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
信息来自：http://www.xjass.com · 作者： · 日期：13-04-2016
2013-04-22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普遍推广，文化多元主义的不断兴起，世界霸权体系的去中心化和政治分裂的碎片化，多民族国家出现了诸如多元文化认同、多元价值认同、多元政治认同和多元身份认同等多样化认同形式，导致多民族国家面临严峻的国家认同危机，这主要缘于异质文化的互斥、民族认同的强化、经济发展的失衡和国家构建的滞后等因素。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资本、信息和移民在世界各国的不断流动，导致本来就“十分少见”[1]的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进一步消失或隐退。显然，当今世界更多的是由多民族、多族群、多种族等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多族群、多种族的结构特性，全球化燃起了“对新的地方性与区域性认同及政治自主的主张的坚持”[2]106，随即可能带来的地方文化与民族(族群)认同的强化趋势，导致国家的去政治化或“黎巴嫩化”，弱化社会的集体(整体)认同，国家认同必然面临一系列的危机。为此，本文尝试着考察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主要表现，并分析其主要原因。
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多样性表现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其主要表现在︰多元文化认同、多元价值认同、多元政治认同、多元身份认同等方面。
1.多元文化认同。文化(culture)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被人们所分享和接纳的观念、信仰和习俗[3]。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对观念、信仰、习俗既不断凝练而积淀了文化自身的底蕴，又不断汲取文化中的精神力量而增强了民族的团结。依据民族理论，文化是界定一个民族(族群)的最根本因素。无论是原生民族理论，还是现代(工具)民族理论，都强调了民族共享共同文化的特性。因此，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被“他族”视为一个完整的共同体，其民族文化是核心与关键。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表征民族文化精髓和实质的语言符号、物理象征、宗教仪式的内心体认，并能够被“他者”或“异族”明确区分且默许和接受。因为文化实质上是人们对一定语境下意义的一种自我解读，“乃是指特定‘语境’(context)之下，人们从其种种行动与经验汲取‘种种意义’(meanings)，并从生活中领悟甘苦”[4]。所以，文化认同开始于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分离时自我观念的形成，而“文化认同建构的方式依赖于个人的自我观建构的方式”[2]53。
在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往往掌控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资源，少数民族或许被忽视、歧视，甚至被控制、压制，往往被边陲化、边缘化。如此，为了国家民族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主体民族往往视本民族的文化为正统、权威，并强行灌输给其他民族，致使少数民族文化被钳制、限定，很难真正繁荣昌盛、茁壮成长。伴随经济全球化过程，多元文化主义开始广泛传播，国家逐渐采取更多宽容、更加民主的文化发展策略，各少数民族也开始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地方文化逐渐兴盛起来。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如果主流文化长期被一主体民族所支配、垄断，少数民族文化就会在压抑的环境下寻求生存机会，在狭缝中谋取发展的空间。当主体民族所掌握的文化资源权利开始向少数民族倾斜时，少数民族会抓住这一发展的契机，利用已有的文化资源，开发潜在的文化宝库，将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的认同过程。一旦民族文化繁荣，势必出现多元文化认同的发展迹象，必然导致文化认同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
多元文化认同的理论根基在于多元文化主义，而多元文化主义的极端表现是文化的相对主义观念，“它认为每个社会或文化得用它自己的术语进行理解”[2]104。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各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化认同，都以本民族文化为荣，自然容易产生轻视或蔑视他族文化的心态，彼此之间的激荡和冲撞在所难免，甚至出现某一民族坚持十分狭隘的观点而死守住民族文化的门槛，不愿吸收他者的优秀文化来进一步发扬和光大自身的文化。为此，多元文化认同的同时，势必削弱主流文化的支配和统治地位，动摇主流文化所极力倡导和弘扬的理想信仰、世界观和人生观，自然危及到国家的政治权威，影响到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如目前法兰西民族正遭遇到多元文化主义与雅各宾主义之间的冲突，致使法国国家认同危机四伏[5]。
