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城市贫困的原因，如何解决城市贫困现象
信息来自：http://wenda.tianya.cn · 作者： · 日期：23-02-2016
2009-10-29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已经成为社会特别关心的问题。在短短的二十多来年里，中国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位居前列的国家之一。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分配收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少见的。
现在重要的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对待如何逐渐缩小收入分配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观点与建议。应该清醒地看到，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 在打破大锅饭, 进行大规模国企改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赵人伟等, 1999)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在当前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上，我们要特别防止给公众过高的期望，形成 一个从国家现阶段的财力根本达不到的预期目标，以至于持有过高的期望，反而造成失望。
在解决收入分配时要抓住主要矛盾，从关键问题上切入，这样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么，什么是解决收入分配关键呢？我觉得有以下三点：第一，在解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时，要优先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第二，在处理收入不公平与机会不公平 时，要把减少机会不公平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第三，在减少现在的收入不均与未来的收入不均时，要着眼于建立减少未来收入不均的机制上。我认为，只有把握好 这三项原则，在处理收入分配问题上才能不至于迷失方向。找出解决问题的抓手。
一，优先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是贫困问题。而贫困有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处于绝对贫困的人群是指收入仅能维持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以下的，即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群。而处于相对贫困的人群则是指在社会中相对收入较低的那么一部分人。
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要有紧迫感。这一部分人群在生存线上挣扎，不予以及时帮助，就有生存的威胁。同时，绝对贫困又可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扶贫以及社会福利事业的进步，这部分人的数量应该不断缩小，以至基本消失。(赵文伟、李实， 1997)
而相对贫困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只要有收入分配，就会有相对贫困，就会有一部分人的收入较另一部分人少一些。社会上总有一些人是在相对弱势的位置上。处 于相对贫困地位中的人群，虽然他们也有怨言，对别人比他生活得更好心态也有些不平衡，但是，只要是今年的生活比去年好，明年的生活比今年好，从总体上来 说，他们还是对当前的情况比较满意的。应该说，在中国今天的社会中，处于相对贫困还是贫困中的大多数。
但是，中国至今确实还没有完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温饱线下。因此，尽快地解决中国社会中的绝对贫困问题是当前处理收入分配问题中的当务之急。
当前，中国社会中绝对贫困主要是农村中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2500万人口。在处理收入分配中要把迅速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放在首位。亚洲开发银行在分析了 这部分人群的情况后，提出了通过建立农村低保系统来解决中国农村中绝对贫困人群的问题。根据亚行估计，在生活在温饱线下的农村人口中，有560万人为五保 户，979万人为残疾人口，800万人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 。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患有长期慢性疾病，丧失或部分丧失正常劳动能力的人群。对于他们继续沿用开发式的扶贫方式不仅成本高，也很难根本解决问题。亚行 建议在中国迅速建立农村“低保”制度， 根本上解决人均年收收入低于680元人口的温饱问题。实行这一制度每年所需资金也仅为40亿人民币，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这部分支出。(亚洲开发银 行，2004(1))
因绝大部分的城市贫困人口已经进入低保系统，应该说城市中绝对贫困的问题已经大体上得到解决。当前工作应该是如何完善低保的发放。另外，对于他们的子女 上学、基本医疗，以及在城市水,电,气价格调整时对他们的给予特殊的补贴照顾, 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在改革中不至于恶化。有了城乡两个“低保”系统，就可以把中国绝对贫困的问题基本解决。从国家财力与各级政府的执行力来说是完全可以在短 期内做到的。
二，把减少机会不公平放更重要的地位
在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时，要把减少机会不公平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竞争。而竞争就会有差异。市场的机制就是优胜劣汰。正是在这种竞争 中，厂商能提高效率，个人能发挥更多的聪明才智。竞争是推动市场经济的动力。但竞争的结果之一就是收入的差别。没有这一差别，也就失去了竞争的激励。在市 场机制下，竞争中的优胜者能得到较高的利润、较高的收入。反之，在竞争中的弱者则收入较低。在一个完全的市场机制中，收入差距可能在不断的扩大。
于是就需要政府出面来设计一个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机制。如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制度来把强者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弱者。减少分配收入的差距 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对市场干涉过大，就可能产生大锅饭的现象。中国改革开放前正是这种情形。收入分配十分平均，干好干坏一个样，长期以往，很多人可能就 会失去创新及劳动的动力。造成整个社会财富的减少。最后只能产生均贫而不是均富的后果。
