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经济再平衡不能简单模仿美国
信息来自：社会科学报 · 作者：汪仲启 · 日期：11-08-2017
2015-02-05
记者：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经济体来说，要保持可持续的较快增长确实不容易。同经济阶段“新常态”的判断相适应，不少经济学家还提出中国经济需要“再平衡”，特别是产业结构和投资-消费结构需要“再平衡”。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从日本和东亚高成长的经济发展经验看，一个经济体在从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快速增长过程中一定是不平衡的，一个平衡的经济不可能有很快的增长。可以说，对于依然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来说，不平衡才是常态。
所谓“再平衡”的战略，最先是美国人对中国经济提出来的。为了解决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美国人希望中国加大进口。这个想法正好和国内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扩大内需”产生共鸣。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应该降低对外贸出口的依赖度，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拉动增长，从而也降低投资比重。在“再平衡”思想的影响下，上一届政府十年期间形成了大量鼓励消费的政策，包括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新农村建设、家电下乡、缩小社保差距等等，这些政策的根本着力点是收入的再分配。在进出口方面，人民币升值、减少出口退税等也是再平衡政策。在产业再平衡方面，则鼓励服务业发展，有意淘汰部分制造业。
再平衡政策的结果是，今天我国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对外贸易比重下降，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快速上升。消费占GDP比重上升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GDP增速放缓了，所以也不见得是什么好消息。当然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确实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确实走向了再平衡。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评估这些再平衡政策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
首先是服务业的发展。我所说的服务业包括房地产、交通运输、物流等不可贸易部门，这些部门吸纳了大量非技能劳动力。再平衡政策使得这些行业的非技能劳动力工资增长很快，并推动整个服务业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服务业工资增长传导到加工业，一线工人工资上升。再平衡政策从源头上推高了不可贸易部门的成本，进而传导到贸易部门。所以，我国制造业工资的上升不是其本身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再平衡政策的结果。制造业受到政策调整带来的成本上升的冲击，竞争力下降，加之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外部需求萎缩，最终给我国出口行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打击。
在目前劳动力素质总体不高的情况下，较低的工资水平本来可以让制造业有更好的竞争力。制造业的工资增长本来应该是同生产力增长同步的，而由服务业传导过来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并没有生产力提高的基础。在经济学上，制造业是领先部门，而服务业是跟随部门，服务业的发展跟随制造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工资增长跟随制造业的工资增长。而目前，我们在制造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形下，人为地通过政策削弱其竞争力，“拔高”服务业发展，可能并不是最明智的做法。所以我们强调不要过早地去工业化，服务业发展同制造业发展应当协同进行。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制造业发展是有峰值的，达到峰值后自然会逐步下降，而服务业发展是逐步上升，最后维持在相对高的稳定水平。经验表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比制造业慢，经济学家叫“服务业悖论”。而中国制造业在还没有达到峰值的情况下就被再平衡政策拉下来了，服务业过早取代了制造业，未来中国的工资增长水平可能会更慢。
关于消费与投资结构的判断可能也存在一些误区。有些人认为，当前国民收入分配中，消费比例过小，而投资比例过大，导致结构性的失衡。要作出这种判断，一是要找到合理的参照，二是要准确衡量中国的投资-消费比例。关于前者，很多人依据的是美国的标准，美国消费占GDP比重达到80%，而中国只有50%，因此中国要在“比例上”接近美国。而我们如果换一个参照，看当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在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消费占GDP比重约为60%。关于后者，中国目前官方统计的消费比例约为50%，但这个数据是被低估了的。根据我们的研究，当前我国消费占GDP比重（政府消费+家庭消费）约为65%，非常接近亚洲“四小龙”的同期水平。
另外，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可能是消费，消费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反过来。如果消费就能拉动经济增长，世界上就不会有穷国了。只有在萧条期，靠消费在短期内可以产生一定的增长效果，但那只是短期刺激的结果。长期来看，消费拉动是不可能持续的。因此，中国经济所谓投资-消费不平衡问题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严重。国内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经济需要再平衡，但我们对参照对象的选择和发展阶段的判断一定要准确，不可人云亦云。
记者：您对参照系统选择的警告确实值得深思，但对发展阶段的判断可能还是有争议的。目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的实际制约，这似乎也是事实。是不是这些客观原因促使我们不得不采取再平衡战略？
