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拉大 人才资源缺乏（国际视点）
信息来自：人民网 · 作者：丁 刚 孙广勇 吴成良 暨佩娟 · 日期：27-02-2016
——泰菲马三国缘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1年07月14日
走进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马卡迪商业区，可以看到很多豪华的高档酒店、饭店和商场，但在不到十分钟车程之外的地方，又有着大片简陋破旧的棚户区。不久前的一场大火，使近万居住在这个区的穷人无家可归。
在亚洲的一些都市，这样贫富严重对立的现象并不少见。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认为，贫富分化、城乡对立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表现。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未能摆脱对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未能转向基于创新和生产率提升的经济增长，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缓慢甚至相对下降。从一些拉美国家的情况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同样也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
根据世界银行现在的“标准”，人均收入在996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996美元至12195美元的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12195美元以上是高收入国家。目前，世界上共有31个高收入经济体，其人口均在300万之上并且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自1987年以来，世界上有28个国家一直保持在中等收入的行列中。在亚洲，有3个国家在这个行列中保持的时间最长，它们是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
快速发展的车轮放缓
菲律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世界银行称其为“未来经济强国”。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菲律宾的经济发展起起伏伏，直到最近一两年才有所加速。据世界银行统计，菲律宾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00年时为3600美元，2005年达到5000美元，2009年又回到了3100美元，2010年则估计在3700美元。
泰国在东南亚曾是令人羡慕的国家，上世纪80年代初就进入中等收入行列。时隔30年后，泰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有4100美元。不少多次来泰国的人都表示，这里和以前没什么太大变化，而游客在曼谷市中心看到的，又常常是“红黄两军”示威者的尖锐对立。
马来西亚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本报记者近日乘车进入首都吉隆坡，远远就看见高耸入云的双峰塔。这座高452米的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办公大楼，是吉隆坡的地标，也是马来西亚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象征。巧合的是，双峰塔落成于1996年，而在次年马来西亚就遭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危机可以被视为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分水岭。此前，马来西亚曾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保持年均约8%的经济增长率。2000年，马来西亚人均GDP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但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滑，年均增长仅约5%。
两极分化加剧是主因
究竟是什么拖住了这三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车轮呢？尽管三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情况不同，但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贫富差距大、人才缺乏、官员腐败和政局不稳等，是导致无法提升国家生产力实现经济转型的几个主要原因。
菲律宾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艾曼纽尔•德迪约斯认为，菲律宾没有解决好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这要归因于被殖民的历史。在殖民者统治下，这个国家的分配基础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土地分配不公平。土地分配问题40多年来一直没能解决。农业产权不明晰，小农户受大公司和大地主的挤压而无法生存，越来越多的农民逃离农村，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有固定收入的工作，结果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贫困人口约占菲律宾总人口的1/3，而全球食品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使菲新增412万贫困人口。贫富分化不仅造成贫困人数增加，也使人口素质难以提升。菲律宾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阿赛尼奥•巴里萨康教授认为，菲律宾的城乡差别太大，农村过于贫穷，因而对消费的拉动有限，生产率难以提高，无法提供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人力资源。
“第一次分配”更重要
马来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友才教授在分析发展的问题时也强调，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人力资源。由于国内就业前景欠佳、社会不公以及薪酬太低，马来西亚在过去20年里流失了大量技术人才。据世界银行估计，截至2010年，大约有100万马来西亚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如新加坡、澳大利亚、文莱、美国和英国，他们中1/3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由于人才流失造成的真空没有得到有效填补，马来西亚的人力资源素质受到严重损害。
另一方面，大量低技能外籍劳工涌入马来西亚，在建筑业、种植业、服务业工作，他们主要来自印尼、菲律宾、泰国和孟加拉国。目前，在马来西亚约有200万以上外籍劳工，占马来西亚全部劳动力的1/5。陈友才认为，因为能获取大量廉价劳动力，企业就不会有太大的动力去进行技术创新。马来西亚经济至今仍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未能成功地转向以附加值更高的行业和领域为主导。
