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冲突与发展中国家的安全
信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 作者：冯绍雷/王新俊 · 日期：05-04-2014
2010-12-27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1年07期第55～59页
【作者简介】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王新俊，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邮编：200062）
【内容提要】 全球化是当今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强大作用力，成为思考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基本前提。
在此背景下，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和人权观念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出现泛化，直至演变为强者对弱者的武装干涉是当今国际武装冲突的一个突出特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使发展中国家比以前面临更为艰难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及可以预见的未来，欧亚大陆将依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施控制和干涉的主要地区。中国将来面临的发展和安全两难会进一步突出。
冷战结束给世界带来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二是地区冲突骤然上升。尤其是前者，其改变世界的规模和力度都是空前的，成为考量当前国际、国内重大问题都不能回避的基本前提。
20世纪最后10年，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西方政治及人权价值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出现泛化，这样，发展中国家在应付全球化给它们造成经济安全威胁的同时，还面临着强权政治的武装干预的危险。
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番浅析，并对中国未来的安全发展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一 全球化背景下武装冲突（战争）的性质和特点
1.在全球化发展最快的近10年中，全球武装冲突的数量也从冷战结束前的每年4起上升到每年34.5起，呈逐年上升趋势。这种现象既是对冷战矛盾的反弹，又是对新的全球化条件的反应。从冲突的原因看，20世纪90年代的冲突可大致分为领土边界冲突、资源利益冲突、民族认同冲突、政权党派冲突和“人权”干涉5大类。
2.冷战后，出现了一个与全球化、一体化相悖的趋势，即制度转型国家发生的民族分立、恐怖主义和领土、资源利益冲突越来越多，形成国际冲突一个新的突出特点。转型国家由于经历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变，不同程度上引发社会的震荡，过去的民族矛盾演变成现在的民族分立、领土、资源和利益冲突。这些冲突往往引来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得解决冲突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3.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打着捍卫“人权”或“人道主义救援”的旗号介入的冲突越来越多，并且由此而引出了现代战争的新样式，即以高技术兵器为主要特征的局部战争。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8年的“沙漠之狐”、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外国的军事干预达40多起。据有关材料显示，当今世界发生的很多冲突都有美国背景，美国推行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已成为国际冲突和造成地区不稳定的重大根源。值得一提的是，亚欧大陆成了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政策的重点地区。可见，冷战后美国加强了对亚欧大陆的干涉和控制。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左右，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一些长期的冲突热点可能会逐步降温以至获得彻底的解决，但霸权与反霸权、强权与反强权、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将可能成为冲突的主要形式。而亚欧大陆的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强权政治的巨大挑战，所以，亚欧大陆将成为这场斗争的主战场。
4.就几场颇具代表性的国际冲突本身的特点而言，由于受到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国际武装冲突（战争）的可控性越来越强，其规模和影响都限制在解决问题的地域范围，即所谓的“外科手术”式打击。但其紧张程度越来越强，所投入的高科技兵器越来越多而且精。现在军事理论界对此已有约定俗成的称呼，即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
它有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是以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世界格局、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变化发展的产物。冷战的终结在客观上成就了美国的独尊称霸的理想。它终于可以少有羁绊和顾虑地按自己的意志和构想选择各种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干预世界及各国的政治发展，使世界政治及经济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一政治现实和战略前提使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带上了鲜明的“干涉主义”特征。
第二，这种战争样式是现代高科技发展及其在国防科技中广泛应用并与当代国际政治现实和目标有机结合的必然结果。现代战争中的电子战、信息战、地空一体战、夜战技术、超视距攻击、精确制导、全球定位、侦察技术、远程奔袭、C31系统、隐形技术等等，无一不是现代高科技的最高体现。由此带来战争的高强度、快节奏、大消耗。一方面，国防高科技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战争的面貌，实现了由传统战争向现代战争的转变；另一方面，美国以各种强制手段在高科技领域建立起技术霸权，严格控制一些关键的高技术外流，构筑了美国雄居榜首的国防高科技堡垒，从而牢牢地掌握着现代的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主动权。各国激烈争夺高科技优势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争夺战争主动权。以兵力、兵器数量优势取胜的战略思想已经过时。