那么，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如何才能既保持市场的活力，又能较好地减少相对贫困呢。
在经济活动中公平有两个概念，一是收入的公平，即所有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收入比较一致；二是机会公平，即经济活动参与者都有公平竞争、公平参与的机会。收入可以是不公平的，但每个人都应该有公平地参与竞争的权利。
在中国的现阶段以至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我们可能都要把创造机会均等放在更重要的地位。首先，机会的均等是需要一个很好的机制来保护的，否则市场有垄 断的倾向。市场竞争是多次的博弈，胜者有竞争中的优势，在下一次的竞争中就处于优势地位，进入良性循环。反之，竞争中的弱者则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此多次博 弈后就容易形成垄断的局面。再者，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竞争的不完全。一部分人、一些单位有着相当不公平的机会。若不建立 一个机会均等的机制，会使收入的不均等进一步地扩大。事实上，东欧、前苏联等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的现象也说明，转型经济在机会均等上要做 出更多的努力。
在解决机会均等的问题上，就业是人们参与竞争、抓住机遇的最基本前提。因此保证充分就业是政府实现机会均等的最重要的任务。各国政府都把减少失业率、创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放在工作的首位。要增加就业，政府的政策就应该多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就业较多的行业的发展。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支持民营企业的发 展是增加就业的最佳途径。
在机会均等的问题上，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保持公平竞争。这首先要有一个较好的市场准入规则。(Khan & Riskin1998) 政府不应该过多的控制行业的准入，让一些企业，特别是部分国营企业享有垄断的权利。保持公平竞争还要有公正、公开、透明的规则，要有严格、及时的执法。把 那些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厂商与个人绳之以法，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
在机会均等的问题上，政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投资教育。保证社会的参与者得到基本的教育，今后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赖德胜，1997)在中国，目 前首先是要抓好的是义务教育，保证每个公民都有一个接受至少是义务教育的机会。中国在义务教育上已经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然而义务教育普及率还有潜力可 挖，特别是农村中还有很多地区存在严重的辍学问题。初中普及率更低。同时，农村义务教育中的教学环境、教学质量与教学内容也亟待提高。我们很高兴地看到， 经过多方多年地努力， 农村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分两年实行，以减轻贫困农民家庭的沉重负担。保证每一个青少年都至少能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这不但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能创造机会均等，缓解收入分配不均。义务教育本来就属于公共开支的领域，是公共财政的一部分。除了发达国家以 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中国的国力与财政能力应该说也已经能应 付免费义务教育的需要。 (亚洲开发银行，2004(2))
同样地，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也是使人们有均等竞争机会的基本条件，是政府工作的优先领域。没有一个基本的健康条件，参与竞争无从谈起。 农村中大部分的贫困人口都是因病致贫。没有一个基本医疗保障，小病拖成了大病。没有一个较好的公共卫生系统，流行病、传染病会使大规模的人群丧失劳动能 力。这些都是政府在保证社会有一个机会均等的最起码的工作，是政府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三，把重点放在解决未来收入公平上
我们应该要清醒地看到，中国还是一个人均GDP仅1700美元的中低收入国家。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一个十分完善的福利社会。我们要强调解决收入 分配的问题，但在现阶段，也只能达到一个低水平的、最基本的收入公平。在当前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上，我们要特别防止给公众过高的期望，形成一个从国家现阶 段的财力根本达不到的预期目标。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收入分配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需要机制设计、体制调整，还有执行力度、执行方式的形成等等，这些都需要时间，都需要投入。期望在短期内收入分配就有很大的改善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王小鲁、樊刚，2004)
因此在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中，不论是从政策上执行还是从宣传的口径上都要着眼于未来，要有长远的观点。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那些造成未来扩大收入不均的问题，特别要防患将来产生大规模的收入差距。
