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

信息来自：维基百科 · 作者： · 日期：14-04-2016

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及国族概念，最早由梁启超提出[1]，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建立国族的重要概念[2][3][4][5][6][7]。根据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文件，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追源到汉族的炎黄起源，而在现代则包含在中国境内非汉族的少数族群（然而这些少数族群未必是炎黄子孙），有时还延伸包括中国境外的汉人或海外华人（未必有中国国籍）[5][6]。中华民族因此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公民的人群分类概念，而是政治词汇[8][9]。可能因历史、政治及国族立场不同，“中华民族”一词在族群内涵及地理范围上或有差异[6][4]。关于中华民族的概念变迁，著名的历史学及人类学理论有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10][11]及许倬云的我者与他者的转化及混合。[12]

中华民族是生活在大中华地区境内各民族及海外华人的统称[13][14]。起初是指汉族、炎黄遗族、华夏族等未明确定义[注 1]，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与民族融合的口号广为流传，更随着诸多学者的提倡而广为人知[15][16]。而后孙中山于三民主义中提倡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归成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意涵逐渐由汉族融合各族演变成更为广泛的概念。现在中华民族是以汉、满、蒙、回、藏、西南边疆民族、台湾原住民及其他民族为组成[17][注 2] 。经过一系列民族识别工作后，中国大陆现今官方承认有56个民族，其中包括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14]。

历史演变

晚清: 相关历史人物、政党及各别主张

晚清对于中华民族的界定和讨论,常因“保皇派”、“改革派”及“革命派”的政治主张而有所不同，有大小民族的差异也有文化/血统论的差异。这涉及到后来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国族和民族的界定和争论。

梁启超：“大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对抗“小民族主义”的汉民族主义

梁启超为晚清君主立宪的改革派人士代表，反对鼓吹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革命党政治主张，主张将满清疆域境内各民族视为一个整体来拯救的“大民族主义”。

梁启超将革命党政治主张描述成对立的“小民族主义”，认为“小民族主义”鼓吹汉族独立建国，从满清的统治中独立复兴单一民族[23]。

杨度：文化之族名

同为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的杨度，主张“汉”只是“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应采“中华”为“文化之族名”以反对“汉族”血统说。因此杨度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但其强调以中国自古以来以“文化较高、人数较多”的历史文化定义和梁启超的政治文化定义有所不同。杨度提倡中华民族为中华文化之族名，将中国全体人民尽成为中华民族。[注 3]，

章太炎：汉族的国粹与民族

晚清著名保守派代表的章太炎则以其特殊的宗教和民族主义来定义“中华民国”的新汉族道德价值，俾“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25]章太炎以中国之历史文化与种族之特殊环境所界定之“中国性”（Chineseness）上，并非狭隘地建立在生物学之种族群体之概念, 以佛教思想来诠释斯宾塞之理论来进行种族革命（民族光复）[26]

孙中山

1912年以前，“革命派”代表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宣言上提倡“驱逐鞑掳，恢复中华”主张，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此口号将当时清朝贵族的满族及蒙古族（鞑掳）排除于中华之外。在此语境下所恢复的中华为单指汉族将满族赶出汉地(中国本土)的十八行省的国族政治主张，如辛亥革命时用的十八星旗仅代表汉族生活的十八行省。

中华民国

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转变

而在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提倡“五族共和说”：“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之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后，虽曾主张重提民族主义并扬弃五族的说法[注 4]将中国境内所有民族融化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融合”的说法 [27][28] ，并修改五族共和说法为要求藏蒙回满等族人民尽皆一起汉化，与汉人一起自决为大民族国家[注 5] 1924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表示，藏回蒙满等外来民族人口乃是少数，而就大多数来说，中国人皆为汉人，完全是一个民族[30]。孙中山于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提到的“结成了国族团体”[31]。

中华民族被孙中山使用在其政治主张中，其概念随着时间的演变不断扩大，并最终称演变成了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国族团体。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即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先有了中国民族主义，然后才有中华民族概念之形成。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主流上是以文化认同居于首位，但主权中国建立后，国家已是一个亟需建构的政治概念，也使得国家认同不得不被提升到所有认同之首位，因此，孙中山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凝聚国家认同基础，就是将血统种族认同包融于文化认同之中，在中国境内借由文化认同先凝结成一中华民族，并以中华民族做为国家认同的基础。[32]

