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的到时候都跑了剩下来的怎么办？人民需要考虑考虑

城乡一体化全球经济结构不平衡

全球治理朝向世界大同

信息来自：程海超的日志 · 作者： · 日期：26-02-2016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两种选择，前苏联式的休克疗法和中国式的渐进改革。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赢了，从爱国主义看，中国输了。

30年高速发展的经济，为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另外一方面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相对生活水平在大幅度下降。这个相对是相对于精英阶层而言。

为什么贫富差距会有这么大？为什么中国的基尼系数甚至是全世界最夸张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1980. 0.23

1985． 0.341

1990. 0.348

1995． 0.389

2000. 0.417

2005. 0.47

2008. 0.65

国际学术界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在０．３以下为平均状态；０．３到０．４为合理状态；０．４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过大；０．６以上则预示着社会陷入极不公正的状态，随时会发生社会动乱。国此，国际上把０．６定为警戒线。

据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发布的《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报告，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０．４左右，并认为这种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另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中国大陆的１３亿人口中，有大约５亿８千３百万人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其中更有至少两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连１美元都不到。当下的中国，占社会２０％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国民财富的６０％，甚至更多。而对其他８０％的人来说，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是生活中每天都不能不面对的现实，严重不公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曾披露，２００４年，中国各地共发生５万８千多起聚众抗议事件，相当于１０年前的６倍多。

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减少不平等，中国需要具有包容性的增长》的新闻稿并公布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它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低微小，远远高于印度、韩国、台湾。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己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不得不让人怀念“公平的增长”的典范：韩国和台湾。

中国的金字塔阶层到底有多有钱呢？下面是几组数据：

1.香港《文汇报》报道，在6月召开的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称：“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2.专家认为，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而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这一现象值得警醒。另一份多部门联合调查完成的统计报告则显示，截至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这份报告引发社会热议：“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实际上，这种畸形财富分布的后果已经开始显现——一方面，金融危机令全球陷入衰退，民众纷纷勒紧裤带过日子；另一方面，据《福布斯》中文版6月发布的报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奢侈品品牌最看好的市场，3.8亿元一套的别墅，1.4亿元一艘的游艇，4,300万元一辆的汽车，1,800万元一只的腕表……天价奢侈品畸型热销。

3.招行、贝恩公司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规模正在逐年扩大。2008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达到了约30万人的规模。其中，全国共有5个省市的高净值人士数量超过2万人，分别为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其中广东省的高净值人士数量最多，2008年末达到了4.6万人，占全国15%的份额。在高净值人群中，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达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超高净值人群也接近1万人的规模。就私人财富规模而言，2008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共持有达8.8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其中，超高净值人群个人财富总量达到1.4万亿人民币，在高净值人群内部财富占比达到16%。本次调查涉及17个省的近30个主要城市，收集近700份有效调研样本，是首次通过大样本量一手调研。

4. 2007年第4期《远东经济评论》有一篇文章，谈到了中国的财富占有情况：截止到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大约20450亿元资产，也就是说，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这些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证券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手中。截至2005年底，高干子女亲属仅在海外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他们拥有60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在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的配偶和子女就达20多万人。

5.世界银行2006年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世界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这两个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的富人，在全世界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尚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10倍左右。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有人指出，正是这500个特权家庭构成了一个大约5000人组成的核心体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制造“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把改革变成了饕餮国民财富的盛宴，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利益集团的人质。

以上数据，分别来自不同的统计渠道，有来自国内的统计，香港的统计，世界银行的统计，也有来自国外专业机构的分析统计，数据上可能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基本的概貌却是相同的。

让我们回首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到底发生了什么？

1. 第一轮（1978-1989）: 由农村发起，延伸到城市，收尾于方起即衰的政改；经典的几个事件，拨乱反正，三中全会，经济特区，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高考，国企改革，沿海开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出国潮，价格双轨制，下海，官倒，股票市场，六？事件，苏东巨变

2、第二轮（1992-2008）: 由邓小平南巡发动，声势浩大，成功得来市场经济体制，但改革深入到其他领域时，进入胶着状态；

南巡讲话，浦东开发，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外汇体制改革，非公经济地位的明确，村级海选，香港回归，西部大开发，入世，振兴东北战略，非典，资本市场国九条，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农业税废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股权分置改革，物权法出台，科学发展观，四川地震，奥运，

3、第三轮（从2009起）：由胡主席提出在2021年和2049年，要分别建成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启动了第三轮改革。

