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规避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

１、收入分配拉大导致增长困境

２、城市化进程过快导致城市问题突显。（出现贫民窟）

３、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导致升级的难题

４、应对国际风险能力较低导致易受外部经济冲击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

２、城市化进程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户籍制度的限制）

３、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４、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选择

１、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提高消费需求；

２、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累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

３、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会带来城市基建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避免房价过度，相对的降低消费能力。）

４、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掘国骨市场上来。

这些选择的实现需要以稳定社会环境予以保障。

发达国家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况

利用其先发优势，通过引领技术进步和廉价利用全球资源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越经历

１、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实现升级；

２、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等途径也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拉美国家的困增

１、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

２、收入分配差距

３、没有处理好对外经济关系等

最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２、世界城市化发展历程

一、从社会分工的视角看

l  城市是社会大分工的产物。

l  三次大分工：

１、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

２、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３、农业和工业、商业的分工。

l  分工过程逐渐产生了城市。商品的交换使一部分人脱离了生产，进行商务活动，形成了市集和城市。

１、农业革命是城市诞生的时间。农业革命出现了剩余产品用以交换，城市的商人是由庄园主演变面来的。

２、工业革命是城市组成的时间。工业的相对集中组成了城市群。

３、城市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城市是第二、三产业的主要载体。人灶社会从农业推动时期、工业推动时期进入到城市推动时期，也就是城市化时代。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就是看其组织生产、生活的能量有多大。城市化就是建立城市运行机制的时代。

二、从科学技术的视角看

四次科学技术大发展：

１、蒸汽机的发明。手工劳动逐渐机械化，如纺织业。

２、电的发明。工业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等。1920年就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从英国、美国至全世界。

３、电子工业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电子工业的发展，使近代工业进入到现代工业时期。信息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各种具体的城市化模式。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城市化状况已经超越了英国和美国。

４、网络技术的发展。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形成，大缩短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促进城市网络化和区域一体化，城市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从城市化类型来看

１、同步城市化。职业与空间的转移是同步完成的。如工厂进入城市，农民作为工人进入城市，农民变为市民，农村逐步减少。工业与城市化同步发展。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城市强迫和剥削农民的过程。许多农民变为城市贫民。

２、超前城市化。空间转移在前，职业转移在后。农民进城成为流浪汉，城市贫民。据统计，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贫民窟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30%，甚至到达过渡城市化的60%。印度是个典型。

３、滞后城市化。职业转移在前，空间转移在后。人先从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人口，农民变工人，但是人还在农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出现：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过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现象，最为典型。

四、从城市化阶段来看

１、集中城市化阶段

自工业革命至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发展成为城市国家的模式，就是人口、工业、城市集中。城市地价高，工资高，农民放弃土地进入城市。城市出现堵车、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城市病，摩天大楼和贫民窟并存。

２、城市郊区化阶段

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全世界发达国家全面进入城市郊区化的过程。原因是汽车和道路的发展，中产阶级为了改善住房条件，宁可住在郊区，白天进城工作。大量居民进入郊区后，工业要发展，为了靠近劳动力等原因，也出现了工业郊区化。这些郊区变为小城市，出现了城市分工的现象。

３、逆城市化阶段

70年代以后，西方进入逆城市化阶段。所谓“逆”，就是离开城市到农村（不包括郊区在内）。原因是多方面的：高科技产业代替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土地要求少，交通要求不高，水的要求少，但对环境的要求较高，因此高科技产业从城市搬到郊区、农村；城市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需求不断提高，人们要求旅游度假、休闲健身，出现了旅游城镇、疗养地等；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使很多管理可以放在城外。

４、再城市化阶段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原因是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使得城市中心衰落，城市中心空洞。城市地价高，环境差，导致居民迁移，企业搬走。西方国家城市建设资金是靠所得税，所得税是按居住地来收取的。政府就把部分商务区改成住宅区，吸引人口重新进城，出现了再城市人化的过程。（这与税制有关）

３、世界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全世界城市人口已超过乡村人口，全世界城市GDP 主要是集中在城市中。第一产业，主要是农林渔牧业占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超过５%。