在当前要解决未来的收入不均，重点要放在增加农民的未来收入问题上。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断增大的城乡收支差距。(蔡昉，杨涛 2000) 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国城市居民之间，农村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但把城乡合起来算，基尼系数就远超出了国际目标警戒线外。农民收入增加不快，从根本 上说是农业生产率低。从国际的眼光来看，因以大田生产为主的粮食生产并不是耕地相对稀缺的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因此，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一定要减少农民， 加快城市化进程。把农民绑在农村，绑在田里，通过大量的对农业的补贴，虽然能在短期内增加农民收入，但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反而束缚住了农民进城的积极性。 对农村的青年，因他们教育程度相对较高，适应能力较强，应该鼓励他们进城去，参与城市化的建设。放开城市长期居住的门槛，给农民工一个不断地培训与学习的 机会，不断地提高收入水平。这样才能使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逐渐地在城市留下来，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与此同时要加快城市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劳动保障制度以及养老保障等一系列制度上对农民工应该一视同仁。
国际经验证明，土地政策、房地产泡沫也是造成未来大规模收入不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世界银行， 2004)土地特别是城市中的优良地段总是稀缺的。谁占有了它，就长期占有了稀缺的资源。而房地产的泡沫更是使已经占有了土地、房产资源的所有者能在短期 内数倍地增加财富。另一方面使没有房地产的人群根本进入不了市场。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又拉动了建材等一系列商品价格的上涨，引起通货膨胀，进一步减少全体人 民的财富。因此防止房价增长过快，防止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不仅是短期的政策，应该是政府的长期工作任务。政府要在税收、信贷、遗产转移、土地供给等方面制 订与实行长治久安的政策。在当前应该大力推动二手房的市场建设，增加房产市场的供应。加快城市交通建设，使城市中心的级差地价降下来。同时严厉打击借银行 贷款来炒房的投机者。
教育的差异是形成未来收入差距又一重要原因。(Galor，1997)除上述的基础义务教育要重点投入之外，对职业教育与大学、大专教育也要注意公平。 在现阶段应该把财政每年拨给高校资金中的一部分做为贫困学生减免学费的专项资金。使所有学生不至于因家庭贫困而上不起学。另外，高校的开支也要严格审计与 检查。杜绝高校中成本过高、效率过低的问题。把节省下来的钱基本上用在对贫困生的补助上。
四，结论
中外历史都证明了如果收入分配的差距超过了一定的限度，老百姓对改革开放的支持度就可能会大大降低，社会的稳定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 行动起来，把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当成一项重要的执政任务来完成。 同时，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与物质上的准备，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尽管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当前的趋势看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可能还 会继续扩大一段时间。。
在解决收入不均的问题上要抓重点。优先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特别是尽快建立农村的最低保障制度和完善城市的低保制度。在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时，要把重点放 在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减少机会不公平的现象。在就业、基础教育、基本卫生、市场准入以及公平执法等方面下功夫，投资金。最后，政府的政策还要更偏重 于解决未来的收入不公现象，在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民进城，加快城市化。同时，政府要促进公平教育，使大学生不能因家庭贫困而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最后， 政府要通过税收、财政、货币、土地的各方面措施，防止出现房地产泡沫，防止通过财产的快速增值使未来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
ttgg555 2009-12-12 12:54:58
国伊始，由于基础设施的缺乏和技术条件的落后，新中国的经济重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长期的战乱和政治动荡，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留下“一张白纸”（按照毛泽 东的说法），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长期禁运，把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相隔离。这些状况造成了共和国早期相当高的绝对贫困率。如在 1949～1977年之间（除1956年），国民人均卡路里日摄入量少于2千克（郇建立a ，2003），这反映了当时食品的严重短缺和绝对贫困现象的流行。后来，在国家的努力下，绝对贫困率有了明显的下降，但是直到这个时期末（以1978年为 例），仍有2.5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IOSC，2001）。
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国家通过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建立起一个以集体为 单位的社会网络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国家把农民组织起来纳入到人民公社的体系中，从而使公社成为农民福利的依 靠。由于这一集体制体系起到相当的保障作用，农民的生活资源虽然短缺，但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贫困。正如关信平所说：在前三个十年中的最初十年，农村贫困并 不见得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农民的收入是平等分配的（Guan，2003：75）。在城市，通过对工商业的所有制改造形成了公有制企业（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 有制企业），他们雇佣了99％的城市劳动力（国家统计局，1986）。国家实行“低工资、高就业、高福利”（Lee ，2001：61；Chen ，2003a：53）的政策，并设立基本生活资料的定量供应制度、充分就业制度、较为平等的工资分配制度，以及在城市中建立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与 此同时，企业福利的供给也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城市工人的低工资。