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格局及发展趋势

信息来自：学习时报 · 作者： · 日期：07-07-2019

日期：2013-04-08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其深刻影响仍在显现，不能不对当今的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的走向产生影响。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罗肯尼迪曾说：“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旧世界的根基”。而战略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在“随后的混乱和喧嚣中”，通过冷静和客观的分析，透过纷繁的表象和迷雾，来“认清已被改变的战略版图”，并由此确立自己的战略和策略。

在这场金融风暴中，美国、欧洲、日本相继遭受重创，2009年都是负增长，实力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2010年发达国家经济体经济复苏势头受阻。2011年至2012年，美国、欧洲相继出现债务危机，再次引起世界经济动荡，日本遭受地震、海啸、核泄露三重打击，短期内很难走出经济低迷的阴影。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经济也受到冲击，但毕竟没有处在震源的位置，2009年实现增长9.1%，率先走出低谷。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51.9万亿人民币，跃上新台阶。印度2010年经济增长率8%；2011年经济总量达到1.84万亿美元，进入世界经济体前十名。巴西2010年经济增长率7.5%，2011年经济总量达到2.51万亿美元，超过英国，位居世界第六位。俄罗斯2011年经济总量达到1.8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九位。至此，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十大经济体中已占据四席。

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战略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由此必然影响到世界格局。从 G7到G8，再到G8十5，一直到G20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再好不过地体现了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经济秩序在过去几十年中变化的轨迹和发展的趋向。曾几何时，以美国为核心的 G7，一直主导着全球经济和金融事务。但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个集团的局限性和新兴大国参与世界经济的政策协调和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所认识。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在伦敦 G20峰会前表示，G7已不再是世界经济问题的主导者，G20的有效性和机构体制需要得到进一步加强。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也意识到：“如今，没有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你解决不了全球经济危机，因此G8已经过时了。”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也在呼唤新兴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投票权，但这不会一蹴而就，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G20峰会上，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开始谋求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更多地位，提出了提升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系中的知情权、话语权和投票权的正当要求。当然，希望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立刻就发生根本改变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美国为核心的G7主宰世界经济事务已经难以为继，变革时代已经来临，发达国家为了度过难关，也在不断调整和适应新的情况，开始接受和正视新兴大国正在崛起这一巨大的现实，这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

谈到国际战略力量的消长和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不能不提到美国的实力地位和美国霸权的变化。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它的经济在世界中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5%左右一度上升至本世纪初的32%左右，达到了一个高点。所以，小布什在第一任期内的单边主义不是偶然的，是以实力的增长为后盾的。但是物极必反，2002年和2003年美国分别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陷入困境。由于美国过度伸展力量，其硬实力受到严重消耗，进入战略透支期。其软实力也因其发动战争的合法性遭到质疑，而受到削弱，其作为“世界警察”的道德基础和道义威信一落千丈。再加上这次金融危机的打击，美国不仅在经济上遭到重创，而且由于其缺乏监管的金融体制导致了全球性经济灾难，把世界各国都变成了牺牲者，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各国的指责和诟病，其软实力进一步下降。

现在的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从本世纪初的32%左右逐渐回落至2011年的21%左右。金融危机已使美国经济受到重创，复苏将经历漫长的过程。可以预见的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还会继续下滑，而不是上升。这表明，美国维持霸权的基础——经济能力受到削弱。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操控国际局势的能力也在下降。

虽然在危机过后，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仍有着超群的军事实力，仍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其政治、社会和文化仍然对一些国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这不能改变美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已呈相对下降之势的客观事实，而且这一趋势由于近些年中、印等新兴大国经济的强势增长而变得更加清晰可辨。

在本世纪初，战略学界还在讨论美国单极世界的目标是否能够得逞的问题。几年过后，就连美国自己也再不认为那是一个能够可以实现的目标。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对国际事务的操控能力已很难再回到2000年的高点。

在经历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不再是原来那个说一不二的美国。美国奥巴马政府放低身段，开始向多边主义靠拢，不仅仅是个人风格的问题，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已很难再一手遮天。英国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将 G20伦敦峰会的意义表述为：“单极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将会得到重要机会，使我们能够开始在同一个平面上讨论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问题。多极时代将会开启。20国集团领导人会谈真正的政治意义就在于此。”我认为这并非是夸张之辞。2009年、2010年、2011、2012年连续召开的G20峰会再次强化了20国集团的作用。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变化、大调整的时期。金融危机不仅冲击现存的世界格局，而且前所未有地激起了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秩序的愿望与决心。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后起的大国而言，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现在很多国家不仅希望倾听中国的声音，而且期待中国在国际秩序的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国应当首先把自己的事办好，在保持国内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也应义不容辞地积极参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和协调行动，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来发展。

世界格局中的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走向

国际秩序是国际关系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国际秩序与世界格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各国间综合国力和各自的国家利益。世界格局中的国际秩序通常是国际社会中各种战略力量博弈的产物。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形成了由西方列强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欧洲范围内确立了国家主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此后近300年国际关系的主体是西方列强，国际机制不完备，国际关系主要靠“实力均衡”来维持，这是强权政治的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建立起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鉴于人类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联合国宪章》第一次规定禁止各国在国际关系中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发动战争的非法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在各成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基础上，《联合国宪章》还规定了美、苏、英、中、法等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决策”的原则，实际上是确立了大国之间的制约平衡机制，同时保证联合国的权威性和高效率。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冷战结束后，虽然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冲击，但当代国际秩序的基础和框架并没有大的改变，特别是维系当代国际秩序的主要机制——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联合国宪章》确认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仍然是主导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力量。

当代国际秩序仍然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确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但中国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已呈逐步上升之势。在此情况下，中国不应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应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的方面。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提法表明中国与日俱进，根据新的形势，在国际秩序方面的建设性的战略思路。以此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和平形象，建设性而不是造反者的形象。这是在国际秩序方面向国际社会传递的信息。

今后，在国际政治秩序方面，中国将提倡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提倡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中国将提倡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缩小南北差距，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通过WTO的规则解决经济贸易争端。以此推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外交中有“大国是关键”的提法，表明了大国因素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大国之间的关系已发生重大的变化，目前大国关系的特点是互相借重与互相竞争并存，各大国更注重综合国力的竞争。

当前，重视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各大国的主要政策取向。国际形势出现许多新的特点，非传统安全因素持续上升，促使大国间的合作意愿进一步增强。世界局势从总体上看仍然趋向缓和，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仍在增长。世界和平以及中国的安全环境要比冷战时期好得多。

中国作为后起的大国要和平发展必须妥善处理大国关系，以减少阻力，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近期看，大国之间协作多于摩擦。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但美国与中、俄之间原有的深层次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对中、俄的发展潜力仍有戒心，仍有防范和牵制的一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和欧盟、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的发展势头，有利于国际战略力量的平衡。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首先要发展自己，并致力于建立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今后，中国要进一步推动大国关系发展，以增加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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