 1900年城市人口仅占世界一成，1950年升至三成。2030年，这一比例将知至六成，即世界80亿人中有50亿是城市居民。

 城市化与世界人口老龄化紧密相随。2025年，欧洲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将从目前的38岁增至2050年的49岁，一半人口的年龄将超过55岁，届时将比非洲的平均年龄高出20岁。

 今后20年，中东欧国家人口将减少2400万。2025年，在东欧9国和阿塞拜疆、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人口中，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将超过65岁。 西班牙将成为人口最老的国家，平均年龄将达54岁，意大利和奥地利将尾随其后，列第二和第三。

 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对经济产生冲击。但是，只要采取适汉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就业的政策，老龄化并不一定会阻碍经济增长。各国应尽快制定相应对策，以扭转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尽快建立在财政上可支撑的退休制度，采取向医疗制度提供资金的严格措施。

城市化

未来人口增长将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城镇。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预计将增加29亿，从2007年的24亿增加至2050年的53亿(图 五)，而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将可能从2007年的9亿增至2050年的11亿。2007年至205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比例预计将从44%增至 67%，而发达国家将可能从74%增至86%。

美国和日本城市群发展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是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阶段的高级产物,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群的集聚优势日益显现,并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

 美国和日本两国城市群的发展速度最快、集聚能力最强,已经成为全球市场中主要的竞争力量。

 当前世界的城市群体系中,通过对美、日两国城市群的发展模式、空间结构与布局及经济结构与效益加以详细的比较分析,进而努力探索城市群发展内在的经济规律,以期为我国城市群的起步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分析城市化水平对经济的重要影响,

 借美国和日本两国城市群发展的实证比较,拟出了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建议

 通过规划发展完善城市群功能布局,将市场机制与政府 引导相结合,淡化行政划分并树立协作共赢意识,促进体制创新构建制度保障,实现城市群内经济集约式增长,走可持续的城市群发展道路。

 60年代初,为了解决东京城市工业和人口过分集中的问题,在距市中心50公里的神奈川县、茨城县和千叶县附近,按不同功能和性质,因地制宜地建设了各具特点的卫星城,可分为工业城、科学城、大学城和居住城市等。

孟学农：大力推进特色城镇化　推动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大力推进特色城镇化　推动农村人口有亨转移。结合编制和实施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尤其是要做好各类城市和城镇的控制性规划。积极推进太原经济圈建设；以大同、阳泉为重点，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以县城为主体，推进中心城镇建设，力争在各类城镇建设和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产业结构失衡是省经济中最为突出的矛盾，也是诸多问题的根源。只有解决好这一矛盾，山西经济发展才有出路。优化产业结构决不是朝夕之功，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亚洲11城人口过千万

报告指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人均收入高、经济和政治稳定的国家，城市化就高；人均收入低、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城市化就低。而投资、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的集中也推动了都市化。全球80%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城市，而且，城市化也带来了创新、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部今天发表《2007年全球都市化展望(修订)报告》，预测到今年底，全球城市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一半，达到34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超过居住在农村的人口。

报告说，目前，全球一半的城市人口在亚洲，16%在欧洲，但增长速度最快的是非洲。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有54%在亚洲，非洲所占比例将上升到19%。在此期间，城市人口还将增加31亿，达到64亿。绝大部分城市人口的增长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亚洲增长18亿，非洲增长9亿，拉美和加勒比增 长2亿。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农村人口不仅在比例上会下降，绝对数量也将减少。2050年全球农村人口将只有28亿，比今年的34亿还减少6亿。因此，今后 人口增长的问题，将变成主要是城市中的问题。

报告说，目前，全球城市人口的分布很不均匀，城市化水平因地区而差别很大。有19个超级大都市人口都超过1000万。其中亚洲有11个，拉美4 个，北美2个，欧洲和非洲各1个。大东京都会区人口3600万，排全球第一。其次是纽约—纽瓦克、墨西哥城、孟买和圣保罗，各1900万。但一半以上城市 人口还是住在不超过50万以下人口的中小城市，今后的发展趋势仍不会改变这一分布格局。发达国家地区城市化水平已达到74%，而亚洲和非洲只有40%。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分别只有42%和29%。到2050年，亚洲的农村人口占全球农村人口的比例，虽会从目前的71%降低到64%，但还是很高。而非洲更会从18%增长到27%。报告指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人均收入高、经济和政治稳定的国家，城市化就高；人均收入低、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城市化就低。而投资、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的集中也推动了都市化。全球80%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城市，而且，城市化也带来了创新、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自己的观点