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的思想扩大中华民族的涵义，进而前朝大清帝国境内的其它民族，而汉族则为中华民族的基干和主体，中华民国国旗也从十八星旗改为五色旗。[33][34][35]。五族共和的思想孙中山于三民主义中提倡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归成一个中华民族，其根本意蕴是要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同化中国境内其它少数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国宪法的民族界定

孙中山之中华民族思想的三民主义最终于1946年，被“制宪国民大会”列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规范了中华民国的宪政基础，且中华民国宪法之第五条:“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与第七条:“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更是彰显了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思想。

中华民族与族群、国民及少数民族的认定反映了时代变化，中华民国解严前以汉、满、蒙、回、藏、西南边疆民族的中华民族[36]，到解严后以国家认同为主的方式来取代民族认同[37]。

中华民国（台湾）对中华民族界定的观点

中华民族目前在台湾为政治用语, 如马英九担任中华民国总统期间,于民族扫墓节举办遥祭黄帝陵典礼仪式,内政部新闻稿以“中华民族远祖黄帝”一词来以形容黄帝“为我中华民族树立民族观念与国家形式，也为我国创造深厚文化，可说是我中华民族之始祖。” [38][39]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吴秉睿事后对行政院提出“应否废止中枢祭黄帝陵典”的质询。[40]

关于民族界定方面, 中华民国政府的原住民与蒙藏相关内阁部会多位官员都曾公开表态该民族不是“中国人”或“炎黄子孙”,但并未直接提及与“中华民族”的关系。[41]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在介绍台湾原住民族与世界南岛语系民族的关系时即表明“台湾原住民族属于南岛语系，在人种上属台湾南岛语族人，台湾是南岛语族分布的最北端。”[42]原住民委员会主委孙大川于2012年在立法院直言自己不是所谓的“炎黄子孙”，蒙藏委员会蒙事处长海中雄也表示他和蒙古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都不是“中国人”或“炎黄子孙”，而是“蒙古人”。[43]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参见：中国民族列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主要社会主义词汇为“中国人民”和“各民族”，而自从毛泽东于1976过世后，“中华民族”一词才渐渐地取代“中国人民”和“各民族”的说法。[44]这从较中性的居住在中国的“人民”或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转换成较具种族性的“民族”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变动的文化认同政治。[45]

在法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宪法与民族政策目前仍主张中国民族为56个民族，并进行民族识别工作[46]。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定中华民族有56个民族[47]。

中华民国建立后：禁用"大汉"字样鼓吹五族共和民族大同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黄兴、刘揆等革命党成员于1912年3月19日创立了“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注 8]，此会重要发起人亦包含了少数民族成员（如：满族恒钧等）。因为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的恒钧等人从事“大同报”社活动[55]。辛亥革命后，百废待兴，[注 9] 当时的孙中山于同年4月初批准该会立案，除了赞同之外[注 10]，在民国初年政府财政极为拮据情况下还提拨经费支援。同时一些地方官员也发布《化除种族见解之文告》与政策[注 11]以配合政府实行大同主义。某些革命党人士甚至主张禁止鼓吹排满、有违五族共和宗旨的书籍[注 13]可见当时促进各民族间平等共处的社会需求[注 14]，当时诸多社会组织大为提倡以“五族共和”为目标，并以民族平等融和为宗旨[注 15]。众多组织中较为特别的是于1912年5月12日在北京成立由袁世凯下令组成的“五族国民合进会”[55]，不仅是因为由最高首长授意，其成员也是真正由五大民族重要人士所组成[注 16]，而且该会在《申报》上分析了血统、宗教和地域以论说来证实五族共同起源、共同祖先的历史[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文化上的演进主要经过了建国前后的农民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中国，在原本中华文化中传统的汉文化、满汉文化、蒙古文化、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等遭到破坏，最初只能演出8套样板戏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功绩的戏目，又有忠字舞与一系列的革命歌曲，如《东方红》。街道四处贴满毛主席海报，中山装成为此时服饰特色。简化汉字作为标准文字迅速在中国大陆推行。传统文化经过文革摧残之后，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并受香港文化与澳门文化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开始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63]。其民族政策将中华文化定义为境内56民族文化总汇，主张该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该国治下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64]。中国境内至少有30种以上民族文字，包含汉字与少数民族满文、藏文等，皆并为中华文化的遗产宝库[65]。