2.多元价值认同。价值是人的主观需要对客观事物的一定属性的追求和向往，体现了现实的人的需求与事物属性之间的一种辩证统一关系。人之所以有某种价值要求，主要在于人类对于真善美生活的憧憬与渴望。对于何为“美好的”、“有益的”事物，并非单个人的主观判断，而是人类长期在生产活动中、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人们的共同心理评价、理性思维的结果。正因为如此，那些“美好的”、“有益的”东西才物有所值，才促使人人去不断追求。价值认同，实质上就是人们对象征至真至善至美的实体的一致肯定而内化成行为目标并不断追求的过程。尽管价值具有一套客观的评判标准，且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但是，价值绝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永远处于动态的过程中，始终是发展的、进步的。显然，价值可能随着客观事物属性的变化而改变。比如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伴随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理论界有了新的观点和看法，对原有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因而，坚持某一价值观的人们，因价值客体的属性的变化，要求对价值追求的主体人的价值观的相应转变或调整。生活在同一国境内的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因民族(族群)文化的差异，对价值的理解和领悟的能力上、水平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价值的评价和判断也有不同的观点，对价值的追求路径方式各有分别。如此，除了坚持核心价值观外，我们不可能强求不同民族始终保持着整齐划一的价值观。如果强行要求一种统一的价值认同，在理论上会缺乏可靠支撑，实践上也不能有效操作。
全球化复兴了民族文化，促使人们的文化认同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由于多元文化认同的生成，导致人们的价值认同向多元的方向发展也势在必行。文化是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一定文化的底蕴和根基深深影响着持有某种价值观的主体的思维方式、思考习惯；价值观必然与文化的精髓保持一致，既定的价值观总是体现主流文化的宗旨。今天，中国人所奉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是共产党人所秉持的价值原则之一，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维护整体利益、渴望“大一统”的思想。可见，价值观与文化具有共生的一面。同时，价值观与文化还有着冲突的一面。当西方文化渗入东方时，东西文化(文明)碰撞最激烈的表现就在于价值观的不同，如个人主义作为集体主义的对立面立即呈现出来一样。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渐推广，人们很快接纳个人主义并在社会生活中去践行，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明显变化，集体主义不再是唯一坚守的价值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西方价值理念渐渐侵蚀着人们的头脑、左右着人们的灵魂。这种现象在新生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取向上和体现在诸如利益观、消费观、婚恋观、择业观等现实生活方面尤为突出。[6]
显然，多元价值认同，既可促进人们吸收不同价值观所具有的合理内核，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又会带来对主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严峻挑战。因为多元价值认同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原则，总是一意孤行地坚守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践行自己的价值理念，从不承认有什么价值是核心，唯独注意到价值静止的一面，看不到价值动态的另一面。那么，这种固执的自我价值认同与国家所主导的价值认同相悖时，就可能无视或放弃核心价值观的坚持，危及国家认同，分解国家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3.多元政治认同。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7]人必然与政治结缘。今天，政治与经济、文化共同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识。随着社会政治化与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民主政治理念已经超越了迷信君权神授的王朝国家时对君主或国王的忠诚。人们认同政治，更多的是对平权、正义、公道等的追求。因此，政治认同，就是个人(或群体)对政府组织、政治制度、政治程序等政治符号的接纳、认可。从表象上看，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8]。而实质上，是人们的一种自我的政治选择与肯定，也是人们的政治归顺与服从。政治认同具有条件性，不是随意的偶然的抽样和择取。其首要条件就是政治的合法性，此乃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核心和关键，因为“现代政治的使命就是对国家的权力施加制约，把国家的活动引向它所服务的人民认为是合法的这一终极目标上，并把权力的行使置于法治原则之下”[9]1-2。在封建王朝时代，如果说人们也认同政治的话，是缘于帝国统治者们强大的权威与严酷的压制，更在于民众对既存的“君权神授”、等级制度等封建的政治思想的“非法性”的一种似乎“合法”的解读，并被迫默认、强制认可。国家在由王朝帝国进入民族国家的本质表现正是政治的由“不法”到“合法”的进步。现代国家是一种契约结合的形式，是人民权利的合法代表和象征。不过，在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过渡过程中，政治的合法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而是在民族国家逐步完善的政治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和政治运行的进程中，才渐渐趋于体现国家的法律精神与民主的实质，合法性才慢慢凸显出来。