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能突破“中等收入”的陷阱，主要是靠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加上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资。

 马来西亚走入“中等收入国家”靠的是政治稳定、资源丰富、低价劳工（后期是外劳）、制造业从进口替代转向以出口为导向（出口总值超过国内生产总值）、马币汇率人为持续偏低等因素取得中等收入国家地位。

 除了管理水平拉不上，缺乏民主，贪污腐败，施政透明度不够等，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外，我国技术创新进步缓慢，国内经济不平衡，国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化与产业升级缓慢是我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之一。

 我国有国油和许多国有企业和更多官联公司或政府管理的基金如雇员公积金等。我国对外投资大，也有一定的成绩，但没很好地带动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虽然我国是全民就业的国家（失业率保持在３%），有大量的外劳，但我国国民的就业出现了大量“不正常”的“硬塞”现象，城市化不足，服务业拉不上去。

 我国已进中等收入国家，但已明显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城镇化和产业结构无法优化和升级，服务业拉不上去。提供给我国人民有体面的职业远远不足。

 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增长的困境。财富集中在少数大企业，特别是国油和官联公司和个人大企业。“有体面的就业机会”不足。我国有一定的变相“土著福利，如土著拐杖政策”式的就业，特别是在政府部门和某些“官联机构”中就业。城市国民就业机会不足，导致我国治安出现问题（许多罪案并不是外劳造成的）。

 收入分配差距拦大将导致内需不足。加上收入巨大的机构向外投资更使国内就业（有体面职业不足），低薪职业本国人没有兴趣，甚至到外国寻求机会，不能到外国者，如一些马来土著，就得靠政府提供的拐杖生存。

 我国收入主要靠出口贸易，若出口贸易量减少，制造业被迫裁员，加上到新加坡等地收入较高的工人回流，外劳又将大部分的工资，汇出国外，内需肯定拉不上去，服务业也就上不了。

 要研究的是为何我国工人要到国外寻求就业机会。（本国外劳太多，工资低，他们宁可到外国工作，以取得较高的收入。）

 应研究如何更好地平衡国内经济。

 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同时提高技术水平，注重创新。（东南亚国家的问题）

 （摘录：如果能够实现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便可实现向高收入过渡；如果不能实现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就会陷入增长停滞的局面。）

 我国有一定的基础，可适当地应付国外经济波动和热钱的冲击。

 我国对外的出口行业应可继续聘请外劳，保持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同时也是消除世界贫穷的责任，让贫穷国家的人民可到先进国就业。但是，我国的服务业应尽量减少外劳，以平衡我国国内经济，拉近收入差距，增加内需。这有赖“城镇化”政策。尽力避免国外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

 我国应继续发挥既有的比较优势，加强主权财富基金（如国油等）的对外投资，并带动我国的中小企业，设法在国外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如何与东盟国家一起研究发展区域经济，特别是与美国、日本、中国、新加坡、中东国家、印尼、印度等国设立一定的机制，以取得稳定的经济发展。这是未来重要的战略部局。

 我国在消除贫穷方面有了一定的成绩，不过收入差距仍然在扩大的趋势中。特别是马来人的收入差距更为突出。

 我国应加速城市化的进程。让各民族生活在城市中，让文化产业在城市中建立基础。让各族在城市的服务业中都占据一定的地位。让民族团结在城市中取得更加牢固的基础。

 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价格上升，我国更应努力提高服务业的就业机会，只有扩大城市和加速城镇化，服务才能进一步提升。（让国家走向国内经济平衡，增加普通人民的收入，提高内需，进一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改变我国的税收政策，让收入高者承担更大的纳税人责任，同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发展北马、南马、东海岸城市之前，大力规划“大吉隆坡计划”，降低政治因素的干扰，让“大吉隆坡”容纳千万人口，成为世界大城市之一。让“大吉隆坡”提供更多有体面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在服务业方面，达到产业升级的目标。其他各区域的城市发展也可以“大吉隆坡”为样本，逐步发展起来。在这同时，让国内较落后州属的乡村人民，随着提升教育水平，移民到“大吉隆坡”参与“大吉隆坡的建设。