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权迁移至台湾，台湾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原有的中华文化，保护中华文化免于受文革破坏，于1966年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文革运动分庭抗礼，主要以伦理道德与儒家思想之精华来宏扬中华文化[66][61]。其后外来的思想不断涌入，也使中国大陆与台湾亦产生了相应的流行文化。

中华民族作为中国人整体的身份认同标志，在中华民族观念上，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虽存有分歧，但在“九一八事变”与“抗战爆发”之后，当时社会皆广泛使用和认同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性称谓，争战双方又完全一致在这凝聚符号一点上有共通性[55]。这表明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命运和目标，以便与共同的民族敌人战斗到底。尤其是国共合作宣言等一系列震动全国、激动人心的政治文件中有关中华民族概念的共同使用和民族整体性的强调，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所产生重大影响。亦可看出在抗日之前的内战，正是在“中华民族”这面神圣的旗帜下停止内战而再度合作了起来，并被视为国家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某种象征，亦促进了现实的民族融合[注 17]。

中华民族、海外华人与双重国籍

由于海外华人常拥有中国之外的国籍，因不同的国籍法则有不同的国籍及侨务政策，而为维护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有人主张采取允许双重国籍的政策，如中华民国政府的作法。 [67]1956年东南亚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使周恩来明确采取单一国籍的政策，[68]以避免东南亚诸国对对华侨华人政治忠诚度的疑虑。

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侨委会曾宣示，“Overseas Chinese”是英文中的专有名词，指“认同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人”。[69]，侨委会号召对中华民族与文化的认同，并期望华侨教育能保存中华民族文化优良传统[70]。

祖先来自中国，具有汉族血统的人，不论是否经过混血或来自中国的祖先是多少代以前称为“华人”或“华裔”。华人或华裔并不一定拥有中国国籍。与汉族相近的满族、回族等民族的华人（亦称唐人），亦有可能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能区分种族和国籍的不同意义，所以对于华人一词在使用时很少有争议，使用华裔一词争议更小；对于中华民族一词在使用时牵扯到政治问题：两岸问题、西藏独立、东南亚华人问题，其它国家的移民的融入和国家认同问题等，争议性会比较大。[来源请求]

《远见》杂志2010年3月19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受访台湾民众有79.6%自认是“中华民族一份子”，有6.3%认为不是，不表态的有14%。即使政治立场倾向泛绿的民众也有70.1%同意自己属于中华民族[71]。

上古先秦时代

在周朝，所谓的华夏代表的是夏商周三个部落集团，包括与他们相融合的一些古部落，其中又以周为中心[78]。这些民族可以称之为“诸夏”，“诸夏”之外的氏族，古时候称为“夷狄”，古籍中有记载的名称繁多，主要有苗、蛮、黎、荆、舒、淮夷、徐戎、嵎夷、莱夷、和夷、岛夷、百越、巴、蜀、庸、卢、微、髳、彭、氐、羌、濮、西戎、骊戎、南蛮、陆浑之戎、伊洛之戎、犬戎、北戎、山戎、鬼方、狿狁、赤狄、白狄、义渠、林胡、楼烦等。这些夷狄的服饰、语言、生活习惯都和中原的华夏民族不同。这些所谓夷狄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群貊之外，都和中原的华夏民族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春秋时北方的晋国与战国时北方的燕赵两国，都征服和兼并了许多狄人的部族和国家，并与之相互通婚。东方的齐鲁两国则完全征服并同化了东夷民族。西方的秦国，本身就是一个贵族为下，人民则夏戎相容的国家（秦穆公讨罚并占领了大片西戎个部族的土地，详见秦国和秦穆公条目），到秦始皇时代已经完全征服了西夷与巴蜀一带的氐羌。楚国原来是一个夏君夷民的国家（有争议，详见＂楚国＂条目），春秋时期在南方崛起，加入诸国争霸。到战国时期席卷了长江流域，把荆吴苗蛮与百越的地方都收入版图。春秋的吴国也是一个贵族为夏人，人民则由荆吴与夏人的国家。而越国则属于南方百越民族（有史记载越国贵族为诸夏分封，但考古发现不尽相同，详见越国条目）。这两个国家先后加入了诸夏的集团，最后这两个国家的民族与土地都并入了楚国。秦楚两大强国，原本都是夏君夷民族、夏夷相居的国家。后来各自华化了内部未华化的民族，秦国华化了西戎各族，楚国华化了南蛮各族。秦始皇以一个华戎混合的国家统一了整个中国的版图，同时也统一了文化，建立了一个众民族大统一的大帝国。这与本非希腊民族的马其顿族统一希腊诸城邦并把希腊文化用武力强加于南至埃及，东至印度的广大泛希腊文化圈相似。所不同的是，中国“大一统国家”的观念比在西方泛希腊文化政治区演变而成的西方文明要巩固得多。以至华夏文明，统一帝国和华夏民族的边界在历代有很强的吻合。三代先秦时代是中华民族发展中的第一阶段[78]。

