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作为城市化空间组织的主要形态,人口和城镇数量密集,中心城市地位突出,城市之间经济社会联系紧密,具有高度开放、多中心、高密度、强流动和网络化等特征^[22-24]。这些特征决定了城市群的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特征具有特殊性,下面主要归纳为五个方面：

空间组织形态的网络化。城市群地区日渐发达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使得网络空间秩序深刻影响着城市群内部的空间结构^[25],水平方向的网络联系成为城市群空间组织的重要特征^[26,27]。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节点”通过各种类型的交通“廊道”联结,形成了城市群城乡地域空间组织的骨架^[28],强化了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

空间组织尺度的层级性。城市群地理空间尺度与政策空间尺度的多级、多类型叠 置^[29],使得其城乡相互作用关系也呈现出多层级性,比如县域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市域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跨行政单元城乡一体化组织等。而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与其外围乡村地区的相互作用强度之间存在差异,中心城市对乡村要素的集聚能力及其对周边乡村腹地的扩散效应明显高于其他城市。不过相比于其他地区而言,城市群地区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更强调大尺度、长距离的城乡关联,即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县（市）、乡（镇）以及次级中心城市之间的城乡互动。这种关联将打破行政界限的约束,并具有明显的网络化特征。

空间要素流动的多向性。城市群地区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为城乡要素的流动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使得其相比于别的地区更为频繁、迅速,并且乡到城、城到乡与城到城的要素流动并存,行政区边界对要素流动的阻碍作用相对弱化,多向性与跨区域性流动特征明显,与外部区域的相互作用也在不断加强。尤其作为高度城市化地区,城乡人口的网络化流动趋势更加明显。

空间组织效应的叠加性。城市群地区城市对周边乡村地域的非农化转化或辐射带动较为强烈,并且在乡村人口非农化、产业非农化、土地非农化甚是文化习俗等方面产生了多重效应。尤其随着城市群连绵化趋势的加强,更多的乡村地域受到多个城市的叠置影响,乡村地域也会为多个城市提供乡村性服务功能,乡村转型发展也更为迅速。

空间组织功能的多样性。城市群是一个城乡功能完善的地域空间,城市地区与乡村地区功能均衡互补但存在差异。城市群内部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30],城市地区人口与经济高度集聚,成为主要的居住空间,并主导着产业经济的运行;而乡村地区功能多样性相比于其他地区则更为明显,兼具有农产品生产功能、居住功能、生态功能、休闲服务功能以及对城市空间增长的限定功能等。并且,随着城市地区与乡村地区界线的日渐模糊,这种二元结构在空间上逐步向“三元”结构转变,在城市地区、乡村地区之间形成了城乡融合区。

城乡地域系统是一个由多元要素构成、受多元主体影响、形态与功能多样的复杂系统,其有序化、高效化、均等化的转化过程取决于行为主体、物质空间、要素系统及功能。因此,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就是要通过城乡物质空间的建构、主体空间行为的规范、城乡要素系统的优化配置以及城乡地域功能的整合,来建构高效的城乡空间关联与相互作用秩序,促进城乡资源配置从低效转为高效、空间秩序从无序转为有序、社会文化从割裂转向和谐、公共服务从非均衡转为均衡、生活质量从差异转为均等,以形成一体化的城乡地域空间结构。其中,城乡物质空间的建构是基础,即建成由城乡自然环境与建成环境共同构成的客观实体空间,为城乡社会经济活动提供空间载体与通道;城乡主体行为范式的确立是约束,即确立高效、均衡、共享、可持续的行为范式来规制政府机构、企业、城市居民、乡村居民以及一些非正式组织等城乡主体的行为;城乡要素系统的优化配置是动力,即选择要素移动的最有效路径结构,促进城乡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流动性要素在土地要素上的协同与高效配置;城乡地域功能的整合提升是内在要求,即以城乡地域功能需求为导向,逐步推进地域单元功能的置换、更新、集聚、疏散以及共享,促进城乡生活功能、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有机融合,以满足生产、商贸、交往、休闲、娱乐等相结合的多样化的城乡生活模式（图1）^[31]。

