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3/19

红坭山反辐射　 20 年斗争不休

反对澳州企业莱纳斯于关丹设立稀土场的“绿色盛会 2.0 ”大集会，于 2 月 26 日轰轰烈烈在关丹成功举办，估计有超过 1 万 5000 人的民众从全马各地出席该项盛会，共同展示拒绝稀土与捍卫大马环境安全的决心。

而全马各地也同时间举办“绿色盛会 2.0 ”声援活动，其中最让人瞩目的，就是霹雳州红坭山亚洲稀土厂原址外的集会抗议，因为红坭山反辐射抗毒长达 20 年的斗争，其所付出环境和健康的惨痛代价，是现今关丹稀土厂最好历史借镜

亚洲稀土厂早在 1994 年宣布自动停产，并于 2003 年正式拆厂，同时在甲板后山佐汉河附近设立亚洲稀土永久埋毒槽，但红坭山抗毒事件并未落幕，因为埋毒槽仍在建设当中，估计 2014 年才会完成，并于两年后交予霹州政府管理。

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主席丘运达接受《东方日报》专访表示，如今委员会所剩下的工作有二，其一就是继续照顾当时受辐射感染的病童，其二是监督亚洲稀土永久埋毒槽的工程进度，每三个月一次出席厂方汇报会。

红坭山抗毒事件看似已经告一段落，但事实上还有 8 万 5000 桶的稀土生产过后所遗留的放射性钍（ thorium ）废料， 20 多年来一直暂时寄放在升旗山内的混凝土仓库内，这些钍废料，直至 2010 年才被处理！

参与红坭山反辐射抗毒运动 20 余年的化学与环保工程师陈嘉庆博士接受电访时指出，如今位于甲板后方的亚洲稀永久埋毒槽，理应在 2006 年建好，但负责单位表示因技术问题，而延误至 2010 年才动工。“真正应该优先处理的是这 8 万 5000 桶最危险、放射性最强烈的钍废料，因为每桶钍废料多达 200 公斤， 8 万 5000 桶即是有 1700 万公斤的辐射废料放在升旗山内，即 20 多年来，万里望与红坭山附近的居民，仍然暴露在可能受到辐射危害当中。”

据《星报》 2010 年 6 月 13 日的报导，亚洲稀土永久埋毒槽在 2010 年 1 月才动工，《纽约时报》在 2011 年 3 月 8 日报导指出，厂方是在该年 8 月才将 8 万 5000 桶钍废料，移至亚洲稀土永久埋毒槽。

甲板埋毒　错误决定？

1983 年轰轰烈烈的反辐射抗毒运动，其实是从反对政府将埋毒槽建在甲板开始，吊诡的是，兜兜转转之后，最后亚洲稀土埋毒槽仍然回到甲板，那抗毒运动算成功吗？

曾因参与红坭山抗毒事件而在 1987 年的茅草行动当中，遭《内安法令》扣留两年的陈嘉庆博士表示，让辐射强度要在 140 亿 5000 万年才会减半的钍废料继续埋在甲板后山，是个错误的决定。

丘运达指出，最棘手的就是要设立埋毒槽处理庞大的放射性废料，厂方与州政府最后圈定的地点，是距离市区只有 3 公里的甲板后山，虽然委员会极力反对，但是政府最终还是通过甲板作为埋毒槽，而如今委员会所能做的，就是监督埋毒槽的工程。

据槟城消费人协会所出版的《红坭山辐射毒害事件》资料显示，委员会在 1984 年就已经分别邀请到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小组、英国物理专家、美国国家科学院辐射生物影响小组、日本工业废料专家等到甲板作鉴定，均一致认为甲板该地点不适合用以作辐射埋毒槽。

永久埋毒槽安全受质疑

在亚洲稀土厂生产过程中所遗留具辐射性的钍废料，如今被埋藏在在甲板后山的永久埋毒槽，近打河流域的居民，甚至广大的马来西亚人民都可以询问，这样的罝放方式安全妥当吗？

陈嘉庆博士说，永久埋毒槽处理这 8 万 5000 桶钍废料的方式，其实就是用塑料与高密度黏土，以及岩石等各种障碍物将钍废料层层围绕与外围阻隔开来，以防止钍废料的辐射线向外界，也避免其渗透地下水或辐射尘透过空气撒落到各地。

“可是，各种天灾人祸的风险是无法预料，连日本、法国这些高科技先进国的核能发电厂也发生过辐射外泄的意外，亚洲稀土永久埋毒槽的辐射尘外漏的风险，绝对可以降低，但没有办法 100 ％排除。”

陈嘉庆指出，如果甲板发生水灾或土崩，或埋毒槽成为恐怖袭击的轰炸目标，都会危害到钍废料与外界接触，届时辐射尘透过水流与云层扩散出去，受到辐射影响的将不只限于近打河流域，而是方圆数千公里的整生态环境，都将受到辐射污染。

“连泰国与澳州内陆都可以淹水，如今还有什么天灾是确保绝对不会发生的？将埋毒槽设在甲板后山这个天然资源丰富的森林处女地，完全是个愚蠢的决定。”

随意丢弃废料　承包商良心受责

设于霹雳州红坭山新村对面的亚洲稀土厂是在 1979 年开始运作，但是红坭山村民是在 1983 才发动抗议厂方生产稀土，以及在 1985 年向法庭申请禁令要求其停止生产稀土，和妥当处理之前乱丢的辐射废料。