秦汉到魏晋南北朝

匈奴的汉化

秦始皇把这个融合了诸多民族而成的大帝国中的各个氏族地方和国家一一改封建为郡县。尽可能的消除原来的部族痕迹，加强中央集权的控制。同时进一步向南北扩张版图，北方将过去群狄活动的大部分地区都收入版图，建立万里长城防御最北的匈奴。南方将版图开拓至南海，并派遣了数十万的氐戎与本朝官吏，携带家属子女去统治和开拓这块新的土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移民。从此岭南百越之地就加入了中国，也渗入汉人的血统。之后趁著秦汉动乱的时期，岭南诸国又纷纷趁势独立，汉武帝再次征服这些国家，并将东瓯闽越与南粤的一部分人民内迁到江淮一带，同时将内地的一部分人民迁至岭南，这又是一次有计划的民族融合，这才逐渐稳定了南疆的统治[78]。

秦始皇和汉高祖相继统一中国的同时，长城塞外也出现了头曼和冒顿两个单于统一了匈奴诸部。在亚洲大陆的东方形成了汉族与匈奴南北对抗的局面。并且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大部分的匈奴人被汉族征服。汉武帝收降了匈奴约四万多人，都迁至内地河套地区，设置五个属国，这就是大批的匈奴内迁的开始。这些匈奴人与当地汉人杂居，有人做了汉朝的官吏，已经与汉人完全同化。此后，又有陆续的匈奴内迁，在匈奴的王族中甚至也有了汉人的血统。匈奴的后裔也往往以汉之子甥自居，所以在山西的五部匈奴都取了刘姓，称为刘氏五部[78]。

胡汉的融合

匈奴衰落的时期，东北方兴起两个新的民族乌桓和鲜卑，他们都属于东胡系统。原本居住在满蒙之间的山区，以各自居住的山域得名。东汉初年，这两族都曾与中国发生战争，一部分乌桓降于中国，入迁到上谷渔阳右北平一带，另一部分乌桓就并入了鲜卑，从此鲜卑独自兴盛。之后鲜卑完全占领了匈奴人活动的地区，匈奴散成三部，一部分北匈奴远走西伯利亚、一部分归附了鲜卑、最后一部分就是归附了中国南匈奴。后期鲜卑发生内乱，部族离散，国家瓦解，残部散布于东自辽东，西至河西，沿着中国的北方边境，建立了许多的小国，情况十分的复杂[78]。

所谓的“胡人”，是指鲜卑，氐，羌，匈奴以及匈奴的支部羯人。除了匈奴和鲜卑，在中国西方属于氐羌系统的种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先秦的氐羌族，包括了四川的的巴蜀庸与西戎，他们早已经在春秋战国时代就随秦国与汉人完全同化了。另一类则是秦汉以后的氐羌，指的是最西方的还没有被汉族同化的氐羌人。散布在今天的四川，陕西，甘肃的西部与青海，西藏一带。氐虽然与羌是两个种族，但同在西方，经常联合行动，所以合称为氐羌，混合在一起难以分辨。这些归附中国的边疆民族，在西晋的初期都环居在中国的北方，并与边疆的汉人杂居，一方面保留本民族的部族组织，一方面学习中国的语言，政治和文化。西晋时期，胡人入侵中原，占领了中原的大部分土地，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长期与汉人的融合，使胡人渐渐完全变成了新汉人。胡人中势力最大的鲜卑，也是汉化最彻底的，久而久之，他们也忘记了自己是鲜卑人。而中原的汉人也相应的受到了鲜卑人语言文字和文化习俗的影响。隋朝的统一，代表了鲜卑和汉人的最终结合[78]。

胡人入侵中原之初，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人为了逃避胡人的杀戮，全家整族向江南逃难，造成一次民族的大迁徙，史称“衣冠南渡”。这批人分为三股，一部分到了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一带，最远达两广地区。一部分到鄱阳湖和芜湖一带。最后一部分定居太湖一带，远者到达江浙福建，这批远达闽粤的汉人，就成为后来的“客家人”[78]。

