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6月30日 

• 评论: 詹运豪

马来西亚寻租经济的一个重要和有意为之的副作用，就是利用新经济政策来富裕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巫统（UMNO）。像所有执政党一样，巫统一直需寻找资金来维持党的运作。如果说巫统需要商人，就像商人需要巫统一样，这并没有错。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的交易关系：巫统希望通过新经济政策下扶助的马来商人，捐款给该党，尤其是在选举期间。在商学院的词汇中，这是政治恩主和商人侍从的双赢局面。

这种寻租生态系统是自我持续的。新经济政策为巫统提供了无限的机会来“提升”马来人，而巫统也通过这些机会得来的资金扩大党的权力，也塑造了一大批依附于执政党及种族理论而成功的特殊商人阶层。

这体制的成本远远超出了大量未申报的税收，这不只让一小群无所事事的商人受益，并在社会各个层面散播仇恨和不信任。所有 NEP的 福利，从学生奖学金到商业机会，再到自我定义的土著，对年轻的非马来少数民族带来了高度的伤害。一个非马来人完成高中后，本能地知道，他进入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机会比他的马来同学低。

大学固打制度，即使其影响没有正式说明，也确保了马来学生总是占上风。奖学金也是如此。即使一名马来学生的父母是百万富翁也无所谓——他或她仍然有可能获得专门给于土著的奖学金和大学录取。

不出所料，马来西亚生活各方面对非马来人的制度化歧视，导致大量非马来人人才流失。 对于许多马来西亚华裔和印裔来说，解决种族主义扶弱政策的最佳方案就是移民到另一个国家，在那里他们将面临更少的种族歧视，至少在那里绩效制度受到更多重视。

人才外流

自新经济政策推出以来，估计有超过200 万马来西亚人离开马来西亚，其中至少90% 是非马来人。许多人向南迁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半岛南部的一个城邦国家，由西化的华人主导。新加坡的一个标准笑话是，它是由马来西亚华人和印度人打造的，以向他们的前国家展示它因追求以种族为基础的社会而失去的东西。

马来西亚持续的人才流失对于一个目前只有 1600 万劳动力的国家来说意义重大，更不用说那些设法移民的人通常是受过教育和有才干的人。许多接受马来西亚印度人和华人移民的国家——如澳洲、加拿大和纽西兰——都有一个“积分系统”，只接受那些有工作经验、高等教育和有一些资本的人。

我们可以从马来西亚 50 年的新经济政策中吸取什么教训？

首先，旨在使单一种族受益的扶弱政策确实创造了两类受益人。第一类是预期的受益者——目标群体中的弱势成员。第二类是同一族群内的成员，他们没有处于不利地位，但在政策下，他们分享 ，甚至获得新的和扩大的机会。通常情况下，已经拥有资本、知识和人脉的第二类人能够通过利用这些政策将好处转向自己。

在马来西亚，这一切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体制设计的产物：相对较快地，先前处于不利地位的“成功”者变成了寻租者——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不断游说增加新的再分配计划。虽然所有这些都是以正义、种族团结和纠正过去的错误（在某些情况下，以种族至上）的名义进行的，但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新计划都成了轻松赚钱的工具，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寻租游说团体及其政治恩人的地位。

其次，基于单一种族标准的扶弱政策不可避免地制造其他族群的不满而产生紧张关系，其中一些族群可能也有数百万同样贫困或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但无法获得政府援助。由于属于国家不认为处于不利地位的种族类别，这些群体甚至可能会被视为不公正地享有优势或剥削其他人。这种政策自然会滋生种族仇恨。随著时间的推移，政治气候变得种族两极化，无法再进行合乎逻辑的讨论。

废除新经济政策

鉴于过去 50 年深刻的社会、技术和经济变化，马来西亚精英普遍认同新经济政策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如何改变该计划的核心：根据种族标准提供国家福利，尚未达成共识。那些主张改革的人说，新的马来富人和中产阶级应该被排除在他们不再需要的新经济政策福利之外，同时应该有针对性的帮助贫穷的马来人。

非马来政治主流的压倒性共识是新经济政策已经失效，应该制定新的政策（而不是简单地修改新经济政策），新政策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必须以需求为基础。换句话说，这是一项“色盲”的扶弱政策。非马来人认为，即使在“色盲”政策下，马来人仍将受益最大，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中最大的群体。他们相信，通过采取“色盲”经济政策，马来西亚最终可以努力实现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的和解，从而为马来西亚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优势。

我认为这些非马来人的立场是天真和不切实际的，原因很简单，马来人的生存依赖于新经济政策的寻租。马来中产阶级也是如此，他们将新经济政策视为将他们享有的同样有利制度传递给子女的一种手段。他们当然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必须与其他人同等竞争——他们为何需要？

无论如何，新经济政策经过半个世纪的实施，对这个话题进行理性讨论已经变得不可能。出生在新经济政策时代的年轻马来人将其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对他们来说，改革的期待想都不用想。他们将自己的特权地位视为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

另一个重复马来西亚错误的国家，就是南非。当年非洲人国民大会（AFC）上台时，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马来西亚进行“考察”。此后不久，该国通过类似新经济政策的黑人经济赋权 (BEE) 政策。同样的滥权和寻租行为随后在南非重演。就像在马来西亚一样，ANC内没有任何高层政治人物敢质疑 BEE。像马来西亚一样，BEE不断的壮大和扩张。

对于基于种族的扶弱政策所引起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南非政府显然应该采取两个步骤来避开马来西亚的经历：第一是缩小受益阶层的规模（“国家的大多数”是判决国家死刑的字眼）。第二个是明确一个政策结束日期。这些措施不会阻止寻租行为，但却可限制其过度行为。一旦计划让政治人物掌控，其将成为一项永无止境的政策。

詹运豪
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学院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