承认。
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北约攻击南斯拉夫有维护（阿尔巴尼亚人的）人权的用意，但此一事件文明冲突的成份，实大于普世人权的实践，
五、结语
全球化确实削弱了民族国家、改变了空间（概念）、复杂化了认同。全球化消除了“远方”，使各种事件都可跨国地进行，然而这种可称之为“解空间化”的力量，因其可使任何地方都不再“偏远”，也使实体地方空间有可能在全球范围获得资源，造成地方与社区的复兴。“解空间化”使民族不再与固定疆域联结，但也正是“解空间化”，塑造了“来自远方的民族主义”，支持着跨国民族社会空间。即使是功能性的跨国社会空间－跨国性越来越真实的跨国集团，也仍未脱离民族国家的符码。
因此，在全球化的第二次现代，（各种）全球视野、地方（社区）意识、民族主义，可能兼容并蓄、可能激烈冲突。即使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西方社会，也在对南斯拉夫的攻击行动中，暴露出对“普世人权”的帝国主义及文明中心主义的滥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的第一次现代确实是解构了，第二次现代则尚未出现理论上、实践上清晰的架构。然而第二次现代未必就是永恒的、解构的后现代。关于跨国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努力若能成功，则第二次现代一方面将是包容的、多元的，一方面也将是有结构、有秩序的。
参考书目
一、中文部份：
孙治本
1995 ＜德国人口结构老化对法定退休保险的影响及因应之道
＞，《思与言》（33-1）：135-160。
1999 ＜世纪末解构的欧洲－后民族国家思维、文化界限与民族国
家间的交互激荡＞，《当代》（139）：80-93。
Beck, Ulrich
1999 《全球化危机》（孙治本译），台北：商务。
Bryan, Lowell/Farrell, Diana
1997 《无疆界市场》（汪仲译），台北：时报文化。
Giddens, Anthony
1999 《第三条路》（郑武国译），台北：联经。
Huntington, Samuel P.
1997 《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黄裕美译），台北：联经。
Soros, George
1998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联合报编译组译），台北：联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这迫使国家或者必须屈服于全球资本主义，或者必须以“跨国政治架构”取代（或补充）传统的国家与国际架构，以使政治力能重新抗衡资本主义。关于“跨国政治”的问题，本文无法详述，仅在四－（二）略为提及，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Beck 1999: 144-150。
[2] E. Alvater及B. Mahnkopf如此形容全球化所带来的时间和空间的转变：“‘时间紧密的地球’（zeitkompakter Globus）形成了。如今，不同世界领域和不同意义的事件不再被定位于一个，而是数个不同的时间轴。．．．从经济上而言，地球不再是有着许多远方国家的广大世界，而是紧密、狭小，包含着许多藉着通信技术连接在一起的（货币）市场。这是因为只需花些微成本就能克服空间距离以及原本所需的时间支出，这些成本很少算一回事。”（Die globale Ökonomie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in: Widerspruch, 31, 16. Jg. 1996, S. 21f；转引自Beck 1999: 31）
[3]亦即无疆界、不受经济以外力量束缚的市场，参阅Bryan & Farrell 1997。
[4] Jan Nederveen Pieterse整理出五位重要学者对全球化开始年代的看法：
学者对全球化的开始年代有非常不同的意见
|
學 者
|
開始年代
|
主 題
|
|
馬克斯
|
約1500
|
現代資本主義
|
|
華勒斯坦
|
約1500
|
現代世界體系
|
|
Robertson
|
約1500, 1870-1920
|
包括多個面向
|
|
吉登斯
|
約1800
|
現代
|
|
Tomlinson
|
約1960
|
文化全球化
|
Pieterse 1998: 91。
[5]当然，如果我们将全球化的开始年代定位于约1500年，则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全球化的开始是同步进行的事件，前者甚至可能是后者的结果，但在全球化的现阶段，全球化反而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实力（Pieterse 1998: 94）。然而笔者基于“疆界毁坏”的全球化定义，认为至少要到冷战结束以后，（成熟的）全球化才成形，而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即是民族国家的式微。
[6]传统中国只有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以及政治上对朝代（最高统治家族）的效忠；由于国家的概念尚未形成，最高权力的概念是归属于朝代或皇帝个人，朝代改变即被视为“变天”。中古欧洲的认同对象是基督宗教和地方文化，一国之政权亦分散于诸封建领主手中。现代的民族国家要到十五世纪末才逐渐在欧洲形成，其过程可参阅Schulze 1999。