张军：东亚经济体的制造业发展到峰值，也是因为存在上述客观制约。问题是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峰值。比如，日本制造业达到峰值时，其人均GDP约为15000-17000美元，韩国大概是13000-15000美元。平均来看，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大概在15000美元时，其制造业发展达到峰值。而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仅为7000美元，即使按照平价购买力换算，也只有10000美元左右，但我们的制造业比重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下降。当然，这个依据不是绝对的，只是一个参照。以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经济体的发展阶段作为参照，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去工业化为时尚早。
国内很多人认为我国“人口红利”消退，出现了“刘易斯拐点”，所以劳动力成本上升，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在挑战这个结论。而且，即使已经达到“拐点”，也不意味着劳动力供应马上就会出现短缺，“拐点”到来只是说明劳动力增长速度在放慢，但我国还有大量的存量劳动力需要通过制造业发展来消化，1-2亿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中国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是因为再平衡政策使得服务业的非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被人为推高，进而导致制造业劳动力紧缺。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制造业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在目前人均GDP比较低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还是相当廉价，如果过早去工业化，将劳动力价格人为提高，将会损害生产率增长的基础。
记者：但此前粗放式的制造业发展代价确实也很大，我们消耗了大量资源、能源，污染了环境，结果只能在全球价值链末端取得一些微薄的利润。所以我们提出“腾笼换鸟”，是希望通过技术进步对制造业的塑造，通过研发能力的提高，获得制造业质的提升。转型升级后，我们所收获的制造业发展可能就不是当前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发展了。
张军：产业升级、出口产品的结构、技术密集的程度、原创的比例等跟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是正相关的，不大可能出现一个人均GDP在中等水平的经济体有高收入国家的产业和产品结构。即使有，那也可能是一个悲剧，即不恰当地将资源投入到高科技领域，以牺牲整个经济健康为代价畸形发展一两个领域。韩国算是后发国家中较好实现“赶超”战略的，但即使三星的原创水平和产品结构总体上也和韩国的收入水平是匹配的，还做不到美国、德国、日本的水平。
产业升级是一个趋势。人均GDP水平越高，资本替代劳动的水平越高，技术含量就会越高。一个经济体不排除个别行业、个别企业可以获得特别的发展，但不可能总体太超前，其产品结构需要跟随成本结构和收入变化走。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企业处在全球行业的前列，但这个过程需要准备，比如通过国际化战略，通过跨国并购，我们能较快地产生一些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
记者：目前我国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有的国家成功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国家则在这个阶段失败。这其中有哪些经验教训？
张军：很多国家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转型失败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也不一定成功，所以说“陷阱”存在于每一个阶段。“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有，一定是大多数国家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没有大的起色。一个常见的困难是，当一个经济体收入达到中等后，不确定性一下子增加了，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在经济发展政策上很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想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创新、资本开放，等等。
另外，这个阶段也有转型或改革的难度增加这个事实。到了这个阶段，社会在很多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政府很容易导向民粹化，拉美的经验非常典型。老百姓的诉求更多的是分配性和再分配性的，政府不得不面对这种分配的压力，更多的政策导向是分配性，而忽略了经济发展最核心的生产率的问题。新加坡如今人均GDP比美国还高，但依然坚持发展导向政策。台湾做不到，现在就出现了问题。所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是清醒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即使人均GDP达到中等以上，但依然需要认识到发展还是第一要务。其他问题的解决都建立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没有持续发展，所有政策都是不可持续的。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要对不公平有一定程度的容忍。收入差距是一个客观的现象，要避免的是差距过大，而不是要消灭差距，计划经济致力于消灭差距，但也做不到。很难讲一个社会怎样的差距是“合理”的，只能说适当的，可以容忍的，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世界上没有普遍适用的经验。每个社会对基本公平的容忍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东亚地区比拉美地区对公平问题的处理要好一些。对于中国来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始终要关注收入分配过大的问题，但政策上关于收入分配的内容不能过多。在保证基本公平的前提下，对于效率的改进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在发展中缩小差距最好的办法，是促使要素在不同地区和部门流动，让市场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改进。通过发展中小企业和制造业，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制造业部门，这会成倍增加他们的收入，同时缩小收入差距。