第三，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同时也是经济和贸易等多种因素不断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地区的稳定与否对全球所有地区的经济稳定和发展都产生巨大的联动效应，此一风险要求战争的规模必须严格控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如果一旦战争失去控制，受打击的将会是包括战争发动者自身在内的全世界。鉴于此，少数拥有高科技优势的国家努力将高科技用于战争，增加了战争的可控性，防止了战争的无限升级蔓延给全球或地区经济贸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都具有“不对称”性。两次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是对抗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对称”的战争。并且，已经占据巨大优势的一方还通过联盟方式竭力扩大己方的优势，将己方的优势绝对化。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28个全球最发达国家集中攻打一个发展中的小国——伊拉克；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则集中了19个经济实力约700倍于对手的国家与南联盟开战，美国使用的高科技兵器达98%以上，而南联盟只在10%以下。并且这场战争首开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78天激烈战斗而己方零伤亡。与此同时，优势方通过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孤立敌方的势力，将敌方的劣势绝对化。这样，在开战之前就已经从精神上和心理上对敌方造成重大打击，使敌方作战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绝望的等待之中。
第五，现代战争对技术优势方来说风险逐渐变小。从而极大地减小了一些强国特别是享有霸权地位的国家以战争为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所冒的经济和政治风险，这也是美国冷战后频频出兵海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既然现代高新技术使美国拥有了这把独一无二的整治世界的“手术刀”，可以预料，迷信手术治疗百病的西方人会不时地挥舞它，拿一些不听指挥的国家开刀。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全球化条件下虽然波及世界的大规模战争不足为虑，但对综合国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安全形势却不容乐观。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对占世界3/4的发展中国家奉行赤裸裸的以炮舰为主要手段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并对新的国际安全机制的形成造成巨大障碍。
二 世界对预防危机、实现安全的理论探索和观念改变
如何防止战争，保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安全成为多数国家人民、政要和国际关系领域学者的普遍诉求和严正呼声，很多人将搜寻的目光转向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革命主义传统，希望从中得到启示。
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背景下，更加激起国际社会对持久和平的期盼，国际政治理论界不同学派纷纷提出各自建立新型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纲领和主张。现实主义极力主张以均势理论来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认为均势能确保主权国家的自主生存及形成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新体系，是阻止一国霸权追求的惟一有效机制。理想主义在价值取向和基本思考方面尤其侧重追求普遍持久和平设想及其实现途径，并且兼顾国家利益与它所理解的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重提“民主和平论”、“商业和平论”及“法制和平论”。“民主和平论”主张对世界进行民主化改造，认为民主思想和体制是消弭战争冲突的根本途径。“商业和平论”则主张鼓励国家间自由贸易和投资，用经济一体化来限制冲突发生，实现和平。革命主义的世界秩序学派站在全球安全和正义的角度尖锐地提出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与南北贫富差距等问题，受此启发，20世纪90年代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各国广泛关注。（注：时殷弘：《国际安全的基本哲理范式》，载《国际安全与安全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63页。）
必须指出，尽管上述理论和主张对解决今天的国际安全问题提供了某些有益的思路，但是，因其本身理论原则的缺陷与理想主义成分较大，加上各国对各派理论以本国利益为尺度取舍程度不一样，导致了上述理论被无端滥用。目前，在西方学界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流传甚广的“民主和平”论认为，认同民主制度就能消弭战争，但这里一个根本的错误是混淆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比如，在一国之内可以用民主的方法解决本国问题，但决不可以此作为处理国际争端的标准。否则，就会给强权政治干涉弱国内部事务创造契机。国际关系也将因此出现向丛林法则倒退的悲剧，其后果贻害无穷。
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安全观是建立有效国际安全机制的前提。早在1985年，联合国专家组在起草专题报告《安全概念》时就表达了大多数人对世界和平的渴望，提出“共同安全”观，呼吁“与对手共同寻求安全，而不是与对手进行对抗”。此后，各国又提出了“相互安全”和“合作安全”。
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主席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了我国的安全观，即“普遍安全”。他指出：“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近年来各国都越来越重视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技术等领域的“综合安全”。总之，新安全观表达了对以实力和对抗为基础的“集体安全”观的批判和对新安全机制的呼唤。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依然是西方强国唱主角的严峻现实，新理论、新观念成为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守的国际准则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三 对国际冲突与安全的制度分析
多数国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冲突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国际安全制度造成的。世界上现有的国际安全机制多是冷战机制的延续，即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机制占多数，如北约、日美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等，这些机制对保证签约方的安全是有效的。但这些没有安全之虞的国家还不足世界189个国际主体的1/4，也就是说，世界还有3/4以上的国家的安全没有有效的安全机制提供保护，而这些无保护国家绝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它们面临的安全问题比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紧迫得多。它们不安定，就谈不上世界和平。
