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不可极端，即公与私要以“中庸”再加上“法律”来处理，其实两者是各有长处的。

资本主义代表着，没有“免费午餐”，人人有义务工作；社会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下的社会责任”，私要为公。

社会发展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应调整，非各走极端。

环保体制下的宜居城市化，提高服务业的就业机会才是长远之计。全球经济再平衡说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已是事实，全球经济再平衡需要法律的介入，因为“自由竞争”下是不可能实现的。G20的合作才能解决，G20代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代表着人口大国与技术领先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才可突破重围。G20要在联合国体制下运行，才能提高实效。

研究时下的国际经济和当中的矛盾和突破点，发展中国家如何制定长远和稳定的政策。

法律不只是要对付刑事案，法律也要用在经济层次。约束人类的经济行为，也需要法律的介入。

当社会发展还处在“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阶段，在社会保障成为法律责任下的自由竞争还是可行的，这可避免过多的“免费午餐”以取得全民就业效果，提高消费，在新的条件下再度实现供需平衡。

法律约束下的“自由竞争”代表着人人要工作，不能只要“社会保障”，享受“免费午餐”。

有自私天性的人类，就要法律的约束，社会才会进步。这就是“公德心”。公德心强代表着进步，“要争取，也要有义务”。

人类还是需要法律的管制，自私是人类的天性，强国间的合作才可使联合国执行法律下的“自由竞争”，法律约束下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人类还没有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阶段，还处在“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阶段。

中庸代表着有法律约束下的行动，极端是无视法律约束的行为。中庸是矛盾统一的表现。

第一产业所需的工作人数减少，也能提供足量的货品供应市场。

第二产业的情况也一样，不需要太多的工作人数。

提供就业的机会就得往非“商品”部门转移，即第三产业，服务业。

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是符合市场要求的，但不是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其功能已失去原来生产力低时的效力，它需要政府介入调整，换句话说，自由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贫富不均的所引起的供需不平衡需要政府的介入才能恢复平衡。

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方的目标是寻求最大的利润，社会责任问题并不在他们的责任范围内，通常他们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

商品生产能力低时，需要的工作人数大，生产能力提高后，所需的工作人数大量减少，即使在行政和服务方面都是一样不需要生产能力低时的员工数量。

当员工减少时，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加重了。这是矛盾所在。

为了达到人人有职业，减少工作时间已成为法律和制度问题了，再也没有“自由”了。新社会应该确保“人人有职业，人人有时间消费”，供需才会平衡，看来这是经济再平衡的关键所在。看不见的手在这方面的功能已失去了。

自由竞争的制度要调整，要基于减少工时，提供最低工资的基本法律的规定。这才能减少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负担。这也自动解决自由经济所必然产生的贫富不均问题。

全民就业和最低工资必须成为法律的指导原则。高收入必须缴较高的所得税，以减少政府在社会保障下的责任，不能让“自由竞争”迫使政府陷入财政危机。

由于工作时间减少，提高工作年龄，缩短享有退休金的时段，才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环保应成为法律下的责任，不是商业成本，这才可解决环球气候变化等课题。减排二氧化碳应成为法律下的制度，是竞争的规则，这才能根本解决环保问题。类似这样的课题只有联合国和强国联手才能有效解决。

自由竞争须加上更多的法律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