 政府有必要改变一路来歧视吉隆坡，另建布城或其他城市的政策，最少应按“大吉隆坡计划”进行规划与布局，建立我国首都成为国际大城市之一。明显的原来的吉隆坡，占地只有（２４３）平方公里，是很难成为国际大城市的。

 由于我国天然资源丰富，对外贸易自然成为我国经济重要的一环，进一步发展我国天然资源的加工业，成为未来我国制造业重要的一环，我国也应充分利用我国的地理优势，吸收外来投资。

 在占据国际市场方面，我国有必要与其他大国，东盟各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加紧进行战略布局，共同规划与合作，以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

 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和提高科学技术，需要一定的过程与时间，在这过度时期，我国应利用现有的“主权财富基金”走向国际，与国际先进技术单位合作，在进入和占领国际市场的同时，也提供机会给我国人民学习先进的技术。在这方面可利用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特别是与其他外汇储备大国，如中国和中东等进行合作。

 在承接发达国家因节省成本而进行产业转移的机会时，我国在国内必须大力减低收入分配差距的陷阱，提高我国一般人民的收入（出口工业可继续利用外劳，服务业应逐渐减少依赖外劳，以提高我国人民的收入，增加内需），走向高收入国家。这有赖于“城市发展计划”。一些新兴工业国，已因此突破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

 居民收入提高和缩小收入差距和优化产业结构是相互相成的。居民收入提高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与动力，是关键所在。为了实现这项改革，当政者有必要采取大胆的措施，从固有的“种族政策框架”改变过来。尽速取得人民的支持，稳定国家的政治局势。以国为先，以民为本，提高民主与施政透明度，加强政党间的合作，避免过度政治化，政治恶斗，失去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良好机遇。

 我国必须立即研究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既要增长也要环保和持续增长。

 我国必须重视人才资源的流失，不管是国内人才的流失或外来人才的流失，这都是我国进入创新经济的重大损失。我国有必要检讨人才资源的政策。

 我国并非城市化发展太快的国家，如拉美的一些国家；我国是城市化滞后的国家，城市化因种族利益的考量而没有受到重视，国家没有按经济规律进行，政治干扰太大。我们有必要尽速改变这种心态。

 重新鼓励私人投资是重要的一环，特别是中小企业在未来城市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此关键时刻，政治稳定是非常重要的，308政治海啸后，我国正面临重大的考验，有关从政者，是否能以国家利益为重，采取大胆措施是关键点。

中国农村城镇化政策的历史演进

建国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政策可以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１、控制城镇化阶段（1949-1978）

２、推动城镇化阶段（1979-1993）

３、引导城镇化阶段（1994-）

 １、控制城镇化（1949-1978）

（一） 通过调整建镇标准控制城镇数量。

这是对农村城镇化的最为直接的控制。

常住人口2000-3000，非农人口在50%或70%或85%强的居民区方为城镇。建镇标准的提高使城镇数量锐减。到1965年，镇的数量从5402个减致2902个　

通过户籍、就业和保障等制度限制人员流动。农民进城和人口流动被严格控制。二元城乡格局形成了在福利、机会和风险诸方面泾渭分明的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

特殊的积累机制使农村缺乏城镇化的经济支撑和动力。政府通过对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形成一块超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

农业剩余的大量外流使农村失去了自我发展的经济支撑和能力，在人多地少、生 产率低的情况下，农村长期在维持生存的边缘徘徊。

对农村城镇化的控制政策，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展缓慢。

二、推动城镇化

70年代末，推进农村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在改革中，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政策。

（一）重新确立镇的法律地位，放宽建镇标准。（镇管村）

（二）部分地消除了城镇化的制度障碍。（户籍政策改变，粗放式发展，乱相成出，有城市病，农村病）

三、引导城镇化

2000年《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一些地方缺乏长远科学的规划，小城镇布局不合理。

上述一系列文件的出台，表明我国政府发展推进城镇化的政策与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  小城镇战略地位的转变。

即由推动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大问题”转变为“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在推动城镇化阶段，政府更多的是将建设小 城镇作为推动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还没有认识到农村城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的重大意义。如从发展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模式中就可见一斑。在建立统一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以刺激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条件下，仍然沿袭城乡分离的二元格局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了。

