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格局及对华影响

信息来自：社科院日本所 · 作者： · 日期：08-07-2017

2017-02-19

内容提要：

东南亚、南亚和中亚不仅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同时，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也有着长期的政治和经济布局。日本在上述地区的直接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南亚则增长潜力巨大。由于亚太地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高需求，所以日本瞄准商机，抢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基建市场，与中国展开竞争。中日在地区、多边层面竞争加剧的同时，也面临着依托“一带一路”多边框架实现合作、促进互信的重大机遇。

2015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公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步入实施阶段。目前在中国周边，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均为丝绸之路沿线重要国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自我国向西延展的首站，具有重要的枢纽作用。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十国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也是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点规划之一。另外，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各国，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北上可与中亚相连，南下则接通广袤的印度洋，处于“一带”和“一路”的交汇点，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可见，中亚、东南亚和南亚不仅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地区。

然而，日本在上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也有着长期的政治经济布局。近年来，日本日益重视“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各国，加速推动向该地区的产业转移，尤其是日本在上述地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投资新动向，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一、以东南亚为主体的直接投资地区格局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三个重点方向中，日本的直接投资地区格局存在着较大差异。截至2014年底，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看，日本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最高，投资余额达到18.84万亿日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余额的13.36%;对南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印度，投资余额达到1.63万亿日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余额的1.15%。与上述两个方向相比，日本对中亚方向的直接投资存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东南亚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南亚的增长潜力巨大，而中亚则暂时影响甚微。

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看，近年来，日本对东南亚方向的直接投资大幅飙升，对南亚方向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对中亚方向的直接投资则低位徘徊。

如表1所示，在“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最高，且增速较明显。2005年日本对东南亚直接投资仅5575亿日元，此后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虽有所波动，但仍基本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并于2011年和2013年先后突破万亿日元和2万亿日元大关。2015年日本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再创新高，达到2.4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2.17%，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5.48%。从国别看，日本投资的绝大部分都流向了较发达的原东盟五国(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不过近年来，日本对越南投资的增速明显。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调查显示，2013财年在越南投资的日本海外法人企业数比上年增长5.5%，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另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ＲO)的最新调查显示，在越投资的日本企业中有六成以上计划扩大投资。南亚虽然在日本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不高，但是自2006年以来也呈明显增长态势。2005年日本对南亚直接投资仅296亿日元，从2006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增，2008年达到创纪录的5669亿日元，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也从2005年的仅0.59%提升为4.28%。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后日本对南亚直接投资出现下滑，2011年降为1857亿日元。

近年来，日本对南亚直接投资再次回升，2014年达到2028亿日元，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69%。2015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成功拿下印度首个高铁订单，预计未来日本对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国家直接投资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国别来看，日本对南亚直接投资中95%以上都集中于印度，但近年来日本对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投资也出现增长。相比之下，日本对中亚的直接投资无论是金额还是项目数量都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且年均投资项目数在5件以内，波动也较大。

二、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直接投资产业格局

与日本在欧美的直接投资以非制造业为主不同，长期以来，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确保资源、能源稳定供应、开辟商品市场和扩大地区影响力等目的，日本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主要以制造业为主。据日本银行统计，截至2014年底，日本在东南亚直接投资中，对制造业的投资余额为10.46万亿日元，占日本对东南亚投资总额的55.50%，也占到日本制造业投资总额的16.04%。而日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更加集中在制造业，投资余额达到1.22万亿日元，占日本对印投资总额的74.84%。其中，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和化学、医药类是日本对东南亚及印度制造业投资最多的三个领域。与此同时，出于获取中亚能源资源的动机，日本在中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和运输业等非制造业领域。由于日本对中亚直接投资的年均金额仅数亿日元，在日本整个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格局中所占分量极其微小。