多元政治认同是直接导致国家认同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霸权在发展中国家和后殖民国家的逐步加强，强劲的政治攻势与挟裹在法治、民主、人权里的政治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信仰，既明目张胆地大力鼓吹，又潜移默化地缓慢渗透。当强势的西方政治文化与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扎根后，对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思想无不产生侵蚀作用。尽管先前的认同是主要认同，是曾经发自内心的认同，而眼前的新认同，是次要认同，是驱赶时髦的认同，却很吸引人、很有魅力。这样，将致使我们已经坚持的政治认同开始动摇并可能被新的认同所替代或置换，从而构成了对国家认同的危机。
4.多元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自我与他者对诸如出身、地位、阶层、族群等的判断和确认，是个体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综合镜像。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出身，必定会有什么样的身份标签，并被个体与集体所认可。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身份往往名不副实，可能被他者误判；或许事实上的身份总不被自我大胆承认或接受，一味地躲躲闪闪，逃避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个符号表征。身份认同，乍看起来，似乎是“被给予”与“选择”的互动的结果[10]，但是，也未必完全如此。首先，“被给予”的身份，只是将一个人视着被动的、机械的动物，所确认的身份成为他者给予的一个符号或标记而已，如果所依据的评判标准有误则必定贴上错误的身份标签。其次，“选择”身份的权利虽然窥见到了人对利益的强烈追逐，但忽视了身份主要凭借其血缘、种族、语言、文化、历史等为依托而确认的根本所指。事实上，一个人认同或选择什么身份，首要的是其血缘关系或族群性，即主要看出身者的父母的民族成分。当父母为同一民族时，子女无论对经济、政治利益的多么渴求，也无济于事。只有当父母为异民族时，子女才有选择的权利与范围。譬如在中国，为了从利益角度考虑，为了能够享受到中国民族优惠政策，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后所生子女更多的趋向“少”与“小”[11]。而旧中国，随同汉族(少数民族汉化)或许可能避免“大汉族主义”的迫害，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后所生子女也可能趋向“多”与“大”，这就是汉族通过“滚雪球”式[2]发展的重要缘由之一。因为汉族并非单纯的华夏族、炎黄子孙，而是多次民族融合、通婚后对原华夏人的身份认同的结果。从先前的“多”与“大”趋势到今天的“少”与“小”趋势的逆转，与国家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视、经济利益的平衡、政治权利的关注有很大的关系。该状况已经引起西方学者的兴趣，并归结为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反映[12][13]。
多元身份认同，或身份的多样化，显然是从不同视角定位的结果，像文化身份、政治身份、法律身份的提法，以及欧洲身份、大陆身份的指称的兴起。为此，“身份认同需要同时确定边界”[14]。就某一特性的身份来说，一个人也可能经历不同含义的身份变迁。譬如，对于中国香港人的身份变迁曾经历了“旧中国人”语义下“香港同胞”、“香港侨胞”、“英属香港华人”(简称“香港华人”)，到“新中国人”称谓下的“香港人”的历程[15]。
然而，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平权、民主的新理念以及种族、民族和宗教意识的复兴，不仅加剧了人们选择多重身份或者重新确定身份的可能性，而且反映到身份的多元认同上后也必然导致身份认同特性的某种变化。其严重结果就是“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危机成了一个全球现象”[16]12。譬如土耳其国家，为了实现加入欧洲联盟的夙愿，从20世纪20年代的凯末尔时起就打造欧洲身份认同[17]。自然，对于土耳其国人来说，既要肩负起土耳其人、穆斯林民族的身份，又要在“世俗化”、“现代化”、“西方化”的锤炼下归入符合欧洲的标准和规范，认同欧洲并被欧洲认同。除此之外，像日本、伊朗、中国、叙利亚、巴西、加拿大、丹麦、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墨西哥、德国等都面临着国家身份的困境[16]12。
多元身份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危机主要体现在︰其一，受市场经济趋利性影响，人们更可能追逐有利可求的身份，在身份的包装下不顾国家利益，而趋于重利轻义或见利忘义。其二，容易导致跨境民族的思想游弋不定，缺乏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其三，在世界公民观念或超国家身份思想的影响下，或当民族国家公民定义有着明显的模糊性和歧义性时，容易导致已经拥有他国国籍的少数民族有随时脱离该国的危险。其四，激发起一些种族、教派要求政治权力、自治或独立的运动[16]12-13。
二、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原因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异质文化的互斥、民族认同的强化、经济发展的失衡和国家构建的滞后等四个方面。