农村城镇化已不仅仅是农村发展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小城镇和城镇化的战略地位已经发生转变。

（二） 小城镇发展机制的转变。

政府不再通过直接的行政干预小城镇的发展，而是让市场在商品流通、生产要素及人员流动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三） 小城镇发展方式的转变。

即由粗放的发展方式向集约的发展方式转变。

政府发展小城镇的方式由改革之初的重数量、规模和形式的粗放式发展转变为重质量、功能和讲究科学规划的集约式发展。

（四） 小城镇发展制度环境的转变。

即对某些制度不是灵活变通或修补，而是大幅放宽限制和户籍制管理制度。

当代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进程是在政府政策的控制、推动、引导之下展开的。

在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政府采取了控制城镇化的政策，使城镇化服从于城市工业化，从而导致了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滞后。

改革开放后，政府通过放松管制，如放宽建镇标准、就业限制和落户限制等，推动了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粗放的城镇化方式使中国的小城镇建设更多地表现 为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其后继发展能力和对农村的带动效应也大打折扣。为此，从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制定了相关的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政策，让农村城镇化 扮演更重要的有积极意义的战略角色，使新时期的农村城镇化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走集约发展之路。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要求，这必将使中国农村的城镇化面临新的发展契机，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国际移徒

女性国际移徙者所占比例在1990年达到49%，预计到2010年仍保留这个水平。自1985年以来，发达国家的女性移徙者人数超过男性移徙者，预计其所占比例在2010年仍将保留在52%的水平。相反，女性移徙者在亚洲的所占比例却较低，主要是因为西亚和东南亚各主要收留国成为大批合同工的 目的地，他们多数是男子。

在较发达区域，净移徙在1995——2000年期间成为促进人口增长的动力。但是，虽然可能要在2030年之后移徙人数才可能下降，但预计年平均接收净数230万移徙者也不会阻止这一人数的下降。许多发达国家的工作年龄人口增长缓慢，加上经济持续增长，这导致某些部门的劳动力短缺，而移徙工人不断地进行补充。政府有关保持适度移民水平的观点表明，约从1995年开始，发达国家对利用移民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变得更加开放。2005年，实行减少移 民政策的发达国家占不到10%，将近一半的国家希望增加熟练技工的移民。

数字接管城市

21世纪是全球城市化的世纪。城市在国家或地区中的作用将越发重要。而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则加快了数字接管城市进程。好许未来某一天，当我们醒来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周围的一切都由数字来控制。、

东盟五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国际比较

东盟五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一、东盟五国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

     一国的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间的关系，它体现了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间的构成比例及其相互关系。现代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随着国内经济的 迅速发展，

   （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均不断下降

     独立前后，农业是东盟国家（除新加坡）最主要的产业部门，在物质生产部门中占居主 导地位。1960 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重分别达到54% 、37% 、26% 和40%。伴随着国内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各国农业的地位明显下降。以增加值计算，农业均已成为东盟五国最小的产业部门。据统计，2003 年，各国农业部门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是：印尼 17％，马来西亚10％，菲律宾14 ％，新加坡0.1％，泰国10％。与农业部门产值结构的变化相对应，东盟五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业比重大幅下降。据统 计，1960 －2003 年期间，印尼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从75％下降到45.0％，马来西亚从63％下降到15.3％，菲律宾从61％下降到37％，新 加坡从8％下降到0.3％，泰国从84％下降到40.1％。（见表1 ）

 其他略

分工与产业结构发展（结束语　基本观点与结论）这是一本书的结论篇

l  本书首先承认人均收入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但同时强调和总结了收入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并不是具有稳定而显著的线性推动作用，而中间需求因素是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l  其次本书在对发达国家从制造经济迈向服务经济阶段转型过程的经验实证研究中发现，代表着中间需求性质的生产服务业的增长是这个时期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从这个角度出发，进一步肯定了在这个转型阶段中以分工为代表的中间需求因素是更为重要而关键的影响因素这一理论逻辑。