30年改革开放浩浩荡荡，但是有一个群体的利益始终得到保证，每次改革都能获得利益，无论是高考，出国，价格双轨，官倒，股票，还是金融外贸改革，住房改革，银行股份制改革，以及物权法的确定。他们有的从官员变成商人，有的仰仗父辈的权力威望获利，然后又从商人变成官员，在国内横冲直撞，在国外挥金如土。30年翻云覆雨，好不潇洒。其结果就如同上面所统计的，产生了500个特权家庭，5000人的核心体系，形成了中国百年来最大的利益集团，把改革变成了饕餮国民财富的盛宴，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利益集团的人质。

伴随这个利益集团出现一个从来未出现过的新名词：裸官（裸体做官）

德国《南德意志报》在一篇报道中，对“裸体做官”的解释是：“他们是把赃款、老婆、孩子、甚至情人送到海外的干部，自己则独身一人、也就是‘裸体’继续从事大把捞钱的危险业务”。该文章称，“中国的腐败官员先在国外买单元住宅或单门独户的房子，然后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把子女送去留学，过些时候再送走老婆；一切都井井有条地进行，最后自己溜之大吉。

1.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说，有四千名腐败官员裹走五百多亿美元逃亡外国，而且这还是2005年的数字。”

2.《人民日报》的资料库里，曾经有过一篇报导说，我国自1992年以来，至2007年6月底，外逃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87人，正地厅级，320人；副地厅级，1,920人；处级，8,250人；副处级，11,340人。共计16,000多人。这些人侵吞、携带出境资金就有一万亿元以上。这些外逃的贪官几乎都是“裸官”！”

3.中组部做调查，几年来大陆高干家属、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一共108万人，生活奢侈、买豪宅跑车。每人盗走的钱财至少可以教育1,000个儿童长大成人。

下面是部分外逃官员的统计：

中国的资料显示，涉及贪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党政官员。北京市2001年处理的一百二十个贪污案件中，百分之七十是大中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而情况最严重的，在公共建筑领域。中国政府从未透露有多少官员外逃，旅居美国的经济学者陈破空分析，被捕归案的外逃官员比例非常小。

以下是《广州日报》整理的部分名单外逃贪官名单。

蒋基芳：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烟草公司原经理、原党组书记。

卢万里：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

许超凡：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案发前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财会处处长

许国俊：中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

程三昌：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曾任漯河市市委书记。

杨秀珠：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曾任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

董明玉：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

蓝甫：厦门市原副市长，与赖昌星案有涉，2000年1月21日归案。

罗庆昌：云南旅游集团公司原董事长。

周长青：国有控股的西安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兼汽车部经理，归案后被依法执行枪决。

陈传柏：昆明卷烟厂原厂长。

2001年初，《半月谈》杂志公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近年来，且不论那些逃跑的一般小厂长、经理，轰动全国的逃亡贪官就有：

2003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出逃。

2002年4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蒋基芳，因经济问题潜逃海外。

2002年2月，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董事长的卢万里，因非法套取40多亿元人民币巨额工程款，逃亡海外。

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上亿美元资金通过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赌场被洗成现钱，存入涉案人在国外的账户。

2001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的程三昌，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1000多万元和情妇跑到新西兰定居。

2001年初，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陈新，携带4000多万元公款，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辗转潜逃于越南、缅甸。

1999年12月，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索取、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案发后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

1999年8月，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罗庆昌（副厅级），涉嫌挪用和贪污巨额公款，潜逃出境。

被判有期徒刑12年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其妻儿早在2002年就移民加拿大。

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成功出逃案。周的官位虽然远不及庞家钰显赫，可他成功出逃的事实，一定会令诸多贪官惊叹不已。 2006年6月，涉案金额高达亿元的周金伙，在被中纪委“双规”前夕逃往境外，至今未归案。据说，周金伙出逃前，还在自己办公桌上放了一封信，告诉纪检部门自己远走高飞了，不要再费劲找他。另据报导，周金伙之妻子早已移居美国，并有美国绿卡，这就为周金伙此次外逃美国留下了后路。另外，为其生育一子的情妇也早已移居香港。一家人及情妇现在都在境外享福了。

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案。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高山，在职时拿着银行的钱十几次从容出国考察，其目的就是为了安置老婆移民及为自己找后路。他的老婆成功移民加拿大后，他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多个私人账户上去，然后宣布和妻子离婚。有意思的是，高山成功移民加拿大后，却声称自己已身无分文，靠前妻救济。

2002年4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的经济问题被群众举报后，引起了纪检部门的注意，蒋基芳在嗅到“风声不对”后，不露痕迹地投奔到早已定居美国的妻子和一双儿女身旁，享受天伦之乐去了。