对于城市群地区而言,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内容也在于城乡物质空间的建构、主体空间行为的规范、城乡要素系统的优化配置以及城乡地域功能的整合等四个方面,只是城市群地区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任务重点与其他地区应该有所差别,以便更好地建构中心、次中心城市与腹地区域的城乡空间关联与相互作用秩序,更好地促进城乡要素跨区域的优化配置与流动。在城乡物质空间的建构过程中,培育现代化或国际化的大都市与构建高品质、特色化的乡村空间并重,重视区域性生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特别强调跨区域重大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化与高速化,促进城市群范围内的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一体化;在城乡主体空间行为范式的确立过程中,建立城乡统筹发展跨区域协作框架,强化乡村主体的能动性以及精英主体的带动效应,以维护公平与可持续生存环境为行为目标导向,避免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利益偏向的政策导向与资源剥夺;在城乡要素系统的优化配置过程中,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通道,突出城乡要素跨区域流动路径建设,实现资源要素在城乡空间的优化配置,促进优质资源要素主动向大城市集聚的同时,引导次级资源要素向中小城市集中,并充分挖掘乡村资源要素价值,在城市群范围内构建有序的城乡要素流通网络,加强资源要素流动的外部开放性与国际化趋势;在城乡地域功能的整合过程中,促进城乡地域系统功能组织相互衔接,实现宏观尺度上生态、生活、生产功能的协调均衡,微观尺度上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功能混合^[32],推进不同城市之间的纵向等级结构建构与公共服务质量的全域均质化建设,提升乡村地区对城市地区农产品与休闲服务产品供给的能力,尤其应充分发挥其生态基底功能以及对城市空间增长的约束作用,以生态空间固化城市群空间结构。

集聚与扩散是区域空间发展的基本动力与过程^[33]。在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过程中,城乡相互作用关系的建立是通过技术、资金、人才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与扩散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城乡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具有选择性、阶段性特征（图2）,其流动速度越快、频率越大,城乡一体化的广度与深度也越强,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网络化趋势也越明显。集聚与扩散的路径方向、跨度以及要素“流”大小与城市群的成长阶段密切相关,并且受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影响力、跨区域基础设施网络的通达性以及行政边界的阻扰力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并随着城市群的多中心化、一体化的发展,逐步由近距离流动向跨行政区流动、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向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单一路径的流动向多路径流动以及单中心的集聚—扩散向多中心的集聚—扩散转化。要素在集聚与扩散的过程中伴随着多重效应的产生,有集聚规模经济也有集聚规模不经济,会产生内部效应也会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要素组织的角度来看,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过程就是要通过对“要素流”本身的管理,以及对影响“要素流”的通道与节点的优化^[34],在尽可能强化集聚与扩散过程中的正效应的同时,减弱其对城市或者乡村所带来的负效应,以提升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整体效应。在此过程中,人口作为最核心的要素,中心城市城区作为主要节点,跨区域交通与物流作为主要路径通道,起着影响全局运行状态的关键作用。

城乡空间资源具有稀缺性、功能多样性与外溢性等特征,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功能需求的多样化,必然导致各类行为主体之间对空间资源的相互竞争。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目标主要有三个,即获取经济利益、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社会效益。在竞争过程中,不同的行为主体有着不一样的空间需求和空间偏好,目标利益导向也不一样,空间资源争夺与开发利用的能力也存在差异^[13],往往会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空间冲突”,即在人地关系作用过程中伴随空间资源竞争而产生的空间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对立现象^[35]。城市居民的空间需求与偏好主要源于对居住场所的要求和良好居住环境的渴望,但其竞争力和影响力都非常有限,并受公众参与机制与住宅购买能力的影响;乡村居民的空间需求与偏好不仅源于居住场所与居住环境的需求,更源于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其竞争力和影响力更是甚微。企业总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选择合适的空间区位,而企业在空间竞争中的选址、搬迁和扩张行为,不仅可以影响到居民的空间偏好,同时还可能强烈影响到政府的空间政策。应该说,政府机构是最具空间资源竞争能力的主体,其参与空间资源竞争的过程更多地体现在空间利用政策与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公共开放空间的保护、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决定了居民与企业参与竞争的规则及其竞争力大小,并试图寻求公众利益的均衡（图3）。

