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差距处在社会失衡临界点

城乡一体化全球经济结构不平衡

全球治理朝向世界大同

中国贫富差距处在社会失衡临界点

信息来自：经济参考报 · 作者： · 日期：26-02-2016

2012-08-27

8年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多次被提及，又一次次沉寂。但这一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出台的消息极有可能变为现实，而该方案的重点便是解决由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差距。请看系列专题之一——当贫富差距到了社会失衡临界点。[详细]

2012-08-27 11:34:32 | 经济参考报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发改委具体负责。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据透露，《方案》共涉及十大问题，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以及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

贫富分化十分严重

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 .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 .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1990年就已经达到0.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3949，逼近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

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改革进程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产，最大原因在于它牵涉到了各种利益的博弈。而在这些利益群体中，收入分配改革利剑所指的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这三大公认既得利益群体拥有着巨大的政治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力，他们阻挠改革的推进，扭曲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最终造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空有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权贵利益群体利用规则制定权、资源分配权、监督管理权等权利大肆寻租，获取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垄断利益群体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进而将超额利润部门化、个人化;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通过与权贵利益群体合谋非法攫取社会财富，成为现有制度下的食利群体。收入分配改革绕不开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切割。

分配不公危及国家发展

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 D P已达到5432美元，处于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端。这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必须直面和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阶段。经验证明，在这一水平上，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享有问题，社会问题将激化，国家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层平飞状态。

出路在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

收入分配问题，归根到底是民生问题，要实现分配公平，单单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个税起征点这样的小打小闹，已经毫无意义。要想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就必须敢于正视制度弊病，破除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从制度上遏制权力寻租、垄断经营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实质性改革。具体说来：

一是“提低控高”。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加强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的落实工作;建立工资正常增长的调控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重点控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调控部分国有企业员工收入，推进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收入阳光化、规范化。

二是“藏富于民”。实施民富优先发展战略，大力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良好市场环境，消除各种行政障碍，减少“有形之手”对市场运行的干预，限制政府规模和开支水平，严格规范对民营企业的税费征收，激发民营企业的创造热情;通过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扩大就业，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三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适应政府转型需要，财税体制向“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转型，淡化经济功能，强化服务作用。

四是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国计民生，影响巨大，从当前形势来看，必须佐之以教育、卫生、医疗、住房、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方能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初衷。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符合国情的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鼎力收入非配改革。(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研究部)

“难产”八年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于今年10月推出

在历时八年的争议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据悉，国家发改委已经完成了《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级以上官员对《方案》的意见。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发改委具体负责。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据透露，《方案》共涉及十大问题，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以及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

针对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核心便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近年来，由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差距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最近“农村基尼系数逼近警戒线”等消息更是表明，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贫富差距到了社会失衡临界点?

我国贫富分化现象十分严重

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据新华网报道，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详细]

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一般情况下处于0到1之间，0.4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国际警戒线，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严峻，进一步扩大则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图中横轴代表家庭数比例x%(注意此比例计算是从低收入家庭开始计算的，到100%时才涵盖最富有家庭)，纵轴代表该比例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率y%，绿线代表绝对平均状态(即每个家庭拥有财富相同)下，低收入人群所占人口百分比和总收入百分比之间的关系(财富占比等于家庭数占比);红线代表实际情况(实际是由财富-家庭分布曲线积分而来)，蓝线代表绝对不平均(即所有收入被唯一一个人占有)的情况。图中红线和绿线中间的面积越小，收入分配越平等。基尼系数表示的是绿红线间面积与绿蓝线间面积之比。基尼系数越小，红线与绿线越接近，反映收入水平越平均;反之，基尼系数越大，红线与蓝线越接近，反映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瞭望》周刊曾援引世界银行的一则报告称，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

文章指出，这种状况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详细]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合理限度

2012-08-28 09:06:57 |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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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2008年2月21日电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载文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超过合理限度。

文章中写到，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

文章指出，这种状况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李欣欣)

农村基尼系数逼警戒线家庭贫富差距拉大

今年8月21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京发布了《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2010年，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34080.34元，2011年攀升至38894.38元。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数据显示，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有10.19倍。[详细]

报告称农村基尼系数逼警戒线家庭贫富差距拉大

2012-08-27 21:14:44 | 人民网

昨天（8月21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京发布了《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2010年，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34080.34元，2011年攀升至38894.38元。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数据显示，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有10.19倍。

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昨日介绍说，务工与务农收入差距是导致农村收入扩大的重要因素。最高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88.9%，务农农户占比11.1%;在最低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17.5%，务农农户占比82.5%。

报告显示，2011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3191.87元，与2009年调查数据相比增长15.09%。