近年来，日本对东南亚制造业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从2005年仅4320亿日元，到2015年达到13347亿日元，增长2倍多，并且约90%的投资都流向了原东盟五国(参见表2)。其原因主要有:(1)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对外投资战略中，亚太地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2)中国各大城市工资成本不断上升，而东南亚地区劳动力丰富且价格相对较低，有助于日本企业降低生产成本;(3)东盟已于2015年底正式成立共同体，日本各界看好未来东盟大市场将带来的商机。因此，近年来日本企业大量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生产基地。

目前，日本对东南亚制造业投资存在两大趋势。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看好新加坡的投资环境，将公司负责管理、协调亚太地区生产与营销的亚太总部转移到新加坡。据调查，目前在新加坡投资的日资企业中约48.6%在新加坡设有地区总部，有28.1%的企业正考虑在该国设立地区总部。另一方面，泰国由于地处东南亚核心位置，已成为日本汽车、化工和钢铁制造业对亚洲投资的重镇。此外，劳动力成本更低、继续享有人口红利且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的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吸引日本制造业企业投资方面的潜力也不断提升。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2015年底发布的《2015年度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制造业企业(未来三年)最有可能开展业务的国家和地区中，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分别位于第二位、第四位和第五位。

与此同时，印度也日益成为日本制造业投资的重点地区。2005年日本制造业对印度直接投资仅290亿日元，2008年则达到创纪录的5115亿日元，此后虽大幅下降且波动较大(参见表2)，但近几年来印度已取代中国成为日本制造业企业眼中最具潜力的投资对象国。据JBIC调查显示，未来三年日本制造业企业最有可能开展业务的国家和地区中，印度连续第二年高居榜首，并且其得票率自2006年开始就一直保持在40%以上。

日本制造业企业看好印度的主要原因在于:(1)印度市场的增长潜力巨大。印度一直被视为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在2003～2010年高速增长期间，印度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8.3%。近年来，印度投资者信心日益增强，其外部脆弱性也逐渐消退。据世界银行预计，2015年印度经济增长率为7.5%，2016年将进一步增至7.8%。(2)印度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印度人口众多，且劳动力工资水平低于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和中国。(3)日印两国关系近年来快速发展，双方对日企投资政策支持较大。2011年日印两国签署了旨在促进两国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经济合作协定。2014年日印首脑举行会谈，决定建立“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双方制定投资目标，力争五年内使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和日企进入印度数量增加一倍。

三、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投资新动向

近年来，东南亚和南亚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以交通、能源为中心的基础设施需求也日益增加，基建市场不断扩大。而中亚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缓慢，交通和物流问题对经济增长形成重大制约。面对整个亚太地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高需求，日本政府瞄准商机，将基础设施出口与投资作为“经济成长战略”的重要支柱，积极争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基建市场。

（一）提出“高质量”口号，助力基础设施投资

2015年5月，日本政府提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宣布将在今后5年内向亚洲地区各国提供1100亿美元援助，用于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同时，日本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将利用日元贷款修建的印度德里地铁和越南河内“日越友好桥”等项目宣传为“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典型示例。在同年7月举行的第七届日本与湄公河区域国家首脑会议上，与会各国通过了今后三年日本与湄公河各国的合作方针———《新东京战略2015》。日本表示，将向湄公河流域五国提供7500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并提出将基于此前发表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与亚开行合作，推进湄公河地区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在城市开发、能源、运输、排水供水系统、农业和粮食产业、电信等各个领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同年11月21日，首相安倍晋三又在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公布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实施细则，提出今后日本将通过国际协力机构(JICA)、亚开行和国际协力银行(JBIC)等三条渠道，为亚洲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以求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畅通融资渠道，2016年初日本政府通过《国际协力银行法》的修订案，计划放宽JBIC的投融资标准，解禁该机构对亚洲高风险项目的投资。其中，将瞄准风险虽高但收益也高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作为创设新资金框架的支柱。2016年4月，日本政府又宣布，在5月日本主办的西方七国首脑峰会期间，邀请老挝、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亚非七国首脑参加扩大会议，并意图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等问题作为重要议题。