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城市贫困的压力非常小，“城市的穷人事实上并‘不十分担心他们的生活 ’，因为国家和集体能够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Mok ，1987：240）。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快速发展使绝对 贫困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1985年的397元，进而达到1989年的602元和2003年的2622元 （国家统计局，2004）。与此相应，农村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近2.6亿下降到1998年底的4200万，即由占农村总人口的1/3下降到1 /20（世界银行，2001：7）。在城市，工资改革使奖金成为工资的基本组成部分（Howell，1997：154），这使工人平均工资增长了近40％ （Xiao Wang ，1986：450）。人们收入的提高也造成了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这一指标在农村和在城市分别从1978年的67.7％和57.5％ 降低到1989年的54.8％和54.5％（国家统计局，2004：357）。
然而经济发展也加剧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例如反映 在人们的收入上，在1980年，甘肃和贵州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浙江农民的44.9％和49.3％，而这一比例到1988年进一步下降到37.7％和 44.1％（国家统计局，1990：314）。在西部地区，劣的生态环境和落后的信息、交通和通讯条件使这些地区很难吸引外来投资者，因而所得到的人力和 资本投入也较少（王绍光，2001）。与此相反，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予经济开发区许多特殊的优惠政策，而这些开发区绝大多数设在东部沿海地区 （Ngan Hui，1996；Wong ，1998），因而这种国家的政策倾斜使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比内地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据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在1992年到1998年间，这些东部发达地区 经济增长为西部不发达地区的2倍（Fang，Zhang Fan ，2004：311，316-317），而这种失衡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贫困状况。于是，当东部地区的农村绝对贫困率从1988年的9％下降到 1995年的5％时，该比率在内地却从26％增长到39％（Unger ，2002：171）。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在一定程度 上强化了相对贫困问题。经济增长固然为人们致富创造了很多的机会，但这些机会却很难被公平地分配。特别是在改革进程中，部分官员会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去赢取 个人利益，造成“官员的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iement of cadres）”的现象（So，2003：367），而国家推行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也催生了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强化了所有者的权力，削弱了工 人阶级的经济地位①。这样，社会各阶层间的收入鸿沟越拉越大。以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例，该系数在1978年为0.233，但到1995年提高到0.4， 并于近年超过0.45（樊平，1996：66；Unger ，2000：171，footnote2；Guan，2003：72）。同时在居民总收入中，1990年20％的低收入层占城市居民财富总和的比重为 9％，而这一比例在1998年下降到5.5％；与此相反，在20％最高收入层中，这一比例却从38.1％增长到52.3％（Guan，2003：72）。 此外，调查也表明高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是贫困家庭4倍多（唐钧，2002：23）。特别是在城乡居民之间，从1978年至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85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元增加到2622元，两者间的差距从1978年的2.58倍扩大到2003年的3.24倍 （宋林飞，2005：57）。这些资料表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阶层鸿沟的拉大和相对贫困的加剧。
总之，中国贫困类型的演变是一 个从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绝对贫困（改革前）转变到以区域贫困为焦点（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过程，并进而转向由社会阶层分化造成的相对贫困为核 心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转化过程表明了中国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降低了绝对贫困率，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贫困率最低 （低于3％）的国家。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使许多西北和东北部省份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从而使区域贫困成为一个焦点。尽管如此，目前贫困问题给我们带来 的主要挑战是相对贫困问题；市场经济的运作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化，而住房、医疗和消费价格等上涨也给低收入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生存压力。这些情况表明，贫困 类型的转化是一个与制度变迁相对应的过程。因此，要理解中国贫困类型的变化，我们必须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出发去把握贫困现象背后所具有的制度因素，并在中国 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解释贫困现象。
