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福利国家并非最理想的国家”
信息来自：http://news.cnxianzai.com · 作者： · 日期：15-04-2016
2010-03-05
两会期间，看病难、上学贵等民生话题，往往是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
看病不花钱，读书不花钱，这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因此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由来已久。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福利总比没有强，所以都赞成福利国家。
但是对专家来说，他们多了一层思考，提出的怀疑很多。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福利所用的钱从哪儿来？又用到了哪儿？普通人总以为政府的钱自有其来源，能有钱用在自己身上总是好事。
其实政府并不创造财富，反而要消耗财富。归根结底，政府的钱是从纳税人手里征得来的。而且政府越大，管的事越多，花的钱必然也多。
因此，在他们看来，与其征税再返回不如少征点税，还能节省许多征税的成本和再分配的费用，总体上提高了效率。这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主要理由。
王建勋更是提出：“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将一一阐释：福利到底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惠及于民，并以更公正的方式得到体现。社保作为今年两会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存在哪些问题？
采访时间：2010年2月22日
采访人：本报记者 刘婧婷
采访对象：王建勋
“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很多人误以为由国家提供福利，老百姓就可以免费享受福利，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国家所有的钱都来自于纳税人。
长江商报：你曾在媒体撰写反对福利国家的文章，当时是什么背景？
王建勋：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对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教育等进行改革。在讨论过程当中，有一种观念认为，我们应当学习福利国家。他们认为，我们的医疗应当完全由国家来提供，这样才能解决我们看病难的问题， 而不是让医疗机构由市场或者由民间来经营，老百姓自己为自己来提供医疗服务。他们渴望国家包揽这一切。在教育领域，大家也都渴望着免费，这就是所谓的“义务教育”，完全由国家来提供，而不是说把教育推向市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很多人心目当中最理想的国家就是福利国家，因为福利国家一方面提供基本的人权保障，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很好，所以就成了我们社会当中很多人向往的对象。我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反对福利国家的。
长江商报：为什么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王建勋：理由很多。首先，很多人误以为由国家提供福利，老百姓就可以免费来享受福利，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想一下，国家是不赚一分钱的，国家所有的钱都来自于纳税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期望国家来提供很高的福利，我们势必得交很高的税。有的福利国家的税收达到60％-70％以上，就是100元，你有60-70块交给国家作为税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过税收对社会进行再分配。
现在大多数福利国家，也包括我们国家的税收，都是实行累进税，就是你挣的钱越多对你征的税也高，高达45％甚至更高。这也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赚的钱越多交纳的税越多呢？如果对一般人征收30％的税，比尔•盖茨只要交百分之零点零几的税，就已经比任何人都交的多多了。但是，比尔•盖茨和我们其他人所享受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一样的，他没有消费更多的公共用品或者公共服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剥夺一个富人的财产呢？从法理上说，财产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没有正当理由是不能随便被剥夺的。不能因为一个人挣的钱多，你就剥夺他的财产。我们应该鼓励一个人创造财富而不是仇恨财富和富人，只要他是通过正当合法的手段获得的财富。从征税的意义上来讲，假如社会福利的提供是通过征收累进税的方式来进行的话，那对富人的财产权就是一种非法剥夺。这是我反对福利国家的一个理由。
其次，福利国家很大一个坏处就是让个人形成对国家的依赖。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把我们的医疗、教育交给国家来提供的话，那就意味着，民众必须接受国家给其提供的服务或者物品，不管人们有多么不满，他们还是会养成一个凡事依赖于国家的习惯，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大家都觉得国家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事都要依赖国家而不是依赖我们自己，这是非常危险的。
再次，福利国家会导致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这种官僚体系会浪费很多的资源。我们可以想象，要让国家提供任何一种福利的话我们就要交税，交税首先要有一个庞大的收税的税务机构，然后要有一大批人计划税收怎么花、花到哪个领域等等，我们要雇用很多的公务员来浪费这个资源。如果我们让国家提供更多福利的话，那么这个官僚体系势必会不断扩张。
同时，福利国家很容易导致服务提供效率低下，因为它缺乏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现在的教育和医疗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此多的人批评教育，但是就是改变不了，因为它们基本上没有来自外来的任何竞争。尽管我们有些民办教育，但民办教育根本没有办法和公立教育平起平坐，或者公平进行竞争，而是受到各种制度性的歧视。医疗也是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也有私立的医院，可是我们最好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私立医院根本没有办法和公立医院竞争。这样一种由国家垄断的教育、医疗势必会导致效率低下，大量的资源浪费，或者不能优化配置这些资源。