随着几次的民族迁徙，中原地区的各个民族都广泛的产生接触和融合，汉人和南人结合，汉人和胡人结合，胡人和南人结合……这场大乱，加速了全国民族的大融合。直到隋朝的统一全国，东西南北的胡汉文化统一成了一个整体[78]。

隋唐五代

隋朝统一中国后不久就灭亡了，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基业，建立了自两汉后的又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从此，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汉人，又被称为唐人。唐朝帝国的建立，无论在文化和血统上，都代表了一个大融合后的新生民族[78]。

突厥、吐蕃及其支部[编辑]

十六国和北魏时期，在长城以北地区占据优势地位的是鲜卑的一支——柔然，公元552年，柔然为其附属部落突厥击溃，远走欧洲，据研究，6世纪末期入侵欧洲基督教世界的阿瓦尔人，很可能就是柔然的后裔。突厥崛起之后，统治了以阿尔泰山为中心的中、北亚草原地带，突厥这一族名，于是成为了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统称，如同汉族一样，突厥也包含了许多的种族和附庸的部落，如薛延陀，回纥（hé），仆骨，思结，浑等，统称为突厥诸部。隋朝末年，突厥大致以阿尔泰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东部汗庭在蒙古高原。西部汗庭位于伊犁河流域一带，势力深入现今的阿富汗和伊朗东部。唐太宗时，唐朝与东突厥发生激烈战争，其将领李靖击溃突厥军队，俘获颉利可汗，灭东突厥。唐太宗将降附的突厥人安置在北方沿长城一带，东起今山西朔县，西到今宁夏灵武，设置了许多都督府与羁靡州以统治之。这些突厥的部落和他们的附庸民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682年，这批突厥叛变，建立后突厥汗国，744年，被回纥再次灭亡，余部一部并入回纥，一部并入契丹，另一部内迁至唐朝内地[78]。

西突厥在统叶护可汗在位时极盛，横跨葱岭，统治整个亚洲的中部，并与唐朝争夺天山南北西域诸国的控制权。唐朝从唐太宗到武则天时，多次兴兵远征西突厥，659年，唐将苏定方击溃敌军，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西突厥崩溃，一部分西突厥留在西域，成为今天的中亚诸族的先民。一部分迁居西亚，日后几经变迁，成为今天的土耳其人。因此欧洲常将中亚地区称为土耳其斯坦，称中国的新疆地区为东土耳其斯坦[78]。

唐朝多年与突厥交战，并且收服了许多突厥的部族。这些归附的突厥部族，杂居中国的边境地区，自然而然的与唐朝的边民通婚、同化。许多突厥的降将，如阿史那杜尔，阿史那承庆，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这些人都做了唐朝的高官，他们的子孙自然就成了唐人。唐朝的宗教和民族政策对异族很少有歧视，所以在唐朝统治的二三百年中，广泛的吸收了许多的异族与异族的文化，从而扩大了中华民族的内容[78]。

突厥中一个重要的支部就是回纥，回纥在唐太宗时附庸于唐朝。后来渐渐独立出来，唐玄宗时是回纥的全盛时期，灭掉了东突厥，占领了东突厥的领地，东突厥众部一部分归附唐朝，另一部分就并入了回纥。安史之乱时，回纥成为了中国北方的一个大国，声势几乎相当于当年的匈奴和突厥。后来回纥在唐末时在天灾和内乱的打击下衰败，吐蕃攻其西，黠戛斯攻其北，回纥瓦解四分五裂，一部分投降吐蕃，一部分投降黠戛斯，一部分投降了西北方的西突厥的别部葛罗禄，一部分南下迁居现今的新疆地区。后来散布在西北的回纥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逐渐演变为今日的维吾尔族[78]。

西羌民族在隋唐时建立的国家有吐谷浑与吐蕃。吐谷浑建国早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国中统治阶层为鲜卑人，并非单纯的羌人国家。所控制的就是今天的青海北部地区，隋唐两朝相继出兵吐谷浑，将吐谷浑征服，吐谷浑成为唐朝的西藩。后来吐蕃强大，入侵吐谷浑，吐谷浑被吐蕃击溃，一部分逃往到凉州，散居于今天宁夏甘肃一带，归化了唐朝。另一部分并入了吐蕃[78]。

