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减少不平等？

城乡一体化全球经济结构不平衡

全球治理朝向世界大同

美国如何减少不平等？

信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 · 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 · 日期：29-02-2016

2012-07-25

即使复苏过程最终证明是漫长的，但美国经济终将走向复苏。然而，就在周期议题不再主导经济对话之际，不平等问题很可能进入人们的视线。

毫无疑问，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比一代人以前高得多，最上层人士分得更大一块蛋糕，同时就连中上阶层的收入也相对萎缩。那些技能较低的人（尤其是那些昔日会从事体力劳动的男士），其收入无论按相对还是绝对值计算都在萎缩。

这些问题在这个选举年框定了经济辩论的一个重要部分。进步人士辩称，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威胁到我们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合法性。他们辩称，在市场产生更多不平等的当今时代，不应再像过去十几年间的发展趋势那样，把税负重担从收入最高者转移到中产阶层。虽然他们承认，苹果(Apple)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等创新者在为自己挣得数十亿身家的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重大价值，为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做出重大贡献，但他们断言，与其他很多个人财富背后的活动（尤其是金融业）关联的社会价值并不是那么明显。

保守人士则辩称，在一切都日益流动的当今世界，高税负把企业和就业赶到海外的风险比以前大多了。他们强调企业家精神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并指出，由于多数初创企业都会失败，若要让企业家精神长盛不衰，成功创业的回报就必须非常可观。对于巨大成功有什么不对劲的说法，他们表示不齿。他们也担心，为直接消除不平等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将产生扭曲的副作用。

遗憾的是，辩论双方的论点均有相当的说服力。虽然我支持采取措施提高税制的累进程度，但现实是，即便我们在负责任的限度内尽一切可能增加高收入者的负担，并重新分配增税所得，不平等程度很可能仍保持在高位，并且会继续上升。允许人们组织工会而不受到不合理的报复、提高股东在制定高管薪酬中的作用等措施是可取的。但是，此类措施甚至不太可能遏制不平等程度日益上升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议程应该何去何从？从全球记录看，出于对不平等的关切而制定的民粹主义政策难以令人鼓舞。同样，被动接受经济剧变也不太可行。或许，讨论的焦点需要从结果的不平等（这方面人们的态度分歧巨大，而能够做的又有限度）转移到机遇的不平等。很少有人不会认同机遇均等化的抱负，或者未能认识到当前机遇明显不均等的现象。

按照定义，在其一生中，出生于占人口1%的上层社会之外的儿童跻身上层社会的人数，与出生于上层社会但未能保住地位的人数应该相等。因此，一项倡导机遇均等的认真的项目，必须既要寻求扩大未能出生于富有之家人士的机会，又要遏制富家子弟所享有的部分先天优势。

为扩大机遇，可以采取的一项最重要措施是加强公立教育。过去10年间，我们聚焦于确保没有一个儿童被落下，这一努力必须持续下去。但如果我们想要确保人人享有大获成功的真正机遇，我们还必须保证公立学校系统中的每一位孩子在学习和事业方面都能“才尽其用”。这就意味着，评判学校的措施不能仅仅局限于一小部分学生是否超出了某些最低标准。过去40年间，领先大学在联邦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大力招收和支持少数族裔的学生。这种局面应该持续下去。

但目前的情况是，一名入学考试分数高的少数族裔学生申请领先大学并被入取的可能性远高于低收入家庭学生。现在，最优秀的高校应当像它们多年来承诺实现种族多元化那样，承诺实现经济多元化了。期望依赖慈善捐赠的学校和大学不去照顾其支持者的后代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建立起这样的做法：对每一个“承袭位置”，要留出一个“机遇位置”。

应该如何对待特权传承？父母总是寻求帮助自己的孩子，认为有特权的父母不会从俗是不现实的。但是，在一个巨额财富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遗产税相对于经济的份量不增反降是没有道理的。面向那些收入数百万美元、财富数千万美元的人士的税收规划操作（事实上是适用于这些人的减税措施），也不应继续合法下去。

这些是促进机遇均等的一些构想，这样的构想还有很多。这是每一个政治派别都应分享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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