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信息来自：论文大全网 · 作者：李长久 · 日期：15-04-2016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将进一步加深，各国政府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责任也越来越大，都应本着责任与风险共担的精神，进行广泛而切实有效的国际协调与合作。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要采取正确有效的对策，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做到趋利避害或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立足内资与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相结合

　　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标志之一，是资金流动加快和规模越来越大。资金大规模加速流动已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活跃和风险最大的一个领域。迄今每天全球外汇交易额1.5万亿美元，如果按250天计算，一年全球外汇交易额达375万亿美元，其中98 ％主要用于从事各种形式的投机性炒作。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是导致全球汇市、股市剧烈波动和一再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亚经济崛起的重要经验是立足内资与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相结合。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特区，它们的固定资本投资主要靠内部积累。经济学家们曾对“东亚经济模式”和“拉美经济模式”进行过比较研究，认为80年代之所以成为拉美“失去的10年”，原因之一是拉美储蓄率低，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靠外债支撑，发生债务危机后，这些国家经济陷入困境。而东亚经济则处于“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良性发展态势。

　　起初，东亚国家和地区引进外资主要是中长期贷款。东亚国家和地区通过引进外资成功地取得了经济奇迹般的发展。然而，东亚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则是一些国家背离了“东亚成功”的主要经验，它们大量引进短期资本（“飞燕式”资本），而且这些资本主要流入股市和房地产业，形成泡沫经济。1996年以前，韩国的短期与长期外债之比为20∶80，在急功近利的驱动下，截至1997年9月底，韩国外债余额从1996年底的1047亿美元增加到约2000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占60％以上。泰国外债总额从1992年的200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900亿美元，其中60％是短期债务，而且吸引外资的80％投入股市和房地产业，到1996年底已积压房屋85万套，形成大量呆坏账。在对冲基金趁机进行投机炒作的冲击下，泰国首先爆发了金融危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在很长时期内，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借债，80 年代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逐步增加，90年代中期以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逐渐取代对外借债，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到1998年底，中国对外负债率（外债余额／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偿债率（中长期外债还本付息／当年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分别为15.2％和10.9％，短期外债占外债余额的比重为 11.9％，相当于同期外汇储备余额的12％。对照国际上通用的债务安全指标，中国对外债务规模合理，清偿能力充足，扩大借用外债还有较大余地，特别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经验教训，发展中国家今后利用外资应掌握的主要原则和政策是：

　　　　第一，控制外债规模，防止形成债务灾难和危机。

　　据世界银行统计，到1980年，世界109 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为4300亿美元。1980年～1986年，这些国家还本付息6520亿美元，其中还本3320亿美元，付息3200亿美元。到 1986 年，这些国家的债务总额达8820亿美元。这些国家积欠债务之所以急剧增加，除利率提高外，借新债还旧债的“滚动还债”是重要原因。到1994年，这些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达1.6万亿美元。迄今160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达2.5 万亿美元。

　　很多国家的沉痛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必须控制借债规模，充分考虑还债能力，严防形成债务灾难和发生债务危机。

　　　　第二，利用外资应主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而且要引导投资流向。

　　跨国公司扩大投资、进行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生产要素组合，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动力。跨国公司内部和相互之间贸易已占世界贸易的60％、跨国公司的投资已占全球直接投资的90％。而且，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相互投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9个成员国对外直接投资的82％是相互之间的投资。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仅所占比重小，而且主要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日本是对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最多的国家，并形成“连续起飞和追赶”的“雁阵模式”。“雁阵模式”依次为：日本是雁头，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雁身，其他发展中国家为雁尾。日本在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投资和转移生产线，日本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再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和转移生产线。日本扩大投资和转移生产线，对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也暴露了“雁阵模式”的结构性缺陷。

　　日本对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和其他资金转移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日本严格控制高技术外流，产业传递主要是转移劳动密集型甚至污染环境严重的产业，除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得到相应调整和升级外，多数经济体成为日本几种产品的组装和加工基地，产业结构落后，不适应国际产业结构和市场的变化，缺乏竞争力。第二，自1987年以来，在日元升值和日本利率降低的驱动下，大量日本资金进入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股市和房地产业，致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类似日本型的泡沫经济和巨额不良债权。

　　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应从来什么要什么转为有选择地引进直接投资，要引导外资流向，把引进外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结合起来。

　　　　第三，要控制短期资本大进大出，加强金融监管，防止对冲基金进行投机炒作的冲击。这是拉美债务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之一。

　　　　　　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

　　根据很多国家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与立足创新相结合方面要注意三点：

　　　　第一，在引进基础上，重视消化、提高和国产化。

　　日本在引进技术、利用“后发优势”方面提供了宝贵经验。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工业技术比美欧起码落后20年。为赶超美欧国家，从50年代起日本大量引进技术，并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开发。特别是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购买技术专利的开支大大高于西方其他大国。日本引进技术的典型模式是：通过引进设备来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改进提高→国产（超过外国）→出口，并采取保护措施。1950年日本汽车产量仅相当于美国汽车产量的1／270，那时日本国内还在争论要不要发展汽车工业。到1986年，日本汽车产量达1371万辆，出口802万辆，无论是产量和出口量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和出口国。

　　经过50年代的引进技术、60年代的消化吸收、70年代的自主开发，到80 年代初，在43种主要工业产品的186项主要技术指标中，日本超过美国的占29％，赶上美国的占32％，不及美国的占39％；在165 项主要技术指标中，日本超过西欧的占38％，赶上西欧的占44％，不如西欧的占18％。引进技术对日本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竞争力起过重要作用。