然而,城市群地区空间资源的多功能价值更突出,所集聚的政府机构、企业、城市居民、乡村居民以及一些非正式组织等城乡行为主体更为多元,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空间资源的竞争更激烈,并且不仅局限在行政单元内部,更多的是行政单元之间的争夺。这种竞争一方面可能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力,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更多的“空间冲突”问题。因此,从主体层面来看,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实质上是城乡相互作用过程中,各类城乡行为主体在空间资源的竞争中产生的空间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过程。合理的空间组织方式可以有效应对空间资源的稀缺性,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空间的优化配置,平衡和化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空间资源竞争与开发利用的冲突,逐步引导城乡主体行为从空间资源的无序竞夺转向空间资源的有序竞合,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类主体以及各行政单元主体所需要的生产环境、就业环境、居住环境、生态环境,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活动空间需求与空间供给之间的均衡,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的均衡,从而构建和谐共享的城乡人居系统。

协同与共生是复杂系统结构有序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共生是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物质联系生活在一起。协同是指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通过协调合作,达到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各个要素功能之和的一种系统结构状态。共生必然导致协同,共生是协同的基础,协同是共生的必然结果^[36]。城市群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存在的协同共生关系更为多元复杂,包括自然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协同共生,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协同共生,以及城市系统与乡村系统之间的协同共生。城市群协同共生的实质是在自然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下构建起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良性互动关系,自发地形成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37]。因此,从系统的角度,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就是要在城乡地域系统自我演变与发展过程中,寻求一种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一体化共生发展模式,促进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有机整合,从而构建一个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共生发展的城乡统一体。城市群城乡之间的协同与共生,与城际之间的协同与共生并存。

竞争是推动城市群协同共生的重要动力。在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过程中,城乡行为主体对有限空间资源的竞争,使城乡地域系统发生着从非平衡状态到平衡状态,再到另一个不平衡与均衡状态的不断反复的自组织过程,这也是城乡互动与共生模式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并最终以一体化的共生模式推动系统向有序结构的演化,通过协同效应的综合发挥提高系统运行的高效性。

综上所述,“集聚与扩散”从要素组织层面解释了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机理;“冲突与均衡”从行为主体层面解释了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机理;“协同与共生”从系统结构层面解释了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机理。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引发竞争,竞争意味着冲突与均衡的产生,冲突与均衡的循环往复推动了协同与共生。“集聚与扩散”、“冲突与均衡”、“协同与共生”三大机理,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推动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优化（图4）。

城市群地区城乡关联的网络化特征十分明显,并具有典型的梯度分层、双向选择、连接阻塞、中心集聚等异质加权网络特征,因此,复杂网络分析与建模可以较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特征及运行机理,尤其在要素流动网络方面。关于复杂网络分析,在诠释社会、经济等实际网络结构特征、演化机制及其动力学过程中效用明显。近年来,随着图论和统计物理的融合,复杂网络理论取得大发展,城市系统网络拓扑连接的复杂性规律研究成为热点,而从网络关系系统科学角度,城乡关联系统的空间自组织运行规律—交往协同演化机制的复杂性研究还相当薄弱^[38],有待进一步探索。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网络模型的建构,可以在已有较成熟的加权、异质网络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基于网络节点集（V）、边集（E）、要素集（F）框架,利用度系数、节点影响力、边权、群聚系数、阻塞系数等异质网络、加权网络参数,嵌入地理区位、设施网络、城镇等级、城乡差距、乡村转型、生态保护等影响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重要因子（图5）。

多智能体系统是一种强有力的复杂系统分析与模拟工具^[39]。基于城乡多元主体的竞合作用,多智能体建模及其与GIS的有机结合可以有效反映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微观机理及过程的表征、模拟。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多主体模型构建过程中（图6）,以居民、企业、政府及非正式组织为主体类型,并分为城市主体层和乡村主体层。各层主体决策规则的设计建构在各子类主体的经济社会生态行为活动与区位选择路径及空间效应,强调城市主体层与乡村主体层的交互作用,尤其需关注乡村要素主体功能与价值在城市群体空间组织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