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须增进社会平等

信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 · 作者：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黃育川 · 日期：26-02-2016

2012-03-13

随着中国领导层换届的日益临近，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有了一层特殊的意义。中国似乎有很多理由对自己感到满意：经济很有希望实现“软着陆”；拥有欧洲渴望能分一杯羹的海量外汇储备；并且正着力扩大地区存在，就连美国都不得不密切关注。

但中国领导层也认识到，中国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面临着诸多可怕的挑战，其中包括前几年过度放贷导致的脆弱性。中国总理温家宝周一警告称，今年经济增长会有所放缓。中国政府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定为7.5%，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首次将增长目标定到8%以下。

不过，上述问题很可能会被齐聚北京的人大代表们视为技术性细节。政治精英们更担心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安定局面。乌坎村因土地纠纷引发的抗议活动，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乌坎抗议活动迫使广东省领导支持该村举行更公开的地方选举。其他骚乱事件，比如去年的上海卡车司机罢工和不久前富士康(Foxconn)的农民工抗议，则反映了因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而引发的紧张局势。对于一个以人人平等为理想的政权而言，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似乎有些不适宜。

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不少成功，使6亿人摆脱了贫困，但收入差距却逐步拉大，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0.47，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仅在0.25上下。这已让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这个制度缺乏关怀，当前决定个人机遇的是其社会地位而非个人努力。

中国社会骚乱的增多与30年前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进程已陷入停滞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国家预算和银行体系在满足分配需求方面存在局限性，二是对土地和劳动力的使用进行管理时发生了扭曲。

经济自由化进程的一点关键不足是，未能向当局提供财政手段，用以限制经济高速增长伴生的不公平。中国的银行体系——在为通常可以获得预算拨款的公共服务提供大部分资金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反而加剧了这些问题。

国家预算在提供开支经费方面所起的作用异常有限，因此，满足不断升高的期望值就成了一件难事，尤其是在一个绝大部分资源都由国家控制的经济体中。中国预算在其整体经济规模中所占比重仅相当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三分之二、相当于欧盟(EU)的二分之一。其结果就是，福利支出不足，它在GDP中所占比例约为同级别国家的一半。

中国政府没有整固其财政体系，而是依靠银行为不断增长的基建需求提供大部分融资。这就造成了银行加大向地方政府放贷的局面，而出于对偿债能力的担忧，银行在授信时更加青睐财务状况较好的当地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而“冷落”了小型民营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其他国家或是通过增加地方预算，或是通过银行的准财政支出，实现收入再分配）也就受到了制约。

没有哪个社会阶层比2.5亿农民工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这些社会压力，他们无法拥有普通城市居民所享受的服务和就业选择。随着年青一代人的成熟（这代人没有经历过改革前的苦日子），在一个正在步入现代化的中国，他们的“半公民”身份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理想与抱负。即便每年的实际工资涨幅达到10%至15%，仍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或是回到家乡，或是增加要求享受更多的权利。

进城务工的压力还与频繁发生的土地纠纷有关。由于理论上中国所有土地均归国家所有，因此这反映出有关方面未能明晰土地使用权，也未能建立起更加透明、更加公正的交易体系。在缺乏结构性房地产税作为收入基础支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急需获得收入。因此，他们不得不将土地使用权廉价出售，以实现预算平衡。地方官员一方面从所有者手中低价买入土地使用权，另一方面高价卖给开发商，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获得的收入可达最初支付金额的无数倍。这一过程给腐败分子造就了大量的可趁之机，因而破坏了民众对于当局的信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爆发一些更具争议的社会抗议活动，正如乌坎那样。

新一届领导人若想应对那些令社会动荡加剧的问题，就需要对当前这种增长驱动型模式引发的一些意外后果进行反思。权力高层应重塑中国的经济体制，整顿对于基础资源的掌控，缓解、而非加剧社会不平等。

本文作者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业务局局长

译者/何黎

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