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达１亿元之多，然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从1993年到2001 年，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大量盗用银行资金，把大量资金汇至其在香港注册的私人公司，最终造成中行4.82亿美元的亏空。2001年10月15日，案发后，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三人同时外逃。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非法聚敛几千万元巨额赃款，大都转移到香港情妇的名下或存在境外银行里，梦想着有朝一日境外置业，周游列国，与情妇沉湎于另一种“温柔富贵乡”，可惜过早地被发现了。

这类贪官走的是“分步出逃法”：先以种种名目将妻子儿女弄出境外，然后暗渡陈仓，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后顾之忧，贪官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抽身外逃，溜之大吉。

中共中央中组部做调查，几年来中共高干家属，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一共108万人，移民出去的人生活奢侈，很少贷款，用现金买房、买豪宅买跑车。

据悉，由于贪官妻子儿女情妇移民境外成风，还形成了北美太平洋西海岸卓有特色的洛杉矶“二奶村”、温哥华“大奶屯”。这两个地方的女人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豪宅、名车、没男人。洛杉矶的“二奶村”以妙龄美妇为主，温哥华的“大奶屯”则以中年怨妇为主。

外逃贪官主要去向外逃贪官的去向主要有三处：

一、泰国、缅甸、蒙古、马来西亚、俄罗斯等。

它们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但风险也较大。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较为紧密，例如蒙古，和中国签订了引渡疑犯的双边协议。所以，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

二、非洲、拉美、东欧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

一些直接弄不到去西方大国证件的官员，索性龟缩在那里，过起了隐姓埋名、深居简出的生活；或者把那里作为临时跳板，伺机过渡。

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这些是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的主要目的地。对于那些曾在国内拥有显赫地位的人来说，以上两种地方是他们不齿的。同时，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也相对容易接纳一个外来者。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很容易拿到该国的绿卡。所以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就将家人移民到这些国家，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各省部分外逃官员

广东省：失踪790名、外逃1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66名、自杀死亡74名。

河南省：失踪512名、外逃8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9名、自杀死亡145名。

福建省：失踪414名、外逃58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6名、自杀死亡72名。

辽宁省：失踪318名、外逃40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04名、自杀死亡112名。

江苏省：失踪316名、外逃22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42名。

北京市：失踪112名、外逃44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97名、自杀死亡44名。

上海市：失踪187名、外逃3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27名、自杀死亡51名。

天津市：失踪60名、外逃18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5名、自杀死亡17名。

重庆市：失踪160名、外逃22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86名、自杀死亡27名。

河北省：失踪249名、外逃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70名。

山西省：失踪240名、外逃281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62名、自杀死亡102名。

移民到国外的名人：

女足门将高红北美人了；

反美名嘴袁木的女儿也美国人；

马楠是美国人,（这个有必要详细说明一下，因为她是当年著名的粪青）

凤凰卫士阮次山先生是美国籍。

殷秀梅是美国国藉。：

邓质方、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外长李肇星之子都是美国国籍；

斯琴高娃是瑞士国籍；

张铁林是英国国籍

许晴是日本国籍；

韦维是德国国籍；；

童安格、蒋大为，徐帆是加拿大国籍；

沈小岑（名曲：请到天涯海角来）是澳大利亚国籍；

苏瑾是新西兰国籍；

郎朗中国香港李云迪中国香港

章子怡中国香港胡军中国香港

汤唯中国香港刘璇中国香港

李连杰美国陈凯歌美国

陈红美国刘亦菲美国

陈冲美国邬君梅美国

顾长卫美国蒋雯丽美国

宁静美国王姬美国

蒋大为加拿大徐帆加拿大

陈明加拿大张铁林英国

斯琴高娃瑞士韦唯德国

胡兵加入泰国国籍许晴加入日本国籍

以上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除了官员，明星热衷于移民外，经济精英们也不甘落后，根据笔者的接触，江浙沪很多有实力的企业家都已经有了海外身份，他们的子女大多都在欧美国家就读并多数已经在当地购置房产。

这么多的精英选择为自己准备后路，本质上是对国家的前途缺乏信心，于是就放弃了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和担当，每个人都只顾自己一家老小，顾不了什么国家民族党的利益。可以想象，如果在国家责任和个人私利中作选择，他们都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下面就是几个例子：

1.RIOTO案件里，已经有五名中国员工涉及盗窃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其中有一个人是澳籍人士。

2.商务部原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邓湛，任外资司副司长期间，曾力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直销体系”，美国一著名的传销公司于其任内在中国内地获得首例直销牌照。同时在外资并购案件中出卖国家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涉及案件的人员还有商务部原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副局长刘伟。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下称思峰所）主任张玉栋以及曾在该所担任律师的刘阳。