记者：在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中，以城市化为代表的投资和重化工业驱动力下降，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制造业驱动力下降，可以说三驾马车损失有二。未来经济增长，这些损失的驱动力由谁来填补？
张军：从短期来说，投资的空间和机会总会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一方面是需求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是需求结构的变化。就水平而言，过去带来超常发展的领域，未来不可能继续保持超常发展，但是这些领域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的结构也在升级和变化。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汽车、住房、家电等消费品领域，考虑到消费需求的升级换代和结构变化，未来依然有进一步开发和升级的空间。
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投资领域只是中国经济需求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中还有相当多的领域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爆炸式的增长，比如环境、养老、健康、文化、教育等，这些领域的基本建设远远不够，还有巨大的潜在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领域也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新的需求领域将不断形成。因此，我们需要朝前看，而不能留恋于过去曾给我们带来增长的领域。现在的问题是，所有潜在的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未来超常增长的领域，都是政府相对来说设置的投资门槛比较高的领域。因此，要释放这些潜在的增长空间，确实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才能实现。
记者：目前，全球经济复苏显示出强烈的“分化”特征，英美表现良好，发展中国家增速则普遍趋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从美欧制裁俄罗斯的案例来看，发达国家对国际经济金融的控制能力非常强大，这似乎也应该引起中国的警惕。
张军：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回落确实和地缘政治有关系，但也和它们的国内经济的慢性结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有关。新兴经济体过去的增长表现总体上同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有关系，而其自身的增长基础比较薄弱，制度上有比较大的问题，比如储蓄率比较低，大量依靠外部资本，过早地开放了金融市场等。在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期，比较高的金融自由度使得欧美资本顺利流向这些经济体，它们也得到了资本流入的益处。问题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大量资本外流，为了挽留这些资本，这些国家往往提高利率。这样非但留不住外资，反而增加国内的融资成本。俄罗斯目前的情形就是如此，受到制裁后，大量资本外流，而后提高利率，则更是雪上加霜。因此，不少新兴经济体“内功”没有练好，并不具备快速增长的产业基础和制度条件，一旦外部环境恶化，它们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困难。
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中国金融并未全面开放，没有大规模外资出逃的基础。外贸部门在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没有想象中那样大，到2010年我国的外贸都是增长的。金融危机中，外部市场对于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很多是刚性的，而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不像欧美国家大量是中间产品，而恰好主要是消费品。我们还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所以，总的来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是有办法的，本来不需要大规模的经济刺激。然而，中国过高估计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如果我们避免4万亿的强刺激，采取一些适度的刺激政策，适度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可能就能平稳度过，至少不会形成现在这么大的债务规模。而现在要稳妥地消化这些债务，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可能比当年应对金融危机时要大很多。
中国经济不同于俄罗斯经济，不需要大量的外部金融资本流入，中国甚至在向外输出资本。中国的经济是相对稳健的，金融自主性更强。当外部金融风险发生，人民币可以贬值，我们也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依赖。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大，越来越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有1/3来自中国。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势必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我相信，明智的政治家依然期望中国经济能保持较快的增长趋势。在对中国作出压力政策之前，他们常常会盘算一下成本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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