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1-27

政府发放每名大专生 200 令吉的购书券，原先是希望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让他们能到特定书局购买参考书与文具，以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但部份学生却将书券上网拍卖或要求套现书券，委实辜负了当局的美意。

根据统计， 2009 年我国有 40% 的家庭每月收入低于 2 千 300 令吉，这些底层家庭共有 240 万户，而底层家庭小孩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仅 45% ；反观 40% 中层家庭（每月收入 2 千 300 至 5 千令吉）、 20% 顶层家庭（每月收入 5 千令吉以上）所得家庭的小孩，有逾八成受高等教育，而高低家庭的教育支出差距也升至 10 倍的历年最高。

以上这些数据隐藏著严重的世代不正义。如今富者可以一年花数万令吉把小孩送到国际学校，穷人却连区区数百令吉的学杂费、购书费都缴不起。这个教育资源的差距不仅在小学、中学，也同样出现在大学教育，这些教育资源上的差距，至终必然会推升下一代的贫穷差距，使得贫穷者陷入“贫穷循环”。虽然今天大学毕业者的收入较昔日升幅不大，但相较于各学历仍高出许多。依目前市场调查，大学毕业起薪约 2 千 500 令吉，至于拥有大专文凭与大马高级学校文凭者分别起薪为 1 千 800 与 1 千 700 令吉。这项调查显示是否受高等教育，确实对日后的薪资水准影响甚钜。

面对市场经济所带来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政府能坐视不管，一切都交给市场决定吗？当然不行。 19 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马歇尔（ A.Marshall ）、魏特赛尔（ J.G.K.Wick Sell ）曾指出：“市场所产生的所得移转，将会形成极大的不公平，任何对完全竞争的干预，把富人的所得移转给穷人，对于经济社会都是有利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市场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公平，但仅追求生产的效率而忽略所得分配的公平，非但不利于社会和谐，随著贫富差距扩大，也将抑制消费动能而影响经济成长，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重新分配手段修正市场的所得分配。

所谓重新分配就是透过征收累进税、社福支出、教育支出等财政收支政策，将富人的所得移转给穷人，藉以修正市场分配的不公，维持社会的和谐并提升消费的能力，奥巴马总统欲向年薪 300 万令吉以上者征收 30% 的富人税就是这个道理。遗憾的是，这些年多数国家皆不断对富人减税，这些取巧的政策非但使得如今各国政府负债累累，也让政府重新分配功能日趋式微。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全球如响斯应，一股“仇富情绪”蔓延全球，即反映出小老百姓心中的怒火。

我国的政治人物在公开演说中总喜欢强调世代的正义，总不忘表示要如何扭转当前分配不公平的局面，但用相关统计来检验当局的作为，却会发现世代不正义的情况非但没有纾缓，反而更为严重。高所得家庭的孩子多数以奖学金读大学，而低所得家庭的孩子即使考上大学，多半也须靠贷学金完成学业。如此让低所得家庭负担更沉重的学费，而让富有家庭享受更多高等教育资源，已属不公，而日后在职务的竞争，穷人家小孩早已输在起跑点，贫穷差距如何不继续扩大？

或许有人会说，政府不是已延长助学贷款摊还期限了吗？政府不是也给予低收入家庭若干援助金吗？但这些对经济弱势者的协助实在是杯水车薪，仍无法让穷人家的孩子和富人家的孩子有著立足点的平等。政府或许可以改变发放购书券的方式，将富人家孩子的购书券让给真正需要购书券的穷人家孩子，让后者能获得更多实惠；政府对于穷人家孩子的教育资源绝不该吝惜，以让有心向学的孩子都能在最小财务压力下，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不但符合社会正义，也是改善贫富差距的不二法则。

政府是要撙节今日的教育经费，而于日后多支出些社会救济金？还是今日多制定些预算让穷人家小孩受教育，而于日后少花些救济金？答案显而易见，把钱花在教育上是划得来的。政府年年说要改善贫富差距，也经常成立专案小组，但官员是否有关怀弱势者的热情，是否有向后看 20 年的眼光？否则任凭成立再多扶贫计划，也夫复何用？（星洲日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