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补劳动力价格与劳动生产率间的“剪刀差”

信息来自：财经网 · 作者： · 日期：08-07-2019

2010年08月22日

工资增长与劳动效率增长不同步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要从失衡走向平衡，本质上就是要弥合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刘易斯拐点的临近预示着工资收入增长的转折，中国未来几年将面临对，劳动力重估的进程，从而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

一、“刘易斯拐点”临近打开工资上升通道

　　当前，学界对中国是否出现“刘易斯转折点”还存在分歧。我们需要分清楚的是，“刘易斯转折点”是工资水平的转折还是劳动力供求的转折?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当前，中国正逐步走出第一阶段，这预示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在这个新的阶段，如何稳步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从而摆脱低水平均衡的陷阱，将是经济良性增长的关键一步。

　　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 22个省区市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超过18%。上海市4月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从960元调整为1120元，广东今年5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升幅度超达到21.1%。北京从今年7月起最低工资标准从原来的每月800元上调至960元，上调幅度20%。中华全国总工会称，今年将有27个省市计划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工资条例》历时近六年，几易其稿，迟迟不能出台，不仅在于利益的份额，也在于对工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会否侵害中国的竞争力优势以及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担忧。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短期通胀总水平的确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推升物价的具体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推升服务类消费价格上涨。相比CPI构成中食品和工业品两大类商品，劳动力成本（尤其是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类消费项目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由于工资的黏性以及向产品价格传导的滞后性等因素，人力成本上升对最终商品销售价格的传导效果可能存在较大程度的削弱，而家政等服务业转移人力成本和提价则相对容易。服务项目在CPI中占 22%左右，劳动力成本在服务价格中占比在20%左右，因此，未来劳动力成本每上升10%，将推动CPI提高0.4至0.5个百分点。

　　二是间接推动制造业产成品价格上涨。资本密集型及附加值较高的企业，一般具有足够的利润消化成本。但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工资占企业生产成本比重较高，工资上涨必然导致企业成本的相对上升。例如，采掘业的比重在2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避免缩减利润空间，将考虑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如果企业生产的是生活消费品，那将直接表现为CPI的上涨；如果企业生产的是工业投入品，其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传递给下游终端产品，从而引起大范围的物价上涨。

　　但是，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触发机制是有条件的，即货币工资的上涨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一般而言，当实际工资与实际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会被劳动力的更高产出完全消化，因而劳动力成本和利润占总产出比例保持不变。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应相当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加上通胀率，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就不会生成通胀或挤压利润空间。

　　二、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间“剪刀差”缩小形成转型的倒逼机制　

事实上，要判断一个国家的成本压力和竞争力，重要的是比较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增长。在一个生产率快速提高的经济体，工资出现增长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的差异，而人均产量的差异归根结底可以分解为如下两个因素：一是人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即技术等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根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这种差异比较，发展中国家要实行追赶必须要完成如下两个过程：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和技术的追赶过程。

从经济转型和效率来看。首先，“涨工资”的目的就是要变“竞次”的路径依赖为“竞优”的路径依赖。我国企业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向下竞争”已经在不断恶化我国的经济环境，对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极为不利。而“涨工资”就是通过更加公平合理的劳动者报酬收入，对那些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力成本低廉型的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或“倒逼效应”，让那些居于产业链低端、没有技术含量、无法保障劳动者权益的企业要么垮掉、要么出走、要么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企业“向上竞争”的机制。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

　　日本在70年代、台湾在80年代都曾经历过。例如日本在60年代以高投资、高化工为主导,第三产业崛起,带动了经济的起飞。但在1970年前后，工资快速上升推动日本在70年代初期进行结构转型。根据日本的经验，“刘易斯拐点”与工资水平上涨后，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普遍提高，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 10%。并且，还出现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转型，低端制造业面临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例如，1970年至2000年的20年内，日本纺织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比例由5.5%下降到1.3%。相反，随着新技术的应用，高端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期电气机械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子设备等占比持续提高。

　　因此，工资上涨与劳动效率之间“剪刀差”的缩小不但不会造成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反而会形成新的促动力，使中国在面临刘易斯拐点与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同时，由于工资水平上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转化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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