即是说，年产 2250 吨具放射性钍废料的亚洲稀土厂从 1979 年至 1985 年之间，其具辐射的废料都随意丢弃处理！而当年曾替厂方承包废料处理的吴先生也证实了此事。

已经 60 多岁的吴先生表示，当年从事罗里运输的他被亚洲稀土厂所开出的高价所吸引，不过他已经忘记是哪一年开始承包废料处理工程，仅记得大概做了一、两年。

“那些软绵绵和具有臭酸味的废料，看起来就像湿水的白灰一样，厂方也仅告知这些废料可以当‘肥料’，当时我想著肥水不留外人田，于是就载了 4 罗里的‘肥料’倒在我舅舅的菜园，其余的就悉数丢在附近的矿湖、路边与空地。”

数度强调本身就快“行就将木”的吴先生表示，他乱丢辐射性废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所以即使面对可能遭到《内安法令》扣留的危机，但面对著责任与良心的责备，他都要将事实说出来。

自责的吴先生表示，其受钍废料辐射牵连的舅舅，以及当年所聘请的两名罗里司机以及一名神手驾驶等 4 人，早已经“英年早逝”。“最早去世的是锡克裔罗里司机，他把辐射废料载回家当石灰用来砌墙，数年后连另一名罗里司机与神手驾驶也死了，当时他们都正值 30 多岁的壮年，我舅舅同样也在此事数年后去世。”

辐射强度比环境高 800 倍

吴先生的罗里一车可以承载 8 公吨（ 8000 公斤）的钍废料，当年他处理的废料每星期至少一、两罗里的，估计承包期间丢弃在外的放射性废料不少于 200 车！即是说，至少有 1600 公吨的钍废料被丢弃在外！

他指出，当年日本辐射与遗传学专家市川定夫到来亚洲稀土厂旁边的空地和池溏测量辐射水平，结果发现该处辐射性极高，最高者的辐射强度比环境高出 800 倍！其他丢弃地点包括万里望、拿乞、九洞、孟加兰、文冬、波赖等地的废矿湖、农场、屋旁和路边，以及亚洲稀土厂后方的池溏与河流。

而吴先生本身，由于当年曾用手棒过钍废料靠近鼻子用力嗅了嗅，如今他的双手、嘴角、颈项与额头等位置都长了许多不知名的大型白班，如今甚至连呼吸都有困难，而吴先生的整个家族从来都没有过类似的病征，他怀疑那就是碰触过钍废料的后遗症。

村民生下先天性智障儿

黎群是红坭山新村的居民，她是 1982 年亚洲稀土厂扩建工程承包商的建筑工人，在这段工作期间黎群怀孕了，并于 1983 年生下具有先天性智能障碍的谢国良。

黎群指出，在国良两、三岁时就察觉到他异于常人，除了体质虚弱经常生病，也无法说话以及目不能视物，并且眼球先天性突出，经过手术过后，国良无法自制而搓眼睛，以及右眼全盲，左眼视力微弱。

黎群坚持养大这名孩子，虽然生活一贫如洗，但是黎群 29 年仍然坚持，含辛茹苦地将国良带大。如今的谢国良已经 29 岁，但是仍然由年届 70 的黎群所照顾，但是目前老人病缠身的黎群因膝盖关节疼痛而不良于行，而其最担心的是往后的日子谁来照顾孩子。

教育程度不高的黎群在最近才得知，原本亚洲稀土厂在 2003 年曾捐出 50 万令吉予雳州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但是委员会随后将 50 万款项，捐给董教总作华教子弟的贷学金。

黎群表示，红坭山新村居民 20 多年来深受亚洲稀土厂的荼毒，多少人因此而失业与生病，甚至逝世，希望这 50 万令吉应该是以照顾抗毒事件当中受害者为先，而不是悉数捐予他人。

孩童患血癌脑膜炎

在亚洲稀土厂运作期间，其邻近地点出生的孩童患上血癌、脑癌，或先天性残缺的孩童出奇地多， 80 年代的红坭山新村，共有约 15 名小朋友被诊断出患有血癌与脑膜炎， 20 年后的今天，只有 4 人存活下来，其余的小孩都已经不治。

霹雳州反辐射抗毒委员会医药基金负责人曾金莲说，该基金会是在 1991 年时所成立，主要是用以照顾受亚洲稀土厂辐射感染而病变的无辜受害者，目前仍继续照顾的有两名血癌患者、一名脑膜炎患者，以及智障青年谢国良。

曾金莲表示，在反辐射抗毒期间，红坭山居民在医生和专家的协助替新村内的小孩检验血液，发现有多达 60 名的孩童的血液含铅量偏高，其中 7 人患上了血癌。

据知，红坭山新村附近除了亚洲稀土厂，就再也无其他铅毒来源了，血液内若铅过高，其会侵入骨髓，形成单核白血球，白血球破坏之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亦将丧失其功能，也就是血癌。

据《红坭山辐射毒害事件》资料统计， 80 年代期间的红坭山附近居民，共有 7 名孩童实证患上血癌、 3 人患有脑膜炎、 5 名孩童先天性残缺，他们如今仅有 4 人存活下来，而这些数据仍还未包括 5 年内红坭山妇女流产率高达 13.9 ％，以及当地的婴儿夭折率比全国高出 3 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