l  第三，本书认为从以分工为代表的中小需求因素出发去研究服务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可以更好地表现出产业结构中各个产业互相关联和互动的过程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使得结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且还可以从制造经济本身出发，去寻找其内生地推动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l  第四，在对工业产业分工影响服务经济发展的分析中，本书论述了工业产业会通过内涵式的分工深化和演进，促使中间服务需求的扩张，这是从制造经济中内生地推动服务经济发展的根本机制和原理。

l  发达国家之所以在战后迅速地发展出服务经济形态，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快速而有效的工业产业分工深化和演进，还因为其所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对相应的服务活动具有更强的中间需求推动力，因此在这些国家，制造业经济本身可以内生地推动服务经济的迅速发展。

l  第五，在中国工业产业的分工发展确实对服务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其分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对服务业发展产生了不利的抵制作用。而当将这一分析放置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背景下时，我们发现也印证了产业的区域间分工差异确实会对不同地区的服务经济发展进程产生不同的影响，它在促成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形成的同时，成为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推进服务经济进程的一大障碍。这些结论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为何未能与收入和经济增长的水平相符合的原因。

l  鉴于中国经济今天所面临的工业化粗放式增长的问题，从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内生互动机制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和展望今后的结构发展道路，更加眯得具有价值和现实意义。

l  本书研究已经发现在工业化，以及从工业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中间需求性质的各类生产型服务的主导性增长是其最主要的特征，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以分工为代表的中间需求因素是推动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也促使我们今后应更多地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探寻我们产业结构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l  本书强调指出产业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会直接导致中间需求力量的迅速扩张，这反过来又会刺激分工环节的不断延伸和拓展，从而再次形成内部中间需求的张力，循环往复，由分工所引起的这一系列中间需求力量的变化是引起产业或行业间结构变动的最根本的机理，从而也是推动服务经济从制造经济体系中内生地扩张和发展的最根本机制。

l  所有促进产业分工，深化和细化的因素同时也会促使服务经济的有效成长。

l  发达国家较早拥有强大的资金，在国际服务业中占尽优势，其服务发展比发展中国家来得快。

l  在实证研究中，我们赫然发现FDI急速增长的扩张，在促进中国工业化增长的同时，对服务业发展根本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作用，在某些时候甚至还有负面效应。它说明以FDI为代表的中国国际产业分工状态对服务业发展没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l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已开始强调“服务经济”的重要性。

l  中国必须要使“制造”和“服务”形成整体的互动和协调发展，以工业化带动服务业特别是具有中间需求性质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加速发展。由此，我们提出如下一些政策建议：

首先，促进产业分工深化，以及服务活动的外部化和专业化，改变产业单一和片断化的生产分工方式。多元的、各种高级形态的分工形式将促成服务业从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实现内生增长。

其次，为服务业的集聚和专业化水平提供必要的条件。

最后，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业内竞争。

2008年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

总结论：可以预言，无论是当代中华民族自身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与进步，还是中华文明对未来的人类世界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主要取决于中国“大都市”与“城市群”中下一个三十年能否实现自身又快又好的科学发展。（这一结论肯定了“大都市”与“城市群”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对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也是一样的。）

 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城市发展状况

 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可分三个阶段：

l  1949-1978年缓慢而曲折的城市发展时期。（出现城市倒退现象）

l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发展恢复元气并很快踏上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公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城市有很好的发展０

l  自新世纪以来逐渐融入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主流、以“大都市”与“城市化”为中心的都市（Metropolitanization）进程。（走向都市化与城市群的发展方向）

 1949-1978年缓慢而曲折的城市发展时期。（出现城市倒退现象）

l  这时期中国城市化发展低下，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运动”。1952-1957年“一五”规划时期，约有2000多万农民通过自由流动进入城市，但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中国政府又从城里迁出2000万人，等于没有提高与发展。这时期中国城市数目在减少。当时干部下放，知青上山下乡和“三线”建设，末期的由“备战”而引起的城市人口大迁移等等。

l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率为10.6%。与之相对，当时世界城市化平均值是29%，一些发达国家则超过了60%，早已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

l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政治型城市模式是制约新中国城市化主要根源。

l  当时，政治型城市是以政治为中心，一切服从于政治需要，“稳定压倒一切”的城市发展模式。在城市资源、规划与管理上的高度军事化与意识形态化是其主要特点。政治型城市的核心功能不在生产环节而是分配环节，其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生活资料与物质财富而不是发展生产力。

l  在1977年，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

l  总之，1949-1978年中国城市进程缓慢。

 （注１：都市化是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是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标志的当代城市进程。）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决定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力量及其作用过程，其最根本的动力是工业化。）