必须指出，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机制存在严重威胁他国安全的问题，它不但是安全联盟，而且明显针对第三方，并且通过各种手段谋求针对第三方的军事优势。此种机制明显有违人类的道义准则，加剧了地区的不信任和紧张局势。东亚和亚太建立新安全机制的艰难就雄辩地证明本地区受此种机制的毒化之深。同时应看到，这种机制的实质是美国追求长久独享全球超额霸权垄断利益的努力。
时代发展的潮流呼吁建立新的安全机制，以取代不合理的、过时的安全机制。“上海5国机制”对全球化条件下新型国际安全合作机制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这种机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建立在互信、互利和合作的基础上，以降低军事水平和裁减军力为核心，政治和安全合作不针对第三方，并且体系保持开放性和透明性，没有统一的军队和常设机构。它的诞生是对以军事联盟和军事优势为手段谋求安全的传统安全观的反叛。它所赋予的道德意义必将推动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为建立公正、合理和民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而努力。“上海5国机制”已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良好反应。
任何就国际安全机制的讨论都不能回避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作用。它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和安全方面依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因此，提高联合国在维护和平、制止冲突方面的作用和威信仍然是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同时，警惕强权势力将联合国变成它们推行“新干涉主义”政策的工具。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探索安全机制的热潮，旧的安全机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安全对话、和平条约、军控裁军、国际维和、伙伴关系等机制被日益广泛频繁的运用，对冷战安全思维及机制形成巨大挑战的冲击，也必将催生更富时代特点、更适合各地区不同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更能促进各地区发展的新型安全机制。
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安全问题除了机制因素外，最根本的途径还是促进它们发展经济。国家经济技术强大了，许多安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四 对中国在未来的军事安全挑战及战略选择的思考
未来10～20年中国将进入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安全的战略任务十分复杂而艰巨，安全与发展的两难问题将会变得更加突出，必须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
领土与主权安全最突出的是台湾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简要讨论台湾和国防工业问题。
从实力政治的立场看，台湾问题的前景取决于两个根本问题：中美关系的状况和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水平，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中国国防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水平。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的好坏是现阶段维持台海稳定的关键所在。而在决定中美关系的三个最基本的现实条件（战略与现实利益、相对均势和文化价值认同）中，适合中美关系发展的只有一个条件，即在一些战略和现实利益领域存在对立的同时也有某种一致性。对这种利益一致性之于中美两国的意义差别尤其要作出客观的评价，这对认识中美关系的现状并把握其走向是大有裨益的。中国的战略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充满诱惑力的变量，它的实力和战略价值的快速提升不可能在美国的战略计划中得不到反映。这些都是中美关系维持现状甚至出现某些改善的基础与有利条件。也就是说，维持海峡两岸近期的和平与稳定是完全可能的。但不能否认中美关系确有某种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从全球安全形势看，台湾问题可能成为美国“新干涉主义”切入中国内政、同中国发生战争最危险的关节点。中美在国防尖端高科技领域存在较大的差距使中国在未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由此引出另一个与发展相关联的重大安全战略问题，即我国的国防工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和新的国际合作与分工中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中国可能成为强权政治遏制和干涉的重点对象的危险现实使中国国防工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变得更加紧迫而尖锐起来。其实，它对于中国的安全战略意义远远超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需要。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防工业表现出与过去不同的功能和意义。首先，军事技术代表了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国防工业汇集了密集型的高技术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因而具有相当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而国防科技又可通过一些大的国防工程带动一大批高技术产业群，以此推动本国的工业基础升级，加强技术创新能力。一流的综合国力背后必然有一流的国防工业作支撑。所以，现代国防工业成为推动一国综合国力发展的强大引擎之一。其次，现代战争比传统战争更依赖高技术武器的威力，高科技国防工业水平成为国际政治较量和国际影响力的基础。因此，高科技国防工业之于国家的发展和安全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得多、广泛得多的功能和意义。鉴于此，中国的国防工业就成为西方遏制的重点产业。
