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悬殊扩大下的M型香港

信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严飞 · 日期：26-02-2016

2012-07-18

香港回归十五年，香港宏观经济的整体增长十分显著，但在社会发展层面，全港呈现出人口年龄老化、男女比例失衡、贫富悬殊扩大这三大结构性变化，而这其中，又以贫富悬殊扩大尤为严重。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6月中旬出版的一份最新报告（《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布》）显示，在过去的十五年里，香港收入最低及最高的住户数目双双增加，中等收入住户比例却逐年萎缩，家庭收入差距显著走向两极化。分析显示，全港每月家庭总收入高于6万元的住户比例，由1996年的6.9%显著增至2011年的12.2%，达28.75万户；月入4,000元以下的住户比例由回归前的6.7%增至9.1%，达21.4万户。而月收入1万元至4万元之间的所谓中产家庭住户，却由61.2%跌到了52.8%。（注：1996年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统计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布》）

虽然由于香港的人口调查缺乏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方面的数据，并不可得出贫者愈贫的结论，但香港的贫者愈多，却是事实。从基尼系数（按原本住户每月收入（original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计算）来看，香港已经由1981年的0.451增加至2011年的0.537。香港2011年的贫穷人口亦超过120万人，是自2001年的第二高数字，贫穷率为17. 8%。贫穷住户数目则为46万户，为过去十年来最高数字（根据香港政府的定义，贫穷人口指生活于低收入住户的人口，而低收入住户指按不同住户人数划分，收入少于或等于全港相同人数住户入息中位数一半的住户，2011年按住户人数划分入息中位数一半的数额为: 一人家庭: 3450元、二人家庭: 7500元、三人家庭:10575元、四人或以上家庭: 12875元）。虽然香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数，已经由1996年的17,500元增加至2011年的20,500元，增幅达17.1%，但香港同期间的通胀率却也高达12.5%。

另一方面，香港低收入人士的状况难望改善。楼价租金高居不下，反映香港楼价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在今年4月一举超越1997年7月楼市顶峰期的102.93点，7月13日最新公布的数据更是高达105.01点，相信这一指数短期内仍将继续徘徊在高位。特首梁振英所承诺的提升土地供应、集中建公屋等措施，也需要3-5年的市场消化才能见成效。与此同时，香港市民在住屋开支上的负担愈来愈重，公屋轮候人数不断增加。根据香港社会褔利署发布的《香港社会发展指数2012》显示，2010年公屋轮候人数持续攀升至约145,000人，现时住屋开支占住户总开支的32.8%。而全港领取政府综援人数，至今年5月底（6月20日香港社会褔利署发布的最新数据），达到274,464人，约占到香港总人口的4%，比起15年前大幅增加了13万人。

在一些学者的分析中，香港已经明显出现“M型社会贫富悬殊”和“中产向下流”的社会转型特征。“M型社会”语出日本经济战略专家大前研一，是近年来描述贫富悬殊这一社会现象的新名词，在其著作《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有详细描述。M的左边是指低下层收入人士，右边是指高收入人士，两者人数会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人士则减少，大多数更流入中低阶层。而“下流社会”则来自日本社会观察家三浦的著作《下流社会》一书。所谓“下流”，是指社会中的中产阶层因对现有经济生活状况的满足而丧失往上流动，即“上流”的进取心，从而在不自觉中往下分化，形成社会中占据多数的“下流阶层”。当中产阶级逐渐消失，社会阶层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化现象，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稳定。

对社会转型讨论之热，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罗伯特•法兰克（Robert Frank）与杜克大学菲力普•库克（Phillip Cook）两位教授针对美国上流社会少数菁英寡占社会资源的现状，撰写出了位列《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排行榜第一的名著：《赢家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该著作有效地结合经济学的分析与社会学的观察，以“马太效应”为核心概念，预言社会资源集中于少数金字塔菁英的贫富差距现象，不仅不会因为民主化的发展而趋缓，反而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加剧。

香港回归十多年下来，过去由快速经济增长推动社会流动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历史。随着新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出现，香港经济增长的步伐日趋缓慢，旧的社会发展形态在全球化竞争与区域化竞争的双重压力之下，开始不可避免地出现裂缝。伴随而来的，就是香港贫穷人口不断扩大，中产阶级逐渐消失，社会阶层开始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化现象，而年轻世代（30-35岁）则源源不断地选择加入“下流”中的社会。

西方经济学中有“滴流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一说，经常被欧美等国提倡整体经济增长的政客采用，所说的就正是“香港好，香港人的生活必定得到改善”的道理，认为只要整体经济发展良好，经济资源增多，就好比河流的水源多了一样，自自然然会流入所有支流，使经济的成长，惠及社会每一阶层和每一个人。然而事实上，“滴流经济”只是个一厢情愿的假设。在香港和不少欧美国家，整体经济增长带来的并非是整体生活质素的改善，而只是令一小撮人变得更加富有，更多超级富豪涌现，而绝大部分人却由于分配的不均匀，生活素质并未得以改善，甚至有愈发恶劣的趋势。

由此，当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感觉他们未必可以留在原有中产阶层之时，社会怨气渐渐积累，只会滋生更多的排斥和社会矛盾，危及香港社会的长远发展。如何保障香港穷人的切身利益？如何扭转香港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趋势？又如何令香港人对前景多点信心和期盼？这些，都将是梁振英政府必须重点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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