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再平衡如何进行量化操作

信息来自：新华网 · 作者：潘正彦 · 日期：17-07-2017

2010-11-15

　　在G20韩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提出的量化全球经济平衡方案未获支持。不过，对于这个“量化全球经济平衡的操作方案”，还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尤其是它的可操作性更值得研究。

　　前不久，在韩国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提出的所谓量化全球经济平衡方案最终未能在正式文件上出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博弈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恐怕和美国近来在货币操作方面的表现有关。美国再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点触犯众怒了。不过，会议前后对“量化全球经济平衡的操作方案”的讨论，还是很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尤其是量化可操作性问题很值得研究。

　　对量化全球经济平衡的态度反映了各国的现实

　　这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最终没有通过美国提出的所谓以经常账户盈余或赤字设定上限的部分来解决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对此，各国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表达了各自的态度。为什么美国的提议没通过。首要原因是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处的地位不同，或者说各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或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这就决定了各自的态度，不可能随美国起舞。

　　从统计数据看，日本和德国等之所以坚决反对美国的方案,是因为两国均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相反，除了美国外，加拿大、法国等则认可美国的方案。而东道主韩国曾力推经常账户平衡方案的通过以显示韩国的作用。韩国认为，着重于经常账户的平衡而不是针对汇率的正面冲突，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希望设置具体量化目标来缩减经常账户盈余和赤字的规模，以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但是，量化全球经济平衡对各国来说，不那么简单，这是一个离不开各国国情，并对各国经济有直接影响的实际问题。

　　量化全球经济平衡的关键在于可操作性

　　事实上，如果深入分析各国在会议内外发表的意见，很多只是部分地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反映了它们部分的想法。为什么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它们的实际想法呢？

　　首先，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对美国建议的可操作性存在疑义。或者说，量化全球经济平衡的操作性才是关键。甚至，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美国建议的经济体，还存在明显的“相似”看法。

　　比如，加拿大财长费海提认为，推行经常账户平衡是维持G20框架体系持久、有力、平衡发展的有效手段。但他也不能确定这次G20财长会议能就此达成一致。法国政府发布公告认为，平衡经常账户的方案有助于缓解汇率争端的紧张局势，但该计划的实施非常复杂。而日本认为，这个建议在可操作性上不现实。日本官员表示，在检查经济失衡时,这或许是个主意。但他们怀疑是否需要严格的量化目标。因为在日本人看来，财政平衡可能通过政策来控制，而贸易和经常性账目却不可能。德国经济部长莱纳•布吕德勒也认为，宏观经济的微调和量化目标都不是最正确的办法。

　　其次，虽然美国方案最终没有通过，但《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联合公报》还是透露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公报提到：为了确保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发展，我们所有国家都致力于以合作协调的态度做好本职工作。

　　具体包括，我们将寻求结构性的改革，从而促进全球消费需求的增长及持续、促进就业并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们将继续对抗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同时在进一步减少贸易壁垒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我们将加强多边合作以提高外部环境的可持续性同时寻求通过全面的政策来减轻过度的不平衡并使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处于可持续的水平。

　　那些被认为有悖于G20主旨的持续性大规模不平衡，将被要求保证对这种不平衡进行评估并且寻找其根源，这也是相互评估程序（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措施的一部分。为了确保能够向达成这些承诺的方向努力，我们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外部可持续性及财政、货币、金融部门、结构性、汇率及其他方面政策的一致性进行评估。

　　这些表述，实际上都涉及了量化全球经济平衡的可操作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量化全球经济平衡的方式比解决汇率争端更值得研究

　　首先，严重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其不可持续性已经反映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前后。以中国为例，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已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虽然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是大势所趋，但是任何社会历史进程都应该是有序的，可持续的。对于一个大经济体更是如此。但数据显示，最近10年、尤其最近5年，中国进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在2006—2009年中，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分别达到6.74%、8.01%，6.57%，3.99%。

　　这样高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持续多年在大国当中相当罕见。它不仅由于巨额的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成为国际争端的导火索，而且巨额的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截至今年10月外汇储备余额超过2.64万亿美元，超过年GDP一半）也意味着巨额出口并没有给国内居民带来实际的福利。甚至，巨额产品生产不仅没能留在国内被消费，反而留下了沉重的环境和资源负担。因此，量化全球经济平衡，客观上能够起到扩大内需、促进生产、增加国民福利的作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争端。

　　换句话说，量化全球经济平衡，可以成为我们摆脱严重依赖出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思路。此外，公报提到，通过结构调整改革促进消费、降低过度的全球不平衡，并使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处于可持续的水平。这实际也反映了各国真实的想法，对此我们也应该重视。

　　其次，全球经济平衡用量化方式比解决汇率争端更值得研究。一方面，汇率战杀伤力极大，还可能伤及无辜。25年前的《广场协议》后，日本因汇率飙升损害了出口竞争力，美国又强迫其削减经常账户盈余，日本不得不选择了规模巨大的货币扩张——而不是结构改革。随之产生的泡沫，促成了上世纪90年代“失落的十年”。曾经的天下无敌，就此陷入了萧条。

　　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一场灾难。而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表示，“我们正处在一场国际汇率战争之中，全球货币正普遍走软。这对我们构成了威胁，因为它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他的这种说法，不是抱怨，而是对危险的预言。而日本和德国也对汇率更加“关心”。日本官员表示，“我们需要优先讨论汇率，量化目标不现实。”德国官员认为，“从长远来看,应该关注反映市场状况的汇率，各国应避免过分干预汇率。”

　　这些议论似乎要使汇率成为G20讨论的重点。但汇率讨论似乎更不轻松，也有更大的风险。因此，避免汇率战就成了大家的愿望。而对于世界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选择量化全球经济平衡比解决汇率争端更值得研究。因为，如果有可操作性的量化全球经济平衡方式，或者说如果量化经过“改良”，很多国家也许就不会再竭力反对了。

　　对于中国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如果”成为最大的资金净输出国，能够持续吗？全球经济会是一个稳健的结构吗？提这样的问题，是在提醒人们，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不仅需要本身经济的可持续性，也需要一个稳健、平衡的全球经济结构，这样的外部环境也很重要。而一个稳健、平衡的全球经济结构应该是可以量化的。从这一点看，量化方式的可操作性就值得中国研究了。

　　另外，不管是新兴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大家其实都很清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实际上处于紧密联系、相互联动中。如果在汇率问题上针锋相对，打得不可开交，对那个国家都不利。只有大家共同能力，求同存异，争取各自利益的“平衡”，才是全球最好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讲，量化全球经济平衡的可操作性问题，更值得研究。

（潘正彦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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