1.异质文化的互斥。世界上的文明起源和特质不尽相同，相异文明的文化根基也大相径庭，导致异质文化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加剧彼此间的排斥，这主要体现在东西文明进程中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上。譬如，以美国为主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式的快餐文化、摇滚音乐和西部牛仔式的嘻哈(hip-hop)文化，既突出了西方文明反映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方面的简洁、明快的特征，又显示了欧美人对自由、包容、个性的追求。然而，像中国的京剧和四合院，日本的木偶剧和茶道，印度尼西亚爪哇的皮影戏(shadow play)等表征了东方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文明特质。其中，中国人所崇尚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理念的讲仁、尚义、守礼的和气、和平、和谐文化对周边国家影响特别深远，像越南尽管早就从中国独立出去，但受到中华文明的长期浸润而始终不能摆脱中国化的趋势[13]90。并且，古印度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随着历史的演进已逐渐淡出或湮没。可见，所谓今日的东方文明主要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明。亨廷顿曾指出︰“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是对抗性的”[18]199。这就预言了两种文明相遇后，势必产生一系列的冲突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国家间交流的频仍与移民的地理流动而不断撕裂掉地方文化的封闭圈、冲蚀掉民族文化的守旧观念，扬弃其固有的惰性，而植入强大的生命力，重新焕发新的生机，促使地方文化复兴。与此同时，当相异文化汇合、碰撞后，也必然带来不同文明背后的相应的不同价值观念、思维理念、生活习俗、行为模式、宗教实践等方面的强烈反应，促使地方文化在鲜明的反差中感到相形见绌，从而加剧保守性、封闭性。这样，地方民族主义借助文化保护主义而不断催生出狭隘的地方主义，强大后的族裔民族主义伺机向国家施加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18]133的重要原因。我们常见的跨境民族间的文化冲突便是明显例证[19]。
2.民族认同的强化。民族认同是指一个民族成员通过诸如民族语言、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所表述的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意识，并在日常的饮食习俗、衣着打扮、家居摆设、建筑风格上体现民族的精神与文化的特质。认同一个民族，可能是通过与他民族的不断接触、相互往来、彼此交流的过程中对本民族更加关注、特意重视的结果，或许是由于异族的过分傲慢、偏见、鄙视以及所主导的剥削思想、实施的压制策略而对我族逐渐强化的一种反省与自觉过程。民族认同强弱与民族意识、民族意志、民族精神密切相关。而民族文化是民族意识、民族意志、民族精神的载体，所以民族文化一经生成后就不断作用着民族认同的强烈程度与持续长度。
在全球化时代，一旦多元文化主义扭曲发展，如果国家政府未及时采取相应的良好对策，协调多元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破坏作用，那么，地方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族裔民族主义的激进等就自不待言。民族认同强化的同时可能致使国家认同的相对弱化[20]。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主要表现︰国家认同要求各民族认同国家的现实政治、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等，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意识一致，增强国家民族精神和国家民族意志的凝聚力、向心力，体现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良好形象和美好口碑，展示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民族的优良素质。然而，民族认同则诉求本民族文化权利、自身的经济利益、政治的参与和分享，不仅对他民族具有排他性、竞争性，而且具有对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国家文化的主导性、国家经济的支配性的严峻挑战。由于全球化“创造了更具有反思性思维的公民”[21]，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增进了人们主动参与世界大舞台的一种全球意识[2]295。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当公民以更加开放的方式积极反思当今社会的弊端时，不仅会激情责难政府的腐败行径，而且容易将热情转向地方认同和民族认同上。在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西方敌对势力的蛊惑下，利用跨境民族间的历史积怨和现实反差来激化地方民族主义对抗国家，甚至要求由自治走向自决，那么分裂国家的危险就近在眼前，不是所谓的危言耸听。为此，我们必须承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对抗的一面。只有在正视民族认同高涨弊端的时候，才能思考如何理性控制，合情合理地限定民族认同的激烈情绪，科学地引导民族认同趋向正确目标的发展。只有国家主动回应民族的合理合法的要求、不断满足民族发展的愿望，那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才可以被消解，因为民族认同只是多样化认同、多层次认同中之一种。一个民族在强化本民族认同的同时，如果始终保持与国家认同的方向一致，即将民族认同从属于国家认同之下，那么，强势的民族认同也可能起到巩固国家的统一、国防的安全、国力的强大的积极作用。