劳动力水平难以提升，也是泰国发展面临的挑战。泰国智库泰华农民研究中心副主任披蒙婉对本报记者说，泰国的发展处于一个中间层次，向上要与发达国家竞争，向下要与追赶泰国的发展中国家竞争。比如，在低端产业、初级产品加工方面，面临的是越南等低生产成本国家的竞争；而在高端工业、高附加值产品生产方面，泰国又很难在人才、质量、技术和理念上与发达国家竞争。
转型期的“瓶颈”制约了三国的就业，继而阻碍了人均GDP的进一步增长。三国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缺少熟练劳动力，难以吸引国际投资；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工资太低，且多为临时性工作，没有福利保障。劳动力本身形成两极分化，从低端向高端劳动力转移之间没有上升的条件和渠道。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对面临经济转型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必须重视的是，“第一次分配”比“第二次分配”更重要。如果第一次分配不合理，第二次分配很难弥补上，而第一次分配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就业问题。
稳定是发展的基础
人民网记者采写这篇稿件时适逢泰国大选。一些泰国学者告诉记者，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谁会在大选中获胜，而是大选能否促进国内尖锐对立的不同党派走向和解，给泰国带来一个稳定的新局面。稳定是菲泰马三国广大民众的共同期盼。
从2006年开始，泰国街头就一直上演着红黄衫军的“战争”，最终引发了2010年的军事行动，造成数千人伤亡。虽然持续数月的红衫军与政府间的激烈对抗在大选期间告一段落，但人们对于一场大选能否解决由于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而造成的政治对立仍表示怀疑。
有分析认为，当更为公平的分配体制尚未建立且贫富之间的对立又很严重时，希望借助大选来平定国内局势，难度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新政府也将无力推行更强有力的政策，以增加下层民众的收入、提升生产力水平和转变经济结构。
泰国国家行政学院派汕教授强调，泰国成功冲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是变革和转型，但是变革必须在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既要促进现代分配制度的确立，又要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动荡，这个矛盾目前还难以解决。
对于菲律宾政局，本报记者采访的菲律宾学者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这个“照搬美国体制”的国家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家族控制”。在族群社会为基础的社会里搞西方议会制，结果就是议会被不同的族群利益集团所操纵，导致社会对立，相互扯皮，无法推行分配体制的改革。
菲律宾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阿赛尼奥•巴里萨康教授指出，“像菲律宾这样只是实行同美国一样的民主制度是行不通的。而是要把西方的民主和亚洲的价值观相结合，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相对于泰国和菲律宾，马来西亚的政局要稳定一些。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坚持采用不合时宜的经济发展战略，即从1970年开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全面扶植马来人的经济势力，建立以马来人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照顾马来人的种族经济政策，导致了财富分配不均，限制了非马来人私人资本的发展，挫伤了非马来人的投资热情。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分析认为，从政治层面来看，马来西亚的改革之路并不乐观。在2008年的政治海啸之后，非马来人的不满情绪仍然没有明显缓解。近日发生在吉隆坡要求改革选举法的大规模示威集会，就表明了马来西亚政局的未来走势不容乐观。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分析说，一些亚洲国家自认为已经进入了民主制阶段，比如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但这些国家的政府缺乏权威，国家难有长远规划，即使有了也执行不了。议会成了派系斗争的场所，扯皮现象司空见惯。政府5年或4年换一届，政局不稳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上不去，中产阶层形不成，又导致了社会分裂和动荡。
产业结构急需升级
随着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提升，菲泰马三国均提出了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计划。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2009年上任后出台了“新经济模式”，计划逐步废除已实施40年的种族经济政策，力图通过改革使人均GDP在2020年达到1.5万美元以上，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泰国国家社会及经济发展委员会在拟定2012—2016年发展规划时，将未来面对的挑战分为5类：政府管理不力、官员以权谋私、公务员工作效率低下、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和过于依赖出口。在本次大选中，各党派提出的改革方案大同小异，但均与应对这5类挑战相关，未来新政府的着力点也必定会在这几个方面。
在菲律宾，一年前上任的阿基诺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减贫计划，要在4年内使800万人脱贫，把菲律宾贫困人口比例降至16%。尽管难度较大，但从目前推行的力度看，有望取得一定成效。
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说，东南亚国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即从农业向工业、从工业向服务行业转变，从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多价值，使出口产品具有竞争力。他说：“东南亚国家应着力从改善投资环境、政治稳定、良政、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人力资源、金融体系稳定等6个方面努力，以增加投资。”
亚洲开发银行区域和可持续发展局局长姚先斌则给出了“3个I”的“药方”：“Innovation”指创新，也就是不能只是作为原材料的提供者，而要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Inclusive”指包容性增长，即建立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Integration”则指的是市场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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