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则分析说，中国农民过去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土地，土地的多少决定了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在改革初期通过均分土地、土地流转来缩小差距。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务工，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加强调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大社会保障，防止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

■ 焦点

《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是“中国农民状况报告”系列成果之一，是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百村观察平台”进行的。2009年以来，每年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6000多农户进行经济状况的抽样调查。

1 农村民间借贷活跃超温州

调查显示，2007年到2011年中国农民借贷总额增长近五倍。其中借出金额增长3.98倍，借入金额为原来的6.11倍。与此同时，2011年的借贷差额相对于2007年增长了5.75倍。而且四年间，受访农户中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增长了2.48倍。邓大才认为，这些数据超过被视为民间借贷最活跃的温州。

另外，随着农村民间借贷的增长，由此引发的安全问题亟待重视。调查显示，2007年到2011年，农户借出资金有合约的占比为74.32%，其中56.76%仅是通过口头约定，而25.68%的借贷农户无任何合约。

【分析】

农村民间借贷可看作是农户间的一种支持，因为农户很难从银行贷到款。但农村民间借贷的利息高低不一，有的高于银行利息，有的地域甚至是零利息。调查发现，高于银行利息的“也都没超过银行利息的3倍，高利贷情况不是很多，而零利率则占相当大的比重。”

农村民间借贷趋于活跃主要有两大原因：快速增长的农村民间借贷需求和农村民间借贷手续简单、无需抵押的独特优势。

2 医疗教育人情支出压力大

除日常消费外，教育支出、人情支出和医疗支出成为农民支出的主要内容，成为农民支出的“三座大山”。2011年农民支出中，教育支出占22.42%，医疗支出占9.95%，而人情支出则占12.27%。

2011年中国农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已攀升至38894.38元，同比增长14.13%，但人情支出3092.51元，占当年家庭收入的7.95%，医疗支出2506.86元，占当年家庭收入的7.28%。而教育支出规模更大，人均教育支出达1518.63元，占当年家庭收入的17.79%。

【分析】

即便在已免费的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支出仍然有书本费、班费、陪读费，“由于一些地方撤点并校了，孩子又小，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他们需要陪读，陪读费用给普通农村家庭带来了新的支出压力”。

课题组的调查还发现，人情和医疗并驾齐驱成为农民的支出压力。超过五成的农户家庭人情支出在3000元左右，26.76%的农户家庭人情支出超过6000元。而医疗支出方面，在大病住院的农民家庭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户均报销1724.23元，占户均医疗总支出的37.93%。

如果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医疗支出还要增加至少3个百分点。邓大才说，“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

■ 新闻背景

农村基尼系数接近警戒线

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介绍说，与改革开放初期的0.29相比，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已大大提升，“马上可能跨过警戒线了，是在合理区间的末端。”

官方并没有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统计两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一直在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但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却没有发布，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897。

当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时，国际公认这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而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0.36之间，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就已经高达0.47，接近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水平。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说明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已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国际经验显示，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由于贫富悬殊，导致发展停滞、社会动荡，无法转为高收入现代国家。由此可见，要说“基尼系数逼近警戒线”是个问题，它可不仅是《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里指出的农村问题，恐怕是整个中国的问题。[详细]

张国栋：“基尼系数逼近警戒线”的不仅是农村

2012-08-27 20:43:58 | 中华工商时报

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就已经高达0.47，接近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水平。

国际经验显示，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由于贫富悬殊，导致发展停滞、社会动荡，无法转为高收入现代国家。

惟有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继续推进市场化，把一切权力限定在特定边界之内，让普通国民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拥有更大的选择与发展空间，才是解决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性出路。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京发布了《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34080.34元，2011年攀升至38894.38元。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其中，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有10.19倍。

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有没有“被平均”的因素且不管它。20%的样本农户有多大的代表性也暂且不论。我国农村贫富差距客观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想不到的是，同在蓝天下，都是农户居民，收入差距竟达10.19倍之多。各地经济状况不同，农民兄弟“创收”能力不同，收入允许有差距，应该有差距，但一下就差了10.19倍，使得农村居民基尼系数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这的确是个问题，是个不可忽视、更不可回避、且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我们知道，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一般情况下处于0到1之间，0.4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国际警戒线，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严峻，进一步扩大则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有专家分析，中国农民过去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土地，土地的多少决定了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在改革初期通过均分土地、土地流转来缩小差距。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务工，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加强调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大社会保障，防止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

专家所言很有道理，就看能否落地。笔者要说的是，上述报告只提到了农村，城市以及中国的基尼系数如何呢?可惜，这方面的数据官方并未公布。为什么不公布?有关部门给出的解释是，中国居民收入的调查是分开搞的，对城镇居民调查可支配收入，对农村居民调查纯收入，指标不一样，所以现在没法计算全国统一的基尼系数。即便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后，由于城乡差距较大，全国基尼系数会既高于城市基尼系数，也高于农村基尼系数。

