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声：从东南亚华人再移民看大马

信息来自：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 作者： · 日期：28-12-2020

2020年12月27日

自1978年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出现长足的进步，有关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也不例外。这30年来中国对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在数量与素质上，都大幅提升，且多不再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一套理论所束缚和框定，如由周南京主编的《世界华侨华人辞典》或周南京主篇的十巨册《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抑是大块头的实用参考工具书。

康晓丽所著的《二战后东南亚华人的海外移民》2015年版便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书。有关这个华人再移民的课题并不新鲜，只是能有系统地写成一本书，也可能是第一本，主因在于资料不易收集，特别是有关印尼、泰国、菲律宾、缅甸与越南的资料。相对而言，有关大马与新加坡的华人资料较多。

更高层次发展

尽管难度高，作者还是在其3年的博士生研究基础上，完成了这本书，依据此书，二次战后到约2010年，东南亚华裔共移出了约345万人，可这一轮的移民主体倒是很有高比例是脑力型移民，也就是为了求更高层次发展而外移的发展型移民。

这些移民的性质也较为复杂，从印支三国移出的有许多是难民与船民，他们主要移民到美国与法国。其中，也有不少回归印支三国发展重振往日的经济地位。从印尼移出的有不少到荷兰，而菲、泰、马、新移出者更多是去北美与澳洲，其中美国便接收了约65万人。澳洲、法国与加拿大则个别收了约20万，16万与15万人。这均大幅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华裔人口。

新加坡虽移出了约26万人，可也收了约39万人，可说是人才流入大于人才流失。新加坡能有今天繁荣，人均收入全球排名第9，应与人才立国政策息息相关。威权国家未必不能吸引人才。毕竟，人才未必都对政治有兴趣，他们可能更重视出路。

从移出动机看，政治动乱，社会不安与响往更佳的生活，即经济民生动机是主要考虑，如印尼的排华；菲律宾的菲化政策（主要是零售业菲化）；大马的513事件等均是可能的推因。

学术界一般认为跨境移民主要有内因与外因两大类。内因主要指推因（Push Factor，如天灾人祸），外因主要指拉因（Pull Factor），却吸引人往高处望的引力与相应的政策。大体上言，发达国均在1960年代不同程度地放宽了移民政策。其背景因素是，这些发达国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需要更多智力与体力劳动。

只是进入21世纪后，由于增长大幅放缓，政府财政赤字节节上升，失业率也高居不下，工资水平更是停滞不前，这都综合地强化了排外情绪与民粹主义。

可以说，发达国对移民大开门户的时机已渐减少，华人还真得搞好自己国家，而不是一走了之。其实能移民者，也是华人人口中少数，多数还是得留在各自的故土谋生发展。

从类型上看，移出的方法大体上是留学型移民、投资型、家庭团聚型、避难型或跳飞机型（即非法逗留等待时机合法化）。在1980年前后，本地有不少华青便到日本、美国跳飞机；只是多数人，最终还是回国，不算严格意义的移民。

大马相对富裕安定

依据康晓丽的综合分析，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死亡率，马来西亚从1957独立到1970年代，华族共移出约25万人，而1980-2010则移出了约87万人，共约113万人。有关华族人口的流失向来便受到华社的关注，文平强博士便曾指出，从1957年到1991年，华族便移出了约110万人。文平强的时段是1957-1991；康博士是1957-2010。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大马是相对富裕与安定的国家，在人均收入与生活品质方面只输给新加坡与汶莱，为何移出率竟远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倒是耐人寻思，大马真的那么差劲？还是大马华人成就更高更强，也拥有更有利的移居条件，如更有能力到外国求留，学成后留在该国或大马护照更好用，更易进入他国？这是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愿回国者不多

虽说，我国也有要专才回国计划如人才机构（Talent Corp），可愿回国者不多，更令人深思的是少数回国者最终依然选择用脚投票一走了之！这是否与土著优先政策有关？抑或是华族要求太高？随著发达国排外情绪升高，会否有更多华族选择留在本国或再回流大马则有待观察。

有道是物以类聚，人才、资金、技术、知识、信息高端产业等，都有互补增强的作用；其中又以人才为最重要，若一国缺乏中高端人才，无法发展中高端产业与创造中高端收入，那么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人才、资金、技术等会更稀少，流失更多，最终全民升不了级成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两边不到岸的尴尬国家。

这就是当前大马的尴尬状态──中等收入陷阱。无法摆脱这个中等收入困境的国家，也有可能成为问题丛生的国家。

孙和声

时事评论人

经济策划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