3.经济发展的失衡。经济发展的失衡，乃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失衡，既指发展速度、发展水平的差距，又指国内经济发展规划、经济发展策略的失误或欠周全，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就国际来看，不平衡的表现主要在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国内来说，不平衡凸显在地区经济的发展上。当今社会，世界上所有国家除了重视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外，尤其关注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但注重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均衡和协调。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后殖民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一些国家的国内稳定。譬如，库尔德人所聚居的库尔德斯坦(Kurdistan)，主要位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三国交界处，面积约有40万平方公里，主要属于山区和高原，自然地理条件复杂，交通十分不便。虽然库尔德民族分属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不同的国家而被理论界视为库尔德问题的关键所在[22]，但是，经济以落后的畜牧业为主且总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重要原因。如果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政府充分考虑到在财政支出、资金投入、银行贷款、科技开发等方面的经济优惠和政策帮扶，缩小库尔德斯坦地区与中心地带的经济差距，改善库尔德人的生活境况，并保护库尔德民族文化和政治权利，那么，解决库尔德问题并非是棘手的困难。
经济发展的失衡，在多民族国家不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一旦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民族地区人民对国家政府的满意度下降、信任度衰减，地方民族主义就有可能在他者的唆使下要求民族的自决，从而促成分裂分子独立建国野心的得逞。苏联的解体，部分由于苏联模式的痼疾，也部分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误导，还部分由于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的不平衡所致，这既体现在国民经济发展比例的失衡、经济体系的失序上(曾以集体农庄制度而发起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造成苏联经济的畸形发展[23]，又体现在以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长期主宰经济发展的地区倾斜而导致经济的发展不协调上。那么，像苏联这样的大国走向四分五裂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4.国家构建的滞后。何谓国家构建?福山定义为︰“就是在强化现有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9]序︰1，通过强化国家力量而发挥国家职能的应有功效作用。有学者则认为，国家构建是指一个国家既通过自力更生，又借助外力的帮助和支持，运用多种手段或方式建立起一个高效率的国家统治核心[24]。国家构建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维护的重要理念。无论是将国家构建看作国家功能的协调，还是国家的有效统治，都关注到国家建设的自主性和国家发展的内在性要求，揭示了国家治理与国家安全及世界秩序和谐的密切关系。
国家构建的滞后，指无视或忽视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因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而导致国家治理功能的紊乱。全球化必然给多民族国家带来诸多困境，如果国家不主动进行有效治理，那么不断积累的困境就会迅疾转变成对国家的严峻威胁。其主要表现︰其一，要么是高投资、高消耗、低产出，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高代价换取经济的暂时增长；要么是缺乏统筹的经济安排和策划，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致使地区差异的不断拉大，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其二，不太关注少数民族发展文化的权益，将主流民族文化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既违背了少数民族对发展民族文化的诉求，又给族裔民族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温床，给蓄意分裂国家的敌对分子寻求到貌视正当的理由。其三，仍旧梦想通过封建专制、威权手段，以征服、镇压方式造就国家的顺民或臣民。其四，社会的发展很难走向从礼俗性社会到法理性社会的转变，民族国家也就很难导向从“赋权型国家”到“保证型国家”的转变。其五，各民族不仅不能团结一起共谋发展而且可能互生怨怼、彼此对抗，致使民族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迅速结盟，借口解决民族问题，打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旗号，蛊惑和煽动民众对某一具体事件的不恰当处理或某一具体政策的未认真落实，而与政党和政府抗争，抵制相关的制度、组织、原则、策略等，使国家的政治运行体系遭受严重损伤，相应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遭到破坏。
