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饼和分饼之间
信息来自：原载《怡和世纪》第十八期2012年10月 · 作者：叶鹏飞 · 日期：29-02-2016
2010-9-28
Posted on by美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在8月22日发表报告，指出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扩大，中产阶级在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间，无论是规模和资产都在萎缩。题为《资产阶级失去的10年——更少、更穷、更悲观》的研究报告说，美国资产阶级（报告定义为家庭收入在全国中位数三分之二至两倍区间内的成年人）所占人口比例，已经从1971的61%下降到51%。85%的中产阶级人士认为，要维持体面生活比10年前更困难。这是因为财富明显从中产阶级转移到高收入精英阶层手里。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占全国家庭收入的比例，从1971年62%降至2011年45%，高收入精英阶层却在同一时期由29%猛升至46%。 伴同中产阶级的式微出现的则是社会的两极化，高收入精英阶层与低收入草根阶层占人口的比例都增加了，前者从1971年的14%升至2011年20%；后者也从25%提高至29%。社会两极化不仅仅是个经济现象，更有严重的政治后果。由于中产阶级弱化，社会更难以凝聚政治共识。美国媒体形容本届总统选举是前所未有的nasty（污秽得令人厌恶），两党开展人身攻讦，鲜少有政策面的理性讨论，社会两极化的深层原因不容忽视。 无独有偶，
新加坡在今年1月也发布了一则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报告，由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前首席经济师杨南强在内的六名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经济学者，以个人名义联合发表了一份题为《不平等以及新社会契约之需要》的政策参考报告。
报告开宗明义便表明，新加坡在过去10年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这已经对新加坡的社会及政治团结形成潜在威胁。报告说，除了贫富阶层的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流动性在同一时期也开始放慢，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进一步影响了有效施政，因为不同阶层很难对同一政策产生共识。由于为数不少的公民开始失去经济安全感，报告建议政府必须放弃微调政策的做法，大刀阔斧地通过全国性的广泛对话，凝聚新共识来形成新的社会契约。 杨南强本人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包括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表达了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担忧，并做出了政策建议。这本身就有值得重视之处。互联网上对于类似社会政治议题的讨论多如牛毛，其中更不乏理性平和之论，但从实际利害而言，其影响力相对并不显著。
首先，互联网平台龙蛇混杂的本质，意味着一般民众并不容易从沙里淘金。第二，由于互联网上充满对政府的激烈抨击和敌视，官方对于其一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虽然这个做法在2011年大选之后开始发生改变）。 因此，类似杨南强这样的主流学者，还有提出“第二次经济重组”，让低薪工人薪金在三年内大幅增加50%，高薪者在这三年冻结加薪之“震荡疗法”，来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授予终身荣誉教授林崇椰；外交部巡回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主席许通美希望政府正视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呼吁，并且把这些观点通过主流媒体传播，显示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不但一般国民有切肤之痛，更让体制内专家学者无法再保持沉默。
其实，贫富差距扩大及社会不平等现象并非新问题，各种证据多年来都不断在反映这个趋势，包括基尼系数不断上升，甚至超越美国；工资收入增长大幅落后于通货膨胀，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停滞，收入最低30%的实际工资甚至出现负增长；工资及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发达国家里敬陪末座，意味着一般民众并没有从高速的经济发展里得到实际好处……但是，政府施政的重点，仍然是追求经济的增长——在政府看来，要分饼，首先必须把饼做大；然而，政府患寡，国民患的却是不均。 一直到2011年大选前夕，在野党把这个议题当做主战场之一，才引起政府的警惕。“具包容性的社会”成为了执政党回应挑战的新流行词汇，总理李显龙在选前首次上面簿（Facebook）与年轻选民交流，谈大选课题，就表示“行动党应该把触角伸向每一个新加坡人，以确保这是个真正具包容性的社会”。虽然他早在2004年便提出建设包容性社会的目标，但贫富差距及社会不平等问题，并没有因而减缓。反而，政府一直试图说服民众，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最典型的例子是标价越来越高的新政府组屋，是否是普通人“负担得起的”（affordable），朝野在大选前夕为此激辩不已；捍卫组屋政策的部长马宝山，在选后悄然退出了内阁。