[7]“多中心世界政治”的论点系James Rosenau（1990）所提出，这里主要参考贝克的诠释（Beck 1999: 49-51）。
[8]关于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式微，参阅Albrow 1998a; Beck 1999: 2-10 & 144; Fischer 1999; Habermas 1998。对于“解民族国家化”的各种反动方式，参阅Zürn 1998。
[9]可参阅贝克对“世界‘麦当劳化’”（亦即大一统的全球文化的形成）论点的反驳（Beck 1999: 59-64），及Robertson对全球地方化和文化帝国主义论点的讨论（Robertson 1998: 211-215）。另可参阅Smith 1990。
[10]在国家的模式中，则是公民间的关系直接由国家规范（Luhmann 1998: 365）。
[11]关于跨国民主，参阅Beck 1998; Scharpf 1998; McGrew 1998。
[12]关于国家与公民社会，参阅Giddens 1999: 79-110；Dettling 1998: 237-300。最近德国知识界兴起关于公民社会是否能取代国家（或公民社会与国家之互补关系）的讨论，例如1998年，德国黑森（Hessen）邦政府与“罗马人山论坛”（RömerbergGespräche）召集了一场名为“国家的终点－公民社会的起点：关于全球化时代社会民主的前途”研讨会，见Eichel/Hoffmann（ed.）1999。
[13]关于跨国公民社会，参阅Beck 1999: 90-119; Shaw 1998。
[14]在全球化以前的现代（传统的现代；或如贝克所称的“第一次现代”（Beck 1999: 12；第一次现代之后则是“第二次现代”）），社会常被认知为某一民族国家的社会（日本社会、德国社会）。贝克称此为：“领土国家成了社会的货柜。”（Beck 1999: 90）
[15]当然，这并不是说实体空间、实体地方真地不重要了，而是说空间距离阻隔沟通的力量越来越小。但实体地方仍是社会事件发生的主要场域，参阅Kirby 1998。
[16]而且即使是最残忍、最绝望的事件（战争中的屠杀、饥荒等），都可能成为文化工业刺激消费者想像力的素材（Appadurai 1998: 22-23）。
[17]针对东亚金融危机，知名投资人George Soros呼吁建立适当的国际金融监督及管理机构，并主张民主国家应彼此合作，建立全球性的开放社会，才能因应经济全球化引起的问题（Soros 1998: 175-193 & 213-239）。
[18] 2000年二月三日，由于获悉Mannesmann大部份的小股东同意Vodafone交换股票的条件，Mannesmann管理阶层被迫与Vodafone达成合并的协议，原Mannesmann集团的股东可持有合并后的集团49.5%的股份（较Vodafone最初的提议多了两个百分点）。此一表面上“善意的兼并”，由于Mannesmann管理阶层未能争取到50%以上的持股比例，仍被德国舆论界视为德国管理阶层的重大措败（Der Spiegel 2000 （6）），德国总理施洛德且宣布成立委员会，调查是否有必要立法限制敌意兼并（Spiegel Online 2000.02.07）。
[19]希特勒时代德国集中营内的屠杀，是战后德国战犯被定罪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其他西方国家的人，甚至认为整个德国民族都应对此负责。因此，战后德国人一方面深切反省；一方面在潜意识中，想发现其他民族也会做这种事的证据，以使集中营不再只是德国独有的烙印。在北约攻击南斯拉夫期间，一些德国政要喊出了“绝不让Auschwitz再发生”的口号（Lafontaine 1999: 248-249）。Auschwitz是希特勒时代最有名的犹太人集中营。德国人喊出这样的口号，表面上是从德国本身的历史教训中，体会出集中营的惨绝人寰，因此绝不能让集中营的悲剧在任何地方重演。实际上，在潜意识中，是想向世人宣告：不是只有德国人才会设立集中营。
[20]此为德国前总理Willy Brandt总理办公室主任Horst Grabert的说法，转引自Lafontaine 1999: 40-41。由于北约的支持，克罗埃西亚赢得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并将一共约40万塞尔维亚人驱离Krjina及东斯拉沃尼亚（Ostslawonien）（Der Spiegel 1999（14）a）。
[21]波兰外长BronislawGeremek：“柏林围墙的倒塌标识着波兰的重返欧洲。”（Spiegel Online 1999.11.8）他所谓的欧洲实指西方欧洲。
[22]二次大战后由于德国为战败国，其国防、外交均受法律上或历史经验所产生的主观禁忌的限制。主权正常化则是要取消这些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网
UNCTA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Country Report
Trading Economics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全球政府债务钟
My Procurement
阿里巴巴
Aliba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