3.前解放军总后军械部长刘连昆少将，因贪污一事被发现，撤消部长职务，降成副军职，少将降成大校，怀恨在心，主动寻找台谍联系，后发展总后勤部前军械局局长邵振中，多次向台军泄露国家机密，1996年***选举，我们发射导弹威慑，他告知我军弹头是空的，结果被***说出,由于参与大陆解放军演习会议的将领，不足十人，台湾竟能知道「空弹」的精确消息，触发大陆大规模搜查台谍，监视若干年后刘，邵人赃俱获，并於99年八月十五日被以注射毒针的方式被处死，此案株连共廿四人。

4. 俞强声，中国高级特工、国家安全部处长。1985年俞强声叛逃美国，导致潜伏美国中央情报局达三十多年的中国战略间谍金无怠被捕，这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情报人员外逃事件。

5. 徐峻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情局美洲司司长，大校军衔，2001年叛逃美国。徐峻平在北京外交圈很著名，专门负责联络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并在中美高层会议中任翻译，2001年12月赴美时与 CIA联络后叛逃。徐俊平叛逃内幕很复杂，其严重性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徐俊平真实身份是总参谋第二部（军方情报部门）的高级特工，其上司即是最近因牵连厦门远华走私案而判刑的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徐俊平是军方海外情报工作的一名核心人员，掌握中国海外情报网络的大量机密，其叛逃有可能导致中国海外情报系统被美方彻底破获。

在同一时期除徐俊平外，解放军总参谋部还有两名高级军官弃国叛逃。其中一人姓王名中洲，是总参二部负责科技情报的官员。另一位名叫郑镇江，为军方的军事战略专家，据悉是前国防部长迟**亲自提拔的人。还有总参广州军区多人同时叛逃，而且广州军区也有一个正团级和一个副师级军官失踪，两人带走了广州战区的大量台海战争兵力调派、后勤部署等作战情报。

6. 刘广智，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在职正军级军官，少将军衔，全国人大代表，地位显赫，身份“尊贵”。因刘广智案被拘留的还有空军指挥学院的处长王某，他负责接收刘广智出卖情报后所得的巨额金钱，身为空军装备部军官的刘广智的儿子也同时涉案被捕。刘广智主要是向台湾提供我国空军苏—27、苏—30等主力战机的部署及训练，以及中国大陆防空系统等绝密情报。

7.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总参情报部长姬德胜案件。涉及远华及其他案件。出卖国家利益。

8. 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在一九九七年至二００一年五年中，在总后勤部任副部长兼基建营房部部长期间，滥权贪污、挪用公款高达一亿六千万元，一审判处死缓。王守业被逮捕后，在其北京、南京两处寓所，查抄到人民币现金五千二百万，藏在双门雪柜及微波炉中；美元现钞二百五十万，藏在西门子洗衣机内。在其办公室私设小金库账号内，有存款五千余万元。王守业交代，是以福利为名，给同僚分发近二千余万。包养五名情妇东窗事发，王守业的五名情妇，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工团、陆军军事学院XXX委机要员、总后勤部一办机要员。王守业专案涉及少将四名、大校七名，其中五名已被责令退伍，六名被降级处理。

…………….

从数字上看，中国经济30年改革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实际上是跛足前行，非常艰难。渐进改革不能不通过权力市场化的途径来进行，权力市场化产生的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社会主义的公平得不到保障，而市场经济的效率在今天也难得一见。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们的联袂演出让13亿人目瞪口呆，这些一边享受着改革成果大肆贪腐，一边握着外国绿卡的精英们已经背叛了他们的信念和理想，背叛了党和人民，背叛了这个伟大的国家，人民该怎么办？党和政府里剩余那股真正的清流派该怎么办？

只有群众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力量，正面的斗争已经不能取得胜利，只有群众运动才有可能使这个腐朽的局面得到彻底扭转。

号召全球有爱国心的华人对所有列入叛逃名单的叛国者进行全球“追杀”，只要他背叛了伟大的祖国，无论他逃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他必须付出该付的代价！不管他是裸官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要象犹太民族追杀纳碎战犯一样，要象阿拉伯人追杀拉仕迪一样，要象普京干掉潜逃的俄国叛徒一样，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背叛我中华民族者，杀无赦！在这个问题上，让那些不让引渡的条文见鬼去吧！

只有这样，才能震慑这些贪腐蛀虫，才能使祖国母亲身上不再蛆虫满身，鲜血长流，才能对得起百年来为了这片土地前赴后继牺牲奋斗的几千万烈士仁人！

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