三、结语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普遍推广，文化多元主义的不断兴起，世界霸权体系的去中心化和政治分裂的碎片化，多民族国家出现了诸如多元文化认同、多元价值认同、多元政治认同和多元身份认同等多样化认同形式，主要缘于异质文化的互斥、民族认同的强化、经济发展的失衡和国家构建的滞后等因素。显然，这些严重危及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国防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为了缓解和化解国家认同危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关系融洽、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繁荣，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与引导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观结合起来，本着吸收不同民族文化精华推进文化大繁荣的理念，努力达成“世界文化碰撞中的创造性和平”[25]；有效地整合族际民族关系，防止地方民族主义的抬头，控制民族认同的过高热情和偏执倾向，消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张力；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促使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不断趋于平衡，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着力进行国家的自主构建系统工程，既要注重军事工具的建设以保持正常的军事力量，又要注重以经济、外交和合作为主的民事工具的建设而提升国家的民事力量[26]，从而建立起一套良好的国家治理组织体系，促进国家功能的高效运转。
【参考文献】
[1]威尔?金里卡.多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
[2]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朗文出版公司.朗文当代英语辞典(英语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330.
[4]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3.
[5]于福坚.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却获得一个民族——法兰西民族的形成及法国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源[N].中国民族报，2009-12-11.
[6]樊娟.新生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调查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6).
[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
[8]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501.
[9]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0]何博.中华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J].云南社会科学，2006(4).
[11]鲁刚.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云南社会科学，2005(4).
[12]徐杰舜.雪球︰汉族形成时期的族群结构、互动与认同[J].吉首大学学报，2006(1).徐杰舜.从多元走向一体是民族过程的规律——以汉民族的民族过程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10(2).
[13]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M].叶兴艺，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14]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
[15]强世功.国家认同与文化政治——香港人的身份变迁与价值认同变迁[J].文化纵横，2010(6).
[16]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17]张学昆.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与入盟问题[J].欧洲研究，2006(4).
[1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19]雷勇.论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及其现代建构[J].世界民族，2011(2).
[20]陈茂荣.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学术界，2011(4).
[21]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M].郭忠华，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42.
[22]高桥和夫，中川海月.中东库尔德问题溯源[J].编译参考，1997(6).唐志超.库尔德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前景[J].现代国际关系，1999(11).
[23]姜长斌.社会主人——俄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反思苏联模式中农业政策失败的沉痛教训[J].探索与争鸣，2007(3).
[24]刘作奎.国家构建的欧洲方式——欧盟对波黑政策的实证分析[J].欧洲研究，2009(4).
[25]海因里希?贝克，吉塞拉?希密尔贝尔.文明︰从“冲突”走向和平[M].吴向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4.
[26]Max Kohnstamm and Wolfgang Hager eds. A Nation Writ Large?: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before the European Community[M].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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