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6月30日

• 评论: 詹运豪

今年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公共政策——新经济政策（NEP）实施的 50 周年。用美国人的话说，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类比，就是终结南方剥夺非裔美国人权利的投票权法案。新经济政策——作为对占多数马来穆斯林的扶弱行动——改变了马来西亚政治格局。不幸的是，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这也毒害了种族和个人的关系，并形塑了这国家的政体和经济。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一个半岛小国，拥有 3300 万人口，位于泰国南部和印尼北部。大约60%的人口是马来人和穆斯林。非马来人中大部分是华人（约占总人口的 25%）和印度人（约占总人口的 7%）。

由于，种族和宗教混合的人口结构，马来西亚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直到 1957 年通过谈判获得独立，并于 1963 年组建为马来西亚联邦。 1969 年，一场有争议的选举后，爆发了广泛的种族骚乱，数千人死亡。国家被置于紧急状态统治之下，议会暂停。 1971 年国会恢复，政府认为骚乱的原因是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日益严重的经济差距。当时，马来人在公司股权的份额估计为 2.4%，华人为 34%，其馀的据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专业领域也由非马来人主导，而马来人主要是公务员和负责安全事务。

马来西亚经济和社会中的这种种族鸿沟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真实产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有意为之，英国殖民者引进中国人和印度人以协助发展本地经济，其背后原理是认为英国人能更容易控制他们。马来西亚独立后，许多华人和印度人留了下来，他们利用本身的技能、优势以及个人和家族关系，在许多非政府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为纠正这种情况，政府于 1971 年颁布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有两个主要目标：不分种族的消除贫困，以及“重组社会”，使每个行业和经济领域中都有各族群的代表。最初，该政策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因为政治阶层意识到政治稳定，取决于与所有族群都能分享经济的相关利益。

在法律上，马来族获确保在所有经济和社会领域拥有最低30%的份额，并通过固打制，确保其在所有行业中都有代表。许多政府采购和执照只保留给马来企业。政府认识到马来社会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主义的遗产，而像新经济政策这样的扶弱计划可以“纠正”历史遗留下的不平等局面。

合理化马来人议程

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内，新经济政策从一个旨在纠正一系列特定历史错误的再分配工具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生命的怪物。 1970 年代后，马来当权派中出现一种思潮，摒弃国家多元种族化路线，相反，他们想将马来西亚重建为马来人的国家。随著新经济政策拨出的数十亿款项，通过直接补贴提升马来社会，马来精英很快发现，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马来人权利”和“马来人议程”之名来合理化。 ”

突然间，各种原本与NEP无关的计划开始出现。房地产商需给以马来购屋者折扣。银行被告知他们必须向马来企业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甚至股票；而某些政府合约只能授予马来企业。最优厚的海外奖学金，往往是为马来学生保留的，政府投入数十亿款项建设一所只招收马来人和其他土著学生的特殊大学。这所大学目前是大马最大的大学，在马来西亚的 13 个州均设有分校。

马来西亚的经济和社会建基于种族的基础，反过来又产生了一种官方的民族叙事，即马来人是马来西亚的土著，因此有权享受某些福利，而华人和印度人则是非正式的“外来者”或“新移民”。简单说，马来西亚这房子是马来人所有的，而华人和印度人则被视为客人，必须遵从屋主的规定。

这种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被广泛称为““Ketuanan Melayu”（马来霸权），意思是马来人至上。在行政方面，政府将马来人和其他土著标志为“bumiputera”，这是梵文术语，意思是“土地之子”，而其他人都是“非土著”。 这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一半以上的人口是被“选中”的，拥有土著的权利，而其馀的人则被认为没有完全的公民身份。从此以后，所有政府计划都旨在帮助和增强土著，从而为马来西亚新形式的制度种族主义提供合法性。 “只供土著”这个词成为广告和媒体上的标准用语。在马来西亚，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正常的。

你会认为马来人会很高兴，政府全力的，正式的110%支持他们，将他们在经济阶梯上迅速往上推，帮助他们主宰所有职业，并使马来中产阶级走上正轨，拥有国家财富最大的份额，而现在确实也如此。财富从非马来人转移到马来人的过程，更在1980 和1990 年代，伴随著全球新自由主义推动国有企业实行私营化风潮下获得加速，一些马来人大企业就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崛起。一夜之间， 数百名马来百万富翁，以及少数的马来大亨，就乘坐政府私有化的列车应运而生。然而，在此期间，民间论述也充满了马来人的不满。

走上“成功”的捷径

仔细省查，一种不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与马来西亚这个伟大的社会工程计划并行运行。直到 2000 年代中期，想要在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大公司，在法律上都需拨出30% 的股份给于政府批准的马来投资者。结合马来人独有的许可证、执照和轻松贷款的系统，一些马来商人选择走上“成功”的捷径。许多获得优先股、许可证和执照的马来商人，立即将之转售给非马来人以获取即时利润，这违背了帮助马来人通过发展自己的企业和技能，在经济领域获得永久立足点的目的。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从新经济政策中获利丰厚的马来“商人”很快就完全依赖政府合同和恩庇，并认为这是他们应有的。他们的商业模式只是“马来议程”的延续：不断激起马来人对非马来人主导经济地位的不安，这有助于推动马来精英所声称的，政府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保证他们公平的经济份额。

那些想要获得政府合同的非马来商人只能依赖“阿里峇峇”的商业模式，一种合资企业。但这种合资企业只是纸面上的，马来人“阿里”虽是公司的大股东，但公司实际上由非马来人（通常是华人）“峇峇”经营。然后，这些“马来公司”将竞标并赢得利润丰厚，通常“仅供土著”的政府采购计划。 ”

从理论上讲，政府的马来议程成功地在国民经济中创造了很大的马来份额；实际上，大多数“阿里”不知道如何经营他们处于领导地位的业务。他们所了解的是如何游说政府永久维持扶弱政策的重要性。

詹运豪
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学院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