当然，福利国家扭曲了国家的角色和任务。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确保正义的实现，提供警察、军队和公正的司法，这是它最重要的任务甚至是唯一的任务，而不是提供所谓的社会经济福利。因为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人们对于这些社会经济福利的提供标准很难达成一致，很难有共识，但是我们很容易对公正司法和基本权利与自由这些东西达成一致。比如，我们所有的人都渴望有言论自由，渴望财产权受到良好的保护，这些东西我们很好达成一致。但是，我们对社会经济福利这些水准根本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比如说，偏好如此不同的亿万民众没办法同意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医疗服务和什么样的医院。有的人觉得我们应该要特别好的医院，我们宁可交很高的税，但另外有的人觉得我们只要一般的医院，只要能看病就行了。在这些福利问题上，人们是非常难以达成一致的。
最后，现在很多人还在崇拜、仰视福利国家，但其实福利国家自己早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福利国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在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市场化和私有化，包括英国、瑞典等，他们的医疗教育都在发生改变，既然他们自己都已经开始改革，都认识到曾经走过的路是错误的，我们怎么还能学习呢？简直是不可思议。
以上是我反对福利国家的理由。
“福利的重要性与它由谁提供无关”
通过民间社会和市场来提供福利有很多好处：它会更加公正，更加有助于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可以节约更多的资源，不再需庞大的官僚体系。
长江商报：那您觉得我们社会的这种福利该通过什么方式来体现呢？
王建勋：通过民间和市场完全可以来实现。因为福利国家的兴起是非常晚的事情，典型的福利国家是二战后才兴起的，在兴起之前，提供医疗提供教育的都不是政府，而是由民间社会或者市场主体来提供的。也就是说，民间社会和市场完全有能力来提供这些服务，因为医疗教育这些并不是一些特殊的产品，和一瓶矿泉水没有区别。但很多人存在错误的认识是，因为这种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由国家来提供。为什么重要的服务都要由国家来提供呢？吃饭很重要，难道由国家来种粮食？也就是说，服务的重要性跟谁来提供没有关系。
通过民间社会和市场来提供的话有很多好处。第一，它会更加公正，因为我们不需要以剥夺一些人的财产为代价。民间是个公开的市场，我们不需要征税，不需要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不需要剥夺那些富人的财富，让其他人（尤其是特权阶层）享受福利。但是，如果富人自愿贡献自己的财富，比如设立慈善机构，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通过征税的方式则是强迫的，二者性质完全不同。
另外一种好处是这种方式会更加有助于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因为个人不需要再依赖国家。比如，孩子需要什么教育，你可以到市场上去选择自己满意的学校。医院也是如此，你可以到市场寻找各种不同层次不同质量的医疗服务。而不是像现在医院，同种类医院的医疗服务几乎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太大差别，都很糟糕。
还有，通过民间和市场来提供服务的话，可以节约更多的资源，不再需庞大的官僚体系。当然也会更有效率，因为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一个学校办得不好就会关门，一个医院如果服务很差就会关门。还有，这种方式会更加有助于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为社会增加创造性和活力。这些与我前面所说的福利国家的缺陷都是对应的。
长江商报：当福利由市场来提供，会不会出现市场主体为了追逐利润而导致低收入群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情况？
王建勋：我们先看一下，在国家提供福利的状况下人们是不是享受到了很好的福利呢？我们在教育、医疗还有相当多的领域都是通过国家来提供福利的，可是你会发现很多穷人的孩子根本上不起学，大量的民众看不起病。
至于说市场放开后，穷人会不会享受不到社会服务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不管多么公正的社会，一定会存在着贫富的差距，因为贫富跟很多因素有关，与一个人的天赋、能力、工作勤奋程度等都有关。关键是看社会的贫富差距是不是跟自己的行为有关，也就是说，是否是自己的行为导致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给每一个人提供了足够平等的机会，你想发财致富的话，完全可以实现，这是无可指责的。另一方面，如果说在一个社会里，福利由不同市场主体提供的话，就没有一刀切的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如果钱多就可以让孩子上一个更好的学校，如果钱少就让他上一个差一点的，这个好和差并不意味着质量的好坏，可能仅仅是你支付成本的高低。也就是说，一个穷人的孩子并不一定上一个质量很差的学校，虽然他支付的学费比较低。因为不是国家统一提供的，这种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就会千差万别，这样一个状况就会使人们有很多选择。
另外，就是一定会存在一些人无法享受良好甚至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强迫剥夺一些富人的财产来解决，而是要通过慈善的方式，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穷人强迫富人给他们钱，这是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也是不公正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倡导有钱人搞慈善，让他们成立一些基金会等来帮助穷人。像比尔•盖茨，每年拿出几十亿来帮助非洲人治疗艾滋病。这种自愿捐助方式是更好、更正当、更公正的一种方式。我们只能期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善弱势群体享受的种种服务，而不是采取强制富人拿钱（征税）的形式。
“福利不均是一个伪问题”
我们应该鼓励慈善事业和民间组织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去。在某种意义上，福利不均是一个伪问题，就像财富不均一样。
长江商报：我注意到现在存在很多福利不均的问题，很严重的一个就是城乡之间的差别，我国一直把福利重点放在城市，无论是教育、医疗、就业，都是照顾城市的人多过农村的人，您怎么看待城市和农村福利不均的问题？
王建勋：这是严重的不公平，毫无疑问。但是，“福利不均”这个词我觉得有问题。福利没办法平均，就像财富没办法平均一样。我们现在这种福利不公平，根源就在于通过国家提供福利，因为决策者都生活在城市，所以他们的政策必然是 为城市人提供更好的福利而忽略了农民的福利问题。
所以，要改变这种状况的话，更是要打破现在通过国家提供福利的做法，如果你把它交给市场的话，市场并不关心你生活在哪里，并不关心一个人的身份或者户口，它关心的是谁给我钱我就给谁提供。这对所有人而言是公正的。