二、贫困群体的特征
改革开放前，农民的日常生活水平要比城市居民低得多，他们构 成了贫困群体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资料，1952年城市居民的支出是农民的2.4倍，而这种差距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1979年为例，如果 把农民的支出假定为1，那么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比例为1∶2.7（国家统计局，1986：646）。由此可以理解在那个时期，贫困主要存在于乡村，尤其是那 些处于内地省份的农村地区。造成这种大规模农村贫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对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低，以及公社这种“大锅饭”的组织形态 对抑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负面影响。同时，当时国家执行的以农村/农业为代价去支持城市/工业发展的策略（Fang，Zhang Fan，2004：308）也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因为这一策略的运用使国家将相当一部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据统计，到这个时期结束时，这一转移的价值总 量达到了6120亿（Zhou，1994）。国家通过户口制度、社区控制等手段实施城乡隔绝政策，尽管在理论上国家也强调消灭工农、城乡和脑体之间这三大 差别。这些政策导致了工农互斥、城乡对立②，并在社会组织形态上，呈现出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模式，出现两个不平等阶层——“特权的城市和没有特权的农村 ”（Fan ，2002：106）。
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使农民能 够自主地决定种植什么和种植多少，从而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Bian，2002：94）。其后，乡镇企业的发展（Liang ，Chen Gu，2004：209，表10.1）和第三产业中非农劳动收入的增加更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缓解了农村的贫困状况。结果，全国贫困人口的规模从 1978年的25000万（占农村人口的31％）减少到1985年的12500万（14.8％）（康晓光，2002），而这一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又是伴着 划分贫困线的标准的提高来实现的。例如，1984年国家贫困线的划分标准为人均年收入120元，而这一标准到2000年提高到625元 （Tang，2002；郇建立a ，2003）。由此，尽管直到80年代末农村贫困现象依然严重（李实、古斯塔夫森，1996：44），但它已不再是中国贫困研究的唯一焦点问题。
随着农村贫困现象的减少，城市贫困却呈现增加的趋势。虽然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推算出不同的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唐钧，2002，2004），但是他们都承认 在现阶段城市贫困率在不断增长。诚然，这一变化的核心不在于比率的增长而在于构成的变化。过去，城市贫困者主要是那些由个人原因造成的“三无”群体，包括 那些无收入、无工作能力和无家庭支持的人（Guan，2003：78）。而现阶段，尽管这些“三无”群体仍然存在，更多的城市贫困者则来源于由市场经济产 生的“新的城市贫困群体”。这些人包括失业、下岗人员，停产、半停产企业中的半失业者和其他的一些由市场因素引起的贫困者（朱庆芳，2003）。据一些学 者估计，他们占目前城市贫困人口总数的70％～90％（Wang Zhao ，2003：109）。
在涉及城市贫困问题时，一个特别值得 关注的问题是流动劳动力（主要是“农民工”群体）的贫困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③，“农民工”群体在90年代迅速膨胀，达到约1000万左右的规模 （Fan ，2002：103）。如果用农村的生活水准去衡量，这些农民工的收入或许并不低④，但在城市生活中，他们作为都市生活的“陌生人”，处在很低的生活水平 上。许多农民工居住在城市边缘（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缺乏水电，生活环境很差（So，2003），有的甚至被当成包身工⑤。这些农民工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 机会而进入城市，但艰难的城市生活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成了“三无”（Fan ，2005）人群——无土地（因为离开了农村），无固定工作场所（因为仅仅是临时工）和无社会保障（只是城市居民拥有）。农民工的贫困不仅作用于农民工本 人，还影响到他们子女的教育和生存环境，进而形成“贫困的再生产”。
综上所述，成功的经济改革缓解了农村贫困状况，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 显著的提高。城市经济的发展给工人带来巨大的市场风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直接把以往受国家保障的职工推向市场，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和下岗人员。正如一些学 者指出，城市的经济改革使“国企工人的半无产阶级化（the semi-proletarianization of state workers）”（So，2003：369），加剧了城市贫困问题（涉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方面）。这样，在新的条件下，贫困不再局限于个人原因，而 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阶层化和改革的进程相伴随的社会现象。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游离于城乡之间的流动工人，即农民工群体，他们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之外，是被 排斥于社会基本结构的特殊群体。虽然他们的经济收入很可能会比那些从事农业劳作的农民高，但他们在城市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使他们很容易陷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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