不管统计部门如何解释，但只要“高于”，那全国基尼系数已经逼近甚至超过警戒线了，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官方不公布，不等于出了农村以外的，其他基尼系数就不需要“警戒”。

贫富差距扩大让中国面临严峻考验

宁愿“共同贫穷”，不愿“低人一等”

当我们回溯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就会发现，对基尼系数过高的担忧的确不是空穴来风。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赶超经历可谓该现象的典型代表。在上世纪80年代，阿根廷和马来西亚两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徘徊在0.45左右，而到了90年代末，两国基尼系数更是跃至0.50。高度的贫富分化，将两国带进“中等收入陷阱”，在经历了短暂的经济起飞阶段后，纷纷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与社会动荡期。美国著名学者默顿曾尖锐地指出，在很多国家，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收入差距的加大却给人们造成了 “相对剥夺感”。换句话说，人们能忍受“共同贫穷”，却不能忍受“低人一等”。

有保障的贫富差距尚可容忍

但也有特例。根据美国学者索特的研究，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从2007年起，始终保持在0.4左右。也就是说，新加坡的贫富差距状况，在五年前就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预警线。但新加坡仍然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其原因就在于新加坡的政策中蕴藏着大量的“类福利”政策。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其住房与教育政策。从建国之日起，便将住房政策作为了一项基本国策。向社会提供低成本、并享有政策补贴的组屋，便成为了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执政要务之一。如今，95%的新加坡公民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在教育方面，新加坡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建国后，新加坡政府对国民教育的投入，始终未低于政府支出的20%。1963、1964年的教育支出，甚至达到政府支出总额的32%。大量的政府投入，体现在公民身上，便是极轻的教育负担。[详细]

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新加坡的维稳经验

2012-08-27 21:56:40 | 东方网

贫富差距历来被认为是导致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上广泛采用基尼系数测量一国内部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当一国基尼系数高于0.4时，表明该国社会可能将处于不稳定状态。

当我们回溯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就会发现，这种担忧的确不是空穴来风。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赶超经历可谓该现象的典型代表。在上世纪80年代，阿根廷和马来西亚两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徘徊在0.45左右，而到了90年代末，两国基尼系数更是跃至0.50。高度的贫富分化，将两国带进“中等收入陷阱”，在经历了短暂的经济起飞阶段后，纷纷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与社会动荡期。美国著名学者默顿曾尖锐地指出，在很多国家，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收入差距的加大却给人们造成了 “相对剥夺感”。换句话说，人们能忍受“共同贫穷”，却不能忍受“低人一等”。

相比之下，欧洲很多国家却能将基尼系数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这并不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人们的收入差距不大，而是因为国家福利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福利政策拉平了因为收入差距造成的不公。然而，这种高福利政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靠政府救济生活的懒人越来越多，结果高福利政策也越来越难以为继。

在这两种模式的参照下，新加坡显得十分与众不同。一方面，不同于置身“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新加坡在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根据美国学者索特的研究，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从2007年起，始终保持在0.4左右。也就是说，新加坡的贫富差距状况，在五年前就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预警线。

另一方面，不同于欧洲国家，在社会福利供给上，新加坡政府表现得有些 “吝啬”。生活在新加坡，公民个人福利账户中的积累，全部需从每月工资中，按一定百分比强制扣取。从政府方面，公民几乎拿不到任何在养老金、医疗保险金等基本福利项目上的财政支付。看病、养老，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这种政策鼓励公民要对自己负起责任，对自己福利账户的钱谨慎安排。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各行各业，都能看到一大批年迈的劳工。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贫富分化对于社会稳定其实并不重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还需要我们对新加坡经验进行更加细致的观察。

拓宽我们对社会救助、福利补贴的传统理解，就会发现，新加坡的政策中蕴藏着大量的“类福利”政策。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其住房与教育政策。新加坡的住房政策，早已经闻名于世。秉持着“居者有其屋”的理念，新加坡从建国之日起，便将住房政策作为了一项基本国策。向社会提供低成本、并享有政策补贴的组屋，便成为了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执政要务之一。如今，95%的新加坡公民都拥有自己的住房。与此同时，通过对房产的大力兴建，一大批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随之得以解决。在教育方面，新加坡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建国后，新加坡政府对国民教育的投入，始终未低于政府支出的20%。1963、1964年的教育支出，甚至达到政府支出总额的32%。大量的政府投入，体现在公民身上，便是极轻的教育负担。

