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中农业技术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信息来自:http://www.xzbu.com/1/view-5032630.htm · 作者:吴布林 · 日期:08-03-2017

2014-05-06

  引言:社会变迁的含义很多,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旧的、和谐稳定的社会向着一个新的、和谐稳定的社会转变的过程,社会变迁的一般形式是:一个部门首先发生改变,然后连锁带动其他部门转变。改革也是一种社会变迁,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对生产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而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从而连锁带动着社会变迁,因此经济史也越来越重视农业技术的发展研究。

  一.社会变迁相关理论

  社会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实现进步,社会的结构、意识形态产生了改变,从而实现了社会变迁。社会变迁的内容包括了社会的结构、制度、社会组织等相关因素的改变,还包括人口与社会环境的变迁,社会变迁的形式有爆发式、急剧性的,也有缓慢、渐进式的。

  我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了很多次社会变迁,春秋时期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清末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败到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包括现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都属于不同形式的社会变迁。任何一种社会变迁的因素都是复杂多样的,例如:

  1.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发明应用,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人们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通过影响经济基础而对社会上层建筑产生极大的影响,社会要不断调整制度、体制来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实现社会变迁。

  2.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的性质、结构与稳定性可以对社会发展过程带来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政治制度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直接引起社会变迁,例如,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政治制度变革,从而直接引起了社会变迁。

  3.社会价值观

  人在社会中都会受具体社会价值观导向的影响,价值观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无声的变化,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发社会变迁。

  4.人口

  人口的结构、分布变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中国通过数次人口迁徙而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从关中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转变,进而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

  现代社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也是人口分布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现象。

  此外,还有很多因素或多或少影响着社会变迁,但根本还是通过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影响着社会的变迁,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会波及到社会经济形态,从而改变着社会结构,生产力的发展会促进原有生产关系的发展突破,特别是剩余产品的产生而促进了社会阶级、劳动分化与分工,从而实现了社会结构的改变,进而实现了社会变迁。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此,研究农业发展变化对研究我国社会变迁有着重要意义,而生产工具作为生产力的三要素之一,决定着生产力进步发展,对农业技术发展的研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对社会发展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

  二.历史变迁农业技术因素相关研究

  新的技术从产生到推广,可以使人们提高劳动效率,不仅是劳动者的选择,也是社会的选择。人类的技术积累越来越多,那么对自然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强,例如原始社会后期,当手工业技术与农牧业技术给当时人类创造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超出了维持生存的限度,导致剩余财富的出现,逐渐形成贫富差距从而形成了阶级。阶级的形成使原始社会走到了尽头,进入了奴隶社会,产生了国家。而国家这一庞大体系的维持就需要很多物质财富,在古代社会,农业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奴隶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手段,通过改进生产方式与生产工具,来提高生产率,促进奴隶制社会的繁荣发展,进而为以后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经济基础。

  中外历史发展进程中,农业技术影响社会变革的事件很多,下面就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中两次深刻的社会大变革讨论,来解释农业技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1.中国春秋时期社会变革

  西周王朝后期,经济不断繁荣,生产力不断发展,奴隶制的弊端日益暴露,西周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春秋时期,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崩溃、封建社会萌芽、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意识形态剧烈变化的时期,我们通过生产力发展研究就可以分析出这种社会变更的必然性。

  首先,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化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变更,在春秋时期,政权下移、王权削弱,从春秋初期周天子权力下放到诸侯王公,到春秋后期诸侯王公权力下放到卿大夫,都是春秋时期权力阶级更迭的体现;新兴地主阶级的官僚制度也逐渐推行,国家机构进一步变化,郡县制的实行,国君权力进一步强化等。这一系列渐进的变化最终导致了中国进入封建社会。

  下面分析这种现象的历史必然性。西周后期,青铜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青铜工具在农业生产领域的运用,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特别是在春秋时期铁器与牛耕技术的发明与推广,更是使得农业生产提高了数倍。生产工具促进生产力提高,大量荒地被开垦,极大增加了耕地面积,农业产品产量显著提高,社会剩余财富得到积累。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与工商业发展,社会允许买卖私田,自由农大量增加。而拥有大量私田的奴隶主们为了提高农业收入,逐步采用了新的收租、地租等剥削方式,进而形成了封建剥削制度。由于土地量增加,一些自耕农也雇佣其他人来耕种,逐步实现从富农到地主的转变,这种封建关系不断发展,很多诸侯国通过承认私有合法性,来改革田制。