（二）积极开展首脑推销，协助民间企业竞争

近年来，安倍晋三直接担任“首脑推销员”，在出访外国和接待他国首脑访问时，都积极推销本国新干线技术。2015年2月和3月，日本分别邀请访日的泰国临时政府总理巴育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试乘日本新干线。安倍在与巴育、佐科以及同年5月访日的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举行会谈时，多次表达了希望与东南亚各国加强基建合作、帮助相关国家完善国内铁路建设、促进日本企业在当地投资的愿望。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2015年2月，日泰两国签署备忘录，决定设立部长级的共同运营委员会，日本将在包括曼谷至清迈在内的泰国全境铁路修建中积极提供援助，并在提高货物运输效率等方面加强合作。同年11月，日本与印尼签订了总额约1400亿日元的3个政府开发援助贷款项目，主要用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城市高铁建设项目。

在南亚，日本也高度重视投资交通、港口等重要设施。早在2013年5月时任印度总理辛格访日期间，安倍就宣布向印度提供710亿日元贷款，用于修建印度西部城市孟买的地铁3号线。日本还计划在印度的德里－孟买工业走廊、钦奈－班加罗尔工业走廊等基础设施项目中参与投资。2015年12月，安倍访问印度，签署价值150亿美元的高铁协议。首个连接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的高铁建设项目将采用日本新干线方式。日本将向印度提供占项目成本81%的贷款，年利率低至0.1%，同时日本还将提供车辆、线路和运行系统等技术援助。此外，在孟加拉国，日本积极向孟加拉湾产业带建设提供综合性援助。从2015财年开始，日本每年向孟加拉国提供超过1000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预计此后4～5年内累计援助金额将达6000亿日元。日本还大力援助连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到港口城市吉大港、东南部玛塔巴瑞港口的建设项目。

此外，在中亚，日本也展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势。2015年10月，安倍时隔九年再次访问中亚，并首次遍访中亚五国。安倍此行不仅带领50家日本企业和团体随同出访，还积极推销本国基建技术，在中亚各国参加了多场经济论坛，致力于宣传日本“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为日本企业争取订单。

四、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对华的影响

（一）导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结构发生变化

日本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大幅增长引起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结构的变化，也影响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自2013年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大幅减少，从2012年的73.8亿美元降至32.1亿美元，降幅高达56.5%。

日本对华投资减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从日本对亚洲投资的地区结构来看，由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重大转折，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收紧对外企的税收优惠，导致中国对外企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中国各大主要城市工资水平上涨，导致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成本上升。日本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而转向工资水平更低的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日本非法“购岛”损害中日政治关系，并进而导致中日双边经济合作受到影响。因此，一部分日本制造业企业出于规避风险和降低成本的目的，从中国撤离资本并转而投资东南亚等国，日本对华投资出现减少的动向。

其次，从日本对亚洲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近年来在对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以市场进入为目的对东南亚金融保险业和批发零售业等非制造业的日本投资也在不断扩大。日本对东南亚非制造业投资在2006年仅540亿日元，2013年则达到创纪录的14392亿日元，此后虽有所下降，但2015年投资额仍达到10755亿日元。其中，日本对东南亚在金融保险业和批发零售业的直接投资分别占到日本对该地区非制造业投资总额的52.03%和21.20%(截至2014年底)。在日本对外投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华投资相对下降也在情理之中。

尽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由中国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但是中日合作的前景也并不让人悲观。目前，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从低端向中高端的持续调整，创新成为引领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由原来的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转变，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和雄厚的资金，而日本则拥有高端技术与管理经验，两国在很多领域都存在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空间。据2016年3月中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2月日本对华投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不含金融业)同比增长14.5%，其中投向服务业领域的资金增多。由此可见，未来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日本对华投资仍然潜力巨大。