吐蕃是羌人建立的一个大国，势力范围就是今天的青藏高原地区，在唐朝开始强盛，与唐朝接触频繁，屡和屡战，唐朝为了怀柔吐蕃，唐太宗时将文成公主嫁于赞普松赞干布，唐中宗时将金城公主嫁于尺带珠丹，与吐蕃和亲，使中国的血缘与文化输入了吐蕃[78]。

帮助唐朝剿平庞勋黄巢之乱的沙陀人也是突厥的一个支族。原住在今天新疆巴里坤湖地区，又称沙陀突厥、回纥强盛时期附于回纥，吐蕃强盛时期又附于吐蕃，吐蕃以高压政策管理这部分沙陀，致使后来三万沙陀人在酋长朱邪执宜的率领下逃入中国境内，向唐朝请求庇护。唐宪宗将他们安置在阴山盐州一带，封朱邪执宜为金卫吾将军。后来朱邪执宜又率众部迁到河东，帮助唐朝讨伐藩镇。执宜死后，传子朱邪赤心，帮助唐朝平了庞勋之乱，被赐名李国昌，李国昌之子李克用又助唐朝剿平了黄巢，被封为河东节度使，居太原，河东地方也成了沙陀人的地盘。李克用之子李存勖领兵南下，灭掉后梁，入主中原，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后唐。后唐与石敬瑭建立的后晋，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刘旻建立的北汉，这些国家都是沙陀人的国家。这部分沙陀人，入主中国境内建国以后，不久就与汉人完全同化从而消失在无形之中[78]。

南疆蛮夷

散布在东南长江上游地方的蛮夷，自古以来种族繁杂。有金沙江流域的乌蛮和白蛮，也就是后来的摆夷人。他们的部落原属于唐朝的剑南节度使与云南太守管辖。在唐玄宗天宝年间突然叛变，后来建立了一个南昭国。南昭攻陷了安南都护府，占据了今云南全境，与贵州广西和越南的一部分达一百多年。这段时期的南昭之乱，打破了蛮汉的隔离，促进了蛮汉间的融合，又因为南昭之乱，引起了庞勋之变，再引起了流寇之乱，造成继两晋之后又一次民族的大播迁[78]。

原来在唐懿宗咸通初年，在徐泗淮水流域招募了一批戌卒，前往桂州（广西桂林）讨伐南昭。这批戌卒在桂州哗变，劫夺粮库，拥粮料判官庞勋为主，降徐泗回窜。从桂林到湖南到江淮，一直流窜到徐州，攻陷了彭城，江淮一带大乱，史称庞勋之变。后来朝廷将之伐平。不久濮州人王仙芝与曹州人黄巢纠合庞勋的余部，起兵造反。他们由河南进攻淮南，由淮南进入浙江，由浙江转入江西，由江西又攻入福建，再由福建辗转南下，一路攻占了广州，之后退回福建，出湖北，经安徽，过淮河，西北攻洛阳和长安，战火燃遍全国。这次战争引起全国人民的大骚动，往往是甲地的居民逃到乙地，乙地的居民又逃往丙地。这场混乱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实际上就是唐末藩镇之乱的延长，是军阀之间的割据。在这各霸一方的局面中，一批流民随着王建而迁居于四川，一批流民随马殷迁居到湖南，一批流民迁居于两广从而建立了刘隐的政权，一批流民迁居于福建，建立了王审知的政权。现在许多福建人，祖先就是随王审知入闽[78]。

契丹

东北方继鲜卑人后兴起并侵入中国边境的东胡人，又奚与契丹。奚人住在今河北省北部，唐太宗时一度内附，唐朝设饶乐都督府，并赐其酋长李姓。奚人人口不多，而契丹则是一个大族，在南北朝的末年，契丹的活动范围很广，北接室韦（东胡系统又一民族），东邻高丽，西南至营州，约今天的辽宁到冀北一带，与奚接壤。唐初有一部分契丹归附了中国，唐太宗于其地置归诚州，并设置了松漠都督府，酋长为刺史都督，也赐了李姓。这部分归附了的契丹人，后来叛服无常，奚人此时也被其吞并，唐朝屡次讨伐。唐玄宗时安禄山因讨伐契丹立功，官至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78]。