被执政党形容为新加坡政治历史分水岭的2011年大选，证明了贫富差距及社会不平等，确实已经影响了民心。导致贫富差距及社会不平等的因素固然很多，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失误，恐怕也难辞其咎。李显龙在大选后的新内阁宣誓时指出，政府在实施政策时必须有体恤之心。然而，从做饼到分饼的过程，至今还属于进行式。从政府领导人在选后的各种公开谈话看，当局的立场确实开始调整，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与所面对的挑战更有意识，也更愿意去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就算如此，从领导人的公开谈话也可以看出，虽然经历2011年大选的洗礼，一些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一时间还是难以改变，最相关的莫过于对福利主义的心理抵触。政府一贯认为，福利主义是摧毁人民积极性和社会发展动力的祸首。处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固然需要一定的福利措施，政府领导人却显然还是难以克服心理障碍，还迂回地以建设“社会安全网”来表述这些措施。但无论如何，建设包容性社会以及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等宣示，标志着政府在政策上转向的意图。
这种从做饼向分饼过渡的论述调整，可以从李显龙在大选后的几次主要演讲里看出些许脉络。他在2011年5月21日的新内阁就职典礼上承诺，“推动包容性增长和建设更富凝聚力的新加坡”。同年10月20日，他在总结大选后第一次国会辩论时，阐明政府的愿景，即建立包容性社会；维持社会流动性；认可更多种成就模式：加强社会安全网及让年长者有尊严地生活。这里都可以看到，应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已经正式进入政府的议程。
在2012年1月1日的新年献词中，李显龙首次清楚地表明，分饼将优先于做饼。他说，随着新加坡社会日趋成熟，经济方面的成就已不再是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准，社会资本有多发达，人们之间有多互敬互重，民众是否能为大我的利益而接受必要的妥协，都是国家下一步发展的重要社会价值。 但是，做饼的冲动并没有完全消失。
持平而论，政府不能一味分饼而不做饼，毕竟分配的前提是必须有资源来分。李显龙在8月26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就指出，包容性社会意味着所有国民，特别是老弱和残疾者都可享受社会进步的硕果。但是他也强调，这不只是通过提供高津贴及普及的房屋、教育和医疗，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增长和繁荣”，创造工作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关键在于，政府以往的立场，似乎隐含着分饼与做饼势不两立的假设，认为一旦开始分饼，国民就将失去做饼的意愿。但批评者却指出，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问题，正是一味强调做饼的后遗症——自由市场嬴者全拿的残酷竞争，使得能力不够或运气太差的人，容易掉入难以爬出的生活泥淖。 同时，“不均”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也有经济上的含意。
政府一直担心，民意强大后会走向民粹主义政治，用选票向政府施压，要求越来越多的福利，最终让国家坐吃山空。当然，没有饼（储备积蓄）也就无从谈分配；可是，根据经济学基本的供需理论，分饼却可能有利于把饼做大。简单地说，需求制造供给，供给产生工作机会、创造新财富。在超过了一定的程度之后，高收入阶层所累积的财富，并不会成为新的需求来刺激供给。换句话说，如果把钱分给低收入阶层，他们比较可能拿来用。这就会创造需求，进而刺激供给，推动生产、创造工作机会、成就新财富…… 消弭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促进社会的创造力。据说田中角荣在担任日本首相时，有人问他为何政府耗资巨大，在只有十几个孩子的山区，开办老师人数多于学生的完整国民学校。他回答说：“因为在这些孩子当中，可能产生未来的日本首相。”
同理，在国民没有基本生活的后顾之忧的社会里，人们比较敢于冒险，用创新的方式创造财富。这首先需要政府大量津贴在组屋、教育和公共医疗，满足国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让他们摆脱因为担惊受怕而养成的保守心态，开创新世界。 在8月底的一个系列专访里，杨南强就批评政府现有的治理模式，让个人与家庭承担太大的公共服务成本；雪上加霜的是，公共服务的价格又毫无必要地与市场挂钩。他建议政府动用庞大的储备金，以及适当地调高税收，来支付这些津贴。如果这是一种的指标的话，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所透露的信息，就相当值得玩味。他说：“包容性不代表政府不断大发送或好东西从天上掉下来，所有的福利都要有人买单。”因此，他提醒国人，虽然政府目前已经动用储备金资助开销，新加坡人必须做好准备，在未来20年内缴付更高的税额。 换言之，政府准备认真介入，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不良趋势，并改善社会不平等现象；而且政府也意识到，介入不可能只是一两年的作为，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因而才提出20年内需要加税的警告。当然，这并不代表问题就必然得到解决——应对贫富差距的具体措施、实施速度、最终效果，乃至于最开始的心态改变、国人的共识——大刀阔斧的改革既有做法，还是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微调——都还充满变数。
可是乐观地说，新加坡选民大体上仍算相当理性，2011年的所谓“分水岭”选举，执政党都还获得任何成熟民主国家政府都会称羡的60%选票。这恐怕是分饼措施可以按部就班推行的最大政治保障。与美国因为资产阶级“更少、更穷、更悲观”而导致社会断裂、政治两极化不同，贫富差距情况更严峻的新加坡反而还有回旋的空间，只要政府举措得当，包容性社会的理想并非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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