中国的国防工业由于没有竞争机制，一直是单一产品和封闭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国防技术出口及与中国军工合作一直奉行压制歧视政策，因此，在国防工业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国防工业面临的挑战是极其严峻的。1999年中国组建了10大军工集团公司，迈出了战略调整的重要一步。尽管还有不少现实难题有待解决，有一点却是不容怀疑的，即中国国防工业只有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才能成长起来。如果中国的国防不能摆脱别人的“拐杖”，也就不可能真正立足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我们必须拥有自主研制开发高技术武器的能力。只有如此，才能在未来国际政治斗争中占据主动。鉴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安全形势呈现出的新特点及中国国防安全战略所面临新挑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应对的总体策略必须以时代潮流为视角，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利益为立足点，我国面向未来的安全政策应兼具整体性、连续性和前瞻性，使之平稳地向未来过渡，避免出现大的波动和调整。
第一，给中国未来的角色准确定位。从现在起，中国应以一个建设性、富于合作精神的大国参与世界安全、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对改造现行的世界秩序应持现实客观的态度，同时表现出耐心和努力。过于张扬和标新立异其实虚多实少，只会破坏中国作为一个温和的建设性合作者的形象，加重西方集团对中国的警觉，从而仍将中国作为一个重点的遏止和防范对象。这样不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应因为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趋强硬，更要避免走向极端民族主义；同时不应放弃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第二，对激进的民族主义心态采取克制和积极的引导。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历史使国人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它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它却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同西方世界对立起来，使我们看待西方的目光失去客观的尺度，从而损害我们同西方的互利合作关系。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应掌握分寸，对激进的民族主义心态采取积极的疏导措施，预防因偶然因素引起激化，使中西关系出现倒退。
第三，对台湾问题我们应持更加现实与理性的态度，并表现出技巧和自信。本文认为，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现阶段的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其一，祖国大陆的发展状况与台湾存在较大差异，对台湾缺乏吸引力；其二，解放军还未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实力，将台湾“打碎”不应是使用武力的优选方案；其三，国际环境及国内的发展任务都不利于现阶段解决台湾问题。我们现在可做的工作应包括：在坚持现行台湾政策的同时，加大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力度。自觉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全球化进程之中。祖国大陆的改革对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加两岸信任、提高祖国大陆的威信都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有步骤、有计划地加快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步伐，逐步扩大两岸武装力量的实力差距；扩大对话，加深两岸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对台工作应有长期和短期计划，时间优势在祖国大陆一方。总之，把内部的事情办好了，统一问题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第四，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其一应以壮大实力和塑造竞争力为根本，借助国家政策扶持，依靠改革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企业营运机制，积极争取国际合作的机遇，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成长效益。为此国家应对国防工业给予生长性保护，并加大投资牵引。（注：朱启超：《国防工业全球化及其影响》，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其二，国防企业要深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内部机制改革，改革分配与用人机制。选择发展重点，形成特色优势。其三，加大国防企业的资产重组与并购力度，鼓励有实力的、产品有相关性的民品大企业和军工企业实行股份制联合，共同研发军民两用技术，达到优势互补，壮大竞争实力。其四，中国外交应为国防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多做宣传、牵线搭桥。其五，可参考中国体育彩票的做法，在适当时机推出中国的国防彩票，把募集的资金用做国防高科技领域的创造发明基金。一方面可对国防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激励作用，并使整个国防科技行业变得富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可以借此向国民宣传国防，提高公众的国防意识。
第五，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亚太地区的力量结构将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变化，同时，我们应意识到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所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大。因此，中国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利益纠纷问题上对使用武力应保持克制，奉行外交政治解决优先的方针，塑造好中国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
第六，关于美、日、中、韩四方进行区域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提议已经有一些时日，尽管各国的目的不同，我们认为，这对东亚地区的稳定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也是可行的。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日、美、韩必须承诺，不再举行以中国作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等。中国是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理应参与该地区包括安全在内的重大事务的决策与处理。中国可以借鉴俄罗斯同北约关系所作的制度性安排的做法。应该看到，未来国际关系的主导方向必然是大国关系机制化。可以预料，中国刚开始时的作用和地位会受到排挤和限制，但中国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立场和主张一定会最终赢得广泛的尊重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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