   生产关系的改变,也影响了社会阶级,社会中出现了新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新兴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优势逐渐带来了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这就为春秋后期政治巨变打下了阶级基础。地方经济的发展,诸侯国势力不断扩大,周天子经济、军事实力逐渐弱化,丧失了“天子”应有的权力与地位。诸侯国间为了争夺地盘不断发生战争,与此同时,奴隶主与奴隶、奴隶制与新兴的封建制度矛盾逐渐尖锐,国人暴动、奴隶逃亡等人民群众斗争事件不断冲击着上层建筑,原有的生产关系进一步动摇,人们思想意识得到了极大改变,追求金钱,追求物质生活,商人、地主阶级的政治愿望逐渐得到实现,周朝以宗法维系的社会结构被以金钱、土地维系的社会结构所代替,这就是春秋时期政治变化的最终结果。  

   2.欧洲中世纪农业革命

  欧洲在中世纪层发生一场深刻的农业革命,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直接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特别是促进了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也是欧洲领先世界的实际起点。欧洲农业革命首先体现在农业技术进步上。

  欧洲农业技术进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从14世纪晚期到16世纪初,这是农业生产恢复、调整并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农业技术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一定进步的时期。第二阶段从16世纪中期至 17世纪中期,这是欧洲特别是西北欧的荷兰、英国发生所谓“早期农业革命”的时期,农业和农业技术在这一阶段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第一时期属于农业革命的准备期,农业技术虽然没有明显提高,但是在各个方面都有所进步,这一时期产生的三圃制、四圃制极大增加了土地面积,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特别是灌溉技术的推广、灌溉设施的完善,使得很多欧洲低地国家获得了更多耕地,从而获得更多农产品。到了15世纪以后,欧洲出现了很多新的农业工具:例如,短柄镰刀的使用,极大提高了麦穗收割效率,并且还促进了麦秆的循环再利用,尤其是双轮犁的发明,有规律的轮作制取代强迫休耕制。农业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带来了生产力的变革。这些变化虽然是缓慢进行,但是个体小农经济逐渐代替了封建的庄园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在逐渐转移,农业资本主义关系在逐渐显现,后来逐渐实现了农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换。

  三.带来的启示

  这些历史发展事件说明:新的生产力冲击之下,不可避免得要产生政治制度的改变,例如春秋时期的政治变化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新的生产力发展,而新生产力发展是建立在铁器、牛耕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农业技术诞生基础上;欧洲工业革命本质上也是建立在农业技术基础之上。这也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制度的变革,从而实现了社会变迁。

  通过这些经济发展史相关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农业技术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现阶段,虽然我国在加大工业化建设,但是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不能忽视农业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农业发展,对处理好现阶段稳定与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对我国的意义是巨大的。

  农业技术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决定因素,我国应该注重农业新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发展科技农业,通过技术的政治化运作来解决目前的土地流转、技术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融资等一系列问题;市场化农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成分,农业不是高附加值的产业,要采用一系列技术手段来提高农业生产,实现农民由身份农民到职业农民的转变。农业生产领域技术化推广之后,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工业社会的发展,因此要处理好社会发展的平衡:让农民接受工业化的意识、理念、生活态度等,对农业的时间、准则、分工协作等进行现代化规范,不断调节产业结构、优化生产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总结

  农业发展史始终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农业技术的研究则对深入了解农业发展有着很大帮助作用。由研究可以看出,农业技术通过影响生产力而促进社会变迁,我们应该推进科技化农业建设,通过新型农业建设来推动现阶段社会主义转型进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张丽:《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探讨》,(南京]《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2]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69页. 

  [3]邵法焕.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创新与发展趋势[J].农村经济,2005(9). 

  [4]王风丽. 浅析农业技术推广的新思路[J].现代企业文化,2009(24). 

  
   吴布林,男1978年8月籍贯山东临沂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在读江苏南京 210097 ;临沂大学山东临沂传媒学院副教授27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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