 二、中国城市发展：从城市化到都市化进程的飞跃

 1978年以前，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障碍在于计划经济与户籍制度，那么也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出台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体的新政策与现实中各种应运而生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模式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展，中国城市发展逐渐由改革初期的单体城市转向以“大都市”与“城市群”，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有二：

１、        是作为大都市发展引擎与标志的“新区”建设，如继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天津滨海新区、沈阳沈北新区的设立。

２、        是作为区域发展龙头与国家战略核心的“城市群”，特别是以成渝、长株潭“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广西北部湾首个“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群的建设规划，表明城市群战略已从东部发达地区纵深到欠发达的中西部。

 尽管在户籍制度改革上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但改革开放的中国城市还是独创了不少安置移民与吸引人才的新模式，顽强地支撑着高速增长的城市经济与日新月异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新时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１、1979-1983年在观念意识上的拨乱反正，明确了中国必须走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为中国城市化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逻辑起点。

２、1984-1993年理论界与决策部门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思考与讨论，其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上，尽管“城镇化”在当时与其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主流，但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与主流地位再也没有发生动摇。

３、中国城市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４、是自新世纪以来对作为城市进程更高形态的都市化进程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如2002年上海证大研究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这时提出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正在深刻影响着社会变迁。

 这时期，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学术研究异军突起，农业人口向大都市转移，文化产业受瞩目，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文明标志。

这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中、大、特大的城市。世界银行专家尤索福就认为，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在当代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出路已不再是古代士大夫的减轻赋税、奖励农桑、整治游手好闲之徒等，而是如何通过城市化战略把农业人口真正地解放出来。

 中国城市改革开放可相应划分为两个阶段：

１、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恢复、起跑与累积阶段。这时期是以“城镇”与“小城市”发展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是其标志与主要成果。

２、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核心的“都市化进程”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旋律。

 中国城市化发展从“城市化”到“都市化”的飞跃，终结了长期以来优先发展中小城市还是大都市与城市群的争，使一般的城镇化或城市化模式逐渐淡出退居二线，为各种区域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甚至是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契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结果。

 有关统计表明，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

 三、以“大都市”与“城市化”为重点工程的现代化新路径

 改革开放三十年，给中国城市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代表，中国城市也不负时代使命地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然而，不仅已经走过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未来的发展也将充满、挑战甚至是危机。

 中国城市在当下与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其已遭遇和即将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１、                  在城市化进程上，以人口流动与迁移为核心的城市社会问题一直是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一方面是大量人口移进城市，另一方面是城市的容量也必然有其特定的限度。过多的人口必然带来“城市病”，如食物、住所、卫生设施、医疗保健和职业非常紧张，供不　应求，其结果是欲求受挫，疾病流行，营养不良，犯罪率上升。

２、                  在城市经济发展上，以资源紧张与环境恶化为核心的经济生态问题成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城市化基本动力是工业化。其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物质实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目前GDP已超过英国、德国和日本。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本质上属于较为落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其主要特征是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忽视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出现不少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导致行业能力过剩。其次是靠资源的多占用、高消耗，不注意降低成本，只追求数量，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以生态现代化水平为例，其自然资源消耗约是日本、法国、韩国的100多倍。其工业废料密度是德国的20倍、意大利的18倍、韩国的12倍；其空气污染程度是法国、加拿大和瑞典的７倍多，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４倍多。特别是在全球能源危机、资源紧张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此外，工业城市有一个重要的后遗症即畸形而片面的城市经济结构，其突出表现是第一产业压抑、限制了第三产业发展，“这种片面强调生产，忽视消费，甚至把消费和生产对立起来看待的做法造成了城市第三产业萎缩和城市经济结构的畸形，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抑制了产业结构的升级，阻碍了第三产业的轻工业的发展，而这两行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很强，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

３、                  城市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对立与不平衡问题。都市化与城市群为经济带来发展，同时也出现城市病和逆城市化。在发展过程中应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