（二）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成较大压力

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不断增加投入，无疑加大了中国西部所面临的战略压力，也对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压力与竞争。如:在中国政府推动亚投行建设并正式公布“一带一路”倡议后不久，日本政府就抛出1100亿美元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意图抗衡亚投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正利用各种国际场合，以“高品质”、“信赖度”等作为口号，极力通过积极宣传日本品牌的“高质量”，来凸显与中国产品的区别，并力争以此为突破口，赢得对华竞争优势。

此外，近年来，日本采取首脑直接推销和企业抱团竞标的方式，与中国企业竞争亚太各国基建市场订单，力争在未来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据更多的话语权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如:在东南亚方向，围绕该地区各国的高铁建设计划，日本从上到下全力推销本国新干线，极力抗衡中国高铁出口。

除日本政府官员积极赴各国游说外，日本各铁路公司和其他民间企业联合组成“国际高速铁道协会”，力图举全国之力，与中国及欧洲竞争高铁订单。早在2014年8月中旬，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太田昭宏访问马来西亚时，东日本旅客铁道(JＲ东日本)和日立制作所等企业的领导都随行出访并协助太田昭宏游说马方。为争取高铁订单，JＲ东日本不仅在新加坡设立了收集情报的事务所，该公司副社长小县方树还在马来西亚召开的铁道展示会上表示，“希望能够中标。”在2015年与中国竞争印尼雅万高铁项目失利后，日本转向积极投资印尼的港口设施。2016年4月，日本宣布与印尼政府就通过日元贷款建设印尼最大港口(丹戎不碌港)进入最后协调阶段。该项目费用预计达到2000亿日元，计划于2019年完工。2015年底在日本拿到印度首个高铁订单前不久，中印刚就铁路合作签署了行动方案。中铁总公司牵头的企业联合体也赢得了对德里－孟买高铁线路的可行性研究竞标。而在孟加拉国，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宣布，将以优厚条款提供80%的融资，用于在玛塔巴瑞港口建设四个各600兆瓦的火力发电厂，以及一个港口综合设施。与此同时，中国正与孟加拉国就索纳迪亚深水港项目展开谈判。由于这两个港口距离较近，据孟加拉国规划部长穆斯塔法•卡马尔声称，该国有意采纳日本计划，也因此有可能搁置与中国的谈判。

五、结语

近年，日本通过安保合作和经济援助，不断加大对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战略投入，积极发展与他们的政治经济关系，同时日本也在谋求提高在中亚的影响力。日本加速对东南亚、南亚的直接投资，对中日经济关系形成一定影响，也导致中日在地区、多边层面竞争加剧。但与此同时，中日两国也面临着依托“一带一路”多边框架实现合作、促进互信的重大机遇。

首先，中日可联手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日之间如果能够加强合作，进一步优化区域合作框架，加速推动ＲCEP、中日韩FTA等一体化组织的合作进程，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也有利于打造更加自由、便利和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

其次，中日应合力推动亚太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在资金、技术、人力等领域，中日任何一国都难以独立填补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恶性竞争只会导致两败俱伤。同时，基础设施的不足又会对中日两国企业在该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严重制约。因此，如果中日能够在完善基础设施领域实现良性竞争和互利合作，则有可能获得多层面的利益，如共同提高议价权、推动基建产品出口、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带动旅游业发展等。

再次，中日可通过合作融资来畅通融资渠道。在金融领域，中国积极筹建的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都已正式启动。而日本则多次提出愿意推动亚投行和亚开行的合作融资。2016年3月，亚开行总裁中尾武彦表示，正以合作融资为前提推动亚开行与亚投行的合作。他还表示，亚开行在亚洲设有29家事务所，便于了解当地情况，而亚投行则暂时没有类似的事务所，因此双方可以开展互补合作。由此可见，在畅通融资渠道，开展融资合作方面，中日合作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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