从新加坡的故事中，或许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大胆的推测：社会贫富分化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便不再那么具有威胁性。有恒产者，有恒心。社会之不稳定，并非源于极贫者与极富者的差距，而是源于贫者是否享有基本的“恒产”。满足人民需要的，其实有时候并不那么多。他们渴求的，只不过是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罢了。然而回望历史，又有几个国家能真正做到呢。

中国的贫富差距让收入分配制度非改不可

贫富差距过大会激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收入问题，并非是单方面多与少的比较问题，而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是，分配失衡问题也日益凸显。虽然自2001年之后，擅长计算和公布数据的国家统计局就没有公布过基层系数的确切数值，但是，有专家预测，我国基尼系数早已经超过了0.47，甚至还有业内人士预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恐怖的0.55。而刚刚公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就连农村地区，都出现了0.3949这样一个恐怖的基尼系数。这都说明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了。如其不然，社会矛盾将会进一步扩大化，距离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也就会愈行愈远。[详细]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2012-08-28 09:49:57 | 东方网

在不断的质疑和期待中，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终于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目前，已经进入征求部级官员意见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推出，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 .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 .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

其实，近几年，由于分配不均造成的社会性事件也屡见不鲜。以权谋私，以垄断谋利等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发展，由此造成的社会群体事件正在逐步增加。如果不对社会分配进行及时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挥使一句空话。

当前，由于多种原因，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分配机制不健全，分配制度缺失，分配政策制定不力等。这些，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进步，甚至造成了不必要的社会矛盾。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其中有很复杂的利益关系，由此造成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困难重重。既得利益者要维护自身利益，改革者又要权衡各方关系。阻挠改革者大有人在，最终造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空有楼梯响，不见人下楼”。这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行八年仍毫无进展、两次提交均被驳回的原因之一。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国家是有信心和诚意来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八年以来，国家相关部委为推动收入非配制度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集中体现，改革的阻力异常之大已经产出了我们的想象。

社会的发展有着其自身的规律，任何冒进或者裹足不前都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不例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要考虑到当前的社会实际，又要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既要考虑到民众利益，又要照顾社会整体发展;既要符合当前需要，又要兼顾以后发展。这就注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能在短时间完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改革的脚部也将永不停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面临重重阻力

但难改不等于不可改更不等于不必改

诚然,收入分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牵涉面既广,同时又得平衡各阶层利益,想要平稳落地顺利实施并非易事,动议8年、方案两度被打回即为明证。但难改不等于不可改,更不等于不必改,恰恰相反,于诸多窘况交迫的当下,收入分配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温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曾掷地有声地表示,“本届政府任期最后一年,一定要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已鲜明传递高层对此的决心。我们说,因其难周全,方案可以不尽完美,因其阻力大,可以先搭框架而采取渐进式路径,但改革却不容再停顿、再回头,不能无功而返,功亏一篑。[详细]

收入分配改革：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

2012-08-28 09:32:42 | 山西晚报

在历时八年的争议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据悉,国家发改委已经完成了《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级以上官员对《方案》的意见。(8月27日《经济参考报》)

经历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之后,我国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大,2010年GDP就已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整体上的国民收入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平均意义上的国民财富扩容,并不能遮掩城乡、地域乃至行业间收入差距渐次拉大的事实。据相关研究机构估算,最能反映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指标,在2007年就已达至0.48并维持至今,按照国际标准,这一数值已是收入差距较大的表征。因此,当蛋糕做大,如何切好分好,满足人们相对而言“不患寡,患不均”的公平性诉求,便成一道日渐彰显的待解难题。

站在宏观经济学的维度,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无疑是一个良性互动,合理的分配能够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提供最根本的动力,而不合理的分配,最终会因消费能力的不足而使发展动力衰竭经济学家早已给出这样的论断。

为什么中国会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斗富竞阔的奢靡风见长,而经济发展却面临内需不足只能不断靠投资拉动的瓶颈?缘由正在于此。事实上,长期的收入分配不公,其后果还会衍生到经济领域之外,它是所谓仇富心态的渊薮,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同样害莫大焉。

人们期待改革方案如期而至,十月或是更晚的年内都不是问题。不过多少令人郁结的是,事关全民利益的收入分配改革,如报道所言,现正征求各部委领导意见,若一个多月后就将面世,如此短的期限,能平衡折中部委的意见都不显充裕,又如何能在公布之前倾听更广泛的民意呢?迄今为止,人们所了解到的,也只是“知情人士称新方案鼓舞人心”而难以一睹真容，这，不能不说是方案留给民众的一个大的遗憾。

从中国近几年来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心态，以及几次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来看，贫富差距确实到了该让人警惕的时候；而贫富差距过大会强化既得利益者的能量，让收入分配改革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