当时中国东北一带民族的情况很复杂，这些奚人契丹人中，归化中国居入边境的为数也不少。除了奚人契丹人，还有突厥的残部，以及许多匈奴、鲜卑、突厥血统混合的杂种胡人，如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营州杂胡。安史之乱史，安史率领的部众里，就有许多的杂胡和奚、契丹人。从安史之乱到藩镇之乱，东北今河北山东地区饱受杂胡的蹂躏，结果却是加深了民族间的融合[78]。

宋辽金

宋辽金时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契丹、奚族、女真（部分）、党项、渤海等都逐渐溶入了中华民族[79]。

宋代的族群融合有胡人汉化与汉人的胡化，与移民之间发生的活动。在胡人汉化，北宋开国之初与契丹所建立的辽朝敌对，辽太宗灭后晋之后，不仅占据燕云十六州并将诸司僚吏、方技、百工、历象、书籍、太常乐谱等尽入于辽，在礼仪上继承了中原的正统。契丹上层社会借着澶渊之盟之后的和平时期，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之后还大肆收购汉人图籍以吸收中华文化。辽圣宗、辽兴宗以后，随着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辽国的广泛传播，辽人也逐渐以中国正统自居，自命是中原的合法继承者。此时为了怀柔燕云十六州地区的汉人，耶律德光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辽朝实行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分治汉人和契丹。耶律阿保机曾诏建孔庙并采行中原汉族文化，因此契丹入主中原进行的族群融合上，大体上是成功的，燕地汉人豪门亦为了壮大自己而纷纷契丹化，致使辽宋相战之时宋太宗虽诏识机知变以应王师却未能得到幽燕地区的士民回应，可由此看出契丹统治下的汉人族群已安于现实的程度了[79]。

女真崛起之后，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并灭辽朝，随后契丹人除了迁移者，大多融入其他中国北方的民族，如汉族、女真族、蒙古族等。据考证目前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另外在中国西南有家谱的家族中，根据家谱记载，是随蒙古军队出征而留在当地的契丹后裔，已经汉化和当地居民融合了[80]。

在女真统治下诚然有许多族群融入到女真族中，金朝初期的统治，有陶晋生主张汉化和改革制度金熙宗与海陵帝亦支持汉化与改革制度，但由于金世宗对于汉人族群多鄙夷，并阻抑汉风蔓延，下令恢复旧有传统并禁女真人改称汉姓著汉服等诸多禁令，因此分隔了当时女真族群与汉族群的长期融合。在契丹与女真、奚族亦不相容并有多次叛乱事件发生，仅以猛安谋克加以监视提防[79]。

宋朝对于其他愿意朝贡之外族，尽管宋廷称之为夷，对待除了契丹之外的异族相当开放且优待的政策，并借由海路与外国交流，当时与宋朝来往的国家包括今日的东亚、东南亚、印度半岛、波斯湾沿岸及非洲东岸各民族（列入宋史外国传的就有30余国，其中阿拉伯商人和使节最多），使得不少外国人到中国后便定居下来，到了北宋中期更开放通婚并设有蕃学，如泉州已是“海商辐辏，夷夏杂处”。在金人入侵北宋靖康之乱之后，北方宋人随着宋高宗大举南迁流亡，随着战场转移使得江淮地区人民南迁至江南地区、江西、两湖、淮南和四川（两广较少），移民约五百多万人，华北汉人亦在女真长达110年统治期间经常南奔宋土，移民潮所带来的饮食、服饰、娱乐、歌舞、习俗也产生南北交融[79]。

元明清

元朝建立产生大统一王朝，并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原西夏统治区以及来自西域、中亚等地的人口；第三等是把女真、契丹归为“汉人”，包括原金统治区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包括原南宋统治区的汉族和其他族人。但许多入居内地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与汉族通婚，并吸收了许多中华文化，并以中原的统治机构和方式来统治人民[81]。不过这种民族制度最终导致汉族的不满，许多汉族人将元朝视为外来政权，并发动多次反抗。

明代有不少西北少数民族迁入汉族地区并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甘青宁地区的少数民族，尤其是上层贵族，普遍改汉姓。如西宁卫十五家土司中，除陈土司一家系汉族土司外，其余土司均为少数民族，但后来均改为汉姓[82]。

满族人建立的清朝不仅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各民族复杂群居的局面，民族融合情况亦有些特色。清军入关后，虽然满族大批迁入关内，但仍为少数，为了巩固统治，清朝统治者与汉族上层联合，并采用汉族的制度和文化，使其逐渐演变成满汉文化[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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