另外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应该鼓励慈善事业和民间组织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去。我们在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中看到，民间提供服务和福利的力量其实非常强大。我们应该改革我们的慈善制度以及民间组织的制度，现在的制度严重限制和阻碍了慈善事业和民间组织的发展，使他们不能大规模参与到提供福利的过程当中去，如果放开了的话，可以说，一夜之间我们就可以兴起无数个提供医疗、提供教育、提供环境保护的这种组织。它们可以很好地为穷人解决一部分福利问题。同时，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现在的市场有太多政府的身影。在自由的市场中，资源能够得到良好的配置，良好的医疗和差一点的医疗服务会相互补充。当然，我们还要推动机会的平等。如果大家都有平等机会的话，福利不均根本不是需要我们担心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福利不均是一个伪问题，就像财富不均一样。
长江商报：中西部的城市和沿海东部的城市也存在福利不公的问题，一般市民交的税是一样的，但享受的福利却不一样。您如何看待？
王建勋：长期以来，我们的政策是优先发展沿海地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先改革沿海地方，先让他们享受优惠，国外的企业投资到那里，所以他们很快就发展起来了，那里的人当然可以享受更好的服务了，这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这种政策不均造成了地域间的差异，以及大中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别。我觉得需要改变的是这种制度，比如税收、招商引资等各方面。当然中国现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搞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之类。
但是即便所有地方制度都一样，它们之间照样会存在差距。因为有些因素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它的交通状况，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平等地对待所有地方以后，这种因素的影响会降低到最低限度。
政策改变之后，内地的城市和沿海的城市福利方面的差别就会慢慢地缩小，也许有一天内地的城市照样可以脱颖而出变得很发达，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内地有很多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利用。
“双轨制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歧视”
市场不够开放，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在阻碍人们的自由流动，包括保险的转移。
长江商报：在今年两会热点问题中，社保问题备受网友关注，70％以上的网友认为事业单位、公务员养老制度和企业都实行双轨制非常不合理，您怎么看？
王建勋：这是非常糟糕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歧视。这种双轨制实际上由来已久。为什么存在着这种差别？一个方面是因为国家把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放在很高的一个位置上，为公务员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较高的退休金和各种各样的福利，而企业工人自己参加社会保险，总体来说比事业单位和公务员要低得多。这样的一种政策过分偏重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保护，而忽略了占多数的企业人员，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政策。
要整治这种状况就应该让大家都享受同样的社保，当然不一定是一刀切的退休金，而是要平衡一下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和企业人员之间的社保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还需要依赖商业保险。
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一个人到了某个年龄要由政府来提供生活费用（养老金），而不是由人们在年轻的时候攒下足够多的钱来保障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在一些国家，比如在美国，没有强制性的退休年龄，如果有的话那是歧视，你不能强迫一个人在多大年龄必须退休。我们这里，除了强制在一定年龄退休以外，男女退休时间还不一样的。这当然也是歧视的一种。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通过国家来提供福利的结果。如果你想要它来提供，那么你的自由就会减少，你就要受到限制。
假如不是通过政府来提供而是通过个人来提供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时候退休，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把钱存起来， 在自己干不动的时候使用，而并不需要由政府来提供，看似政府提供的东西，不过是我们自己的钱而已。如果由政府提供，那就都要由它来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很难对每个人都是公正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在于打破由政府来提供福利这样一个格局。
长江商报：关于社保，有最新的一些比如现在社保可以跨省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出台之后和预期相反，反而有很多农民工退保，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建勋：在现在这种制度没改变的情况下，跨省转移当然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很多农民工退保，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关于保险制度形成了许多地域性的差别。
一方面，不同的地方有差距，比如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各方面的因素都不一样，不可能有同样的保险。另一个方面，当一个人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保险跨地区转移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实际上还是一个市场的问题，市场不够开放，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在阻碍人们之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保险的这种转移。应该打破这样一些壁垒。假如是商业保险的话，根本就不存在这种问题，而“社会保险”就会导致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质是试图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
如果我们允许经济发展存在地域性差异的话，各地社保的差异是必然的，那么此种情况下，跨地域转移带来的难题就是固有的。
（实习生黄莉思对此文亦有贡献）
王建勋 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宪政理论、地方自治、公共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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