　　前些日子，台湾宏＠①公司与美国IBM公司达成价值为200亿美元的国际合作协议。宏＠①公司董事长说，这是用大量银子换IBM 公司的一点金子，学会炼金术后，再用大量金子换一点钻石的国际合作战略，目的是实现技术不断升级。

　　　　第二，在特定的时间内，高新技术是引不进、买不到的。

　　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不到20％，而这些国家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却占世界研究与开发投资的85％。不过，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是相互保密的。战后初期，日本一个代表团参观美国汽车制造厂时只能看、不准记录。代表团回到住处后相互回忆、追忆。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也严加控制技术转移。跨国公司进行跨越国界、地区界限的投资和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带动了技术、管理经验、信息和人才的流动，但跨国公司90％以上的研究与开发是在母国进行的，跨国公司依靠高新技术和名优产品的优势谋取垄断地位和高额利润的属性没有改变。复旦大学华民教授认为，目前国际分工呈金字塔型的五层。顶端的国家只有美国，迄今，美国是信息产业的垄断供给者，需求来自全世界。华教授认为，除英国、德国和日本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处在第五个国际分工层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严格控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国际半导体器材公司的院外活动者哈德菲尔德在谈到控制高级芯片的设备生产和出口时说，美国想使中国“至少落后两代”。

　　　　第三，要立足创新。

　　世界各国都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据权威人士介绍，国家创新系统应当是一个网络，这个网络能推动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创新。该网络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政府。它们的关系是：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科研院所和大学是创新的源头和知识库，同时也提供和培养创新的人才；中介机构是沟通知识流动的环节，各国都把中介机构的建设看作是政府推动知识和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政府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日本不仅善于引进技术，而且勇于创新。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不景气，但是日本仍在增加创新投资，奋力赶超美国。

　　　　　　中国的对策

　　　　第一，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一直由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规则也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滨逊指出：“近50年中最富有的国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起的作用中得到了好处，这些国家最近又从世界贸易组织所起的作用中得到了好处。发展中国家远远没有分享最发达国家财富增长带来的好处，被搁置在一边……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谈判，发达国家实际上利用其经济实力，强行实施符合自己心意的秩序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规则的斗争实质上是制度趋同化与多样化、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机构和规则，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实现各国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切实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发达国家则利用经济全球化和通过修改或制定国际规则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其所控制的全球统一市场和“国际秩序”。制度趋同化与多样化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发展中国家只有提高综合国力，才能提高在这个斗争中的地位。

　　中国要依靠和增强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不谋求霸权，但要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像研究和开发“两弹一星”那样，独立自主地增强自卫和防御能力。增强综合国力，就能在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中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

　　参与全球和地区经济合作与竞争，参与制定和实施国际、区域规则，都涉及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问题。“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是经济无边界化，它必然向国家主权和国家控制力提出无情的挑战。全球化时代没有绝对的经济安全，一个主权国家如何处理好国际经济与民族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逐渐开放与维护经济安全的关系，必须妥善解决”。

　　如何处理好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的关系、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这里所说的经济主权主要是指国家对本国资源、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金融和保险等重要服务业以及对信息技术产业的主导地位，这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

　　第二，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国际竞争力包括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由宏观经济、科技水平、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实力、管理水平、人力资源等因素组成的宏观系统。企业竞争力是由创新能力、管理体制和公司治理结构、要素组合方式、满足需求的能力、相关产业的竞争能力等因素组成的微观系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统一市场形成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间的竞争，是企业技术和名优产品创新能力的竞争。美国新经济的特点之一是以全球大市场为竞争舞台。美国大企业掀起新的购并与合作浪潮，正是为了发挥规模效益抢占全球市场。经济学家们估计，在很多重要产业领域的生产和经营，将逐步被十多家甚至几家巨型跨国公司所垄断。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日趋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特别是大国越来越重视开拓和占领国内市场，以减少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中国企业只有提高竞争能力，才能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中占有有利地位，这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措施。

　　　　第三，积极支持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能够减少或抵御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1992年英镑危机没有对欧盟国家产生很大影响，因为欧盟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另外两个成员（美国、加拿大）积极协调筹集巨额贷款和援助，使墨西哥金融危机很快得到缓解。东亚金融危机之所以持续一年半之久，原因之一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缺乏密切有效的合作。

　　 90年代初，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议、东盟正式提出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但由于美国的强烈反对、日本屈服于美国压力退缩而流产。东亚爆发金融危机第二个月，日本就提出建立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日本出500亿美元）。美国认为，这是日本试图另起炉灶，以“亚洲货币基金”取代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削弱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和战略地位。所以，该构想立即遭到美国的无情封杀。

　　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多数国家和地区认识到加强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在中国政府的倡议下，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于1999 年3月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了东亚“3＋9”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会议。会议就如何监控短期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框架这两个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很多共识。“3＋9”的磋商与合作机制应坚持下去，并使其成为未来建立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的基石。欧盟一体化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东亚是世界主要大国力量交汇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因此，东亚国家对本地区建立经济合作机制要有耐心，可从金融领域合作开始，逐步拓展和完善。马哈蒂尔总理提出的的创办“东亚经济会议”的设想，即争取东盟加上中日韩三国建立一个地区协商组织的设想是值得重视的。

　　中国周边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一些国家是中国的重要经贸伙伴。积极支持和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安全以及经济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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