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金牌成另一个GDP
中国男举56公斤级吴景彪日前在奥运会比赛中错失金牌后，哭着表示“有愧于祖国，有愧于中国举重队，有愧于所有关心我的人”。
相关部门领导、地方官员希望运动员在世界级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这无可厚非。但过度推崇金牌，而忽略银牌、铜牌;对奥运冠军捧上天，对亚军、季军却视而不见，冰火两重天，这些都属不正常。在畸形“金牌至上”思想导引下，体育发展背离其宗旨和精神，陷入了一种类似GDP崇拜的误区。（来源：新华网）
追捧状元,是教育“GDP主义”
升学主义就此控制了家长,家长影响了地方行政力量,地方行政力量将升学当作地方上最大的教育成绩,有些地方高考不好,县委书记出来道歉,高考成绩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尺。地方官员非常在乎一年有多少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他们认为这象征着教育实力,这种思维就是‘教育GDP主义’,或者说是教育锦标主义。(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GDP向左，民意向右
过去30年中国经济无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从人均GDP增长率或是年均GDP增速或是GDP增长总量，中国都是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一个奇迹。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许多人已经习惯了这种GDP和财政收入“双高”增长的局面。在政绩驱动下，为了把GDP搞上去，一些地方大肆包装GDP，甚至给GDP注水。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来源：财经网）
“GDP主义”的极端后果
单一数据论的GDP指标，这样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两个极端的后果。一者是唯经济发展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民群众的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二者是仅仅依靠数据说话，GDP的数字越大越好。
为何总是“GDP挂帅”？
压力型体制下被“误导”的政绩观
GDP之所以能成为主导干部政绩考核的唯一标准，是因为当前我国有一套高效的压力型体制。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中，下级干部被动员起来不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更是在为自己的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前途“奋斗”。
领导喜欢什么，下面的人就会干什么。“政绩”评价指标的设定和管理模式的选择，对下级或下属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政绩工程”之所以泛滥，主要原因就在于“政绩”评价模式产生了误导效应。“政绩工程”泛滥的绩效管理模式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误导”。（来源：人民论坛杂志（总第372期））
把“经济增长”简化为“GDP增长”
中国社会判断GDP增长高低的坐标常常是混乱的。不少地方政府只关注GDP增长的生产效率指标，却不关心GDP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指标。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挖一条沟能增加GDP，再填上它又能增加GDP，尽管这“一挖一填”能产生双倍的GDP，但却无法给社会增添新的财富。还有，片面追求GDP增长，可能会忽视社会、生态环境效率。例如，开挖一条沟，可以增加GDP，但这样的GDP计算却无法反映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所以，尽管GDP指标为衡量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实力的比较提供了有效依据，但盲目追求或片面强调GDP增长指标的重要性，客观上导致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诸多不平衡。（来源：上海证券报）
没有更加科学合理的统计体系可以取代GDP指标
在经济学中，常用GDP和GNI（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Income）共同来衡量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常采用的衡量手段。GDP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因为它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当上级领导或组织考评下级绩效时，往往来去匆匆、走马观花，留下印象的通常是大规划、大项目、大工程、好数字、宽马路、大广场、靓景观等表面化、形式化的东西。因此，在国际通用指标的吸引下，GDP成为“唯一”的量化指标。虽然近年来各个层面对其颇有异议，但是没有一套更加科学合理能够覆盖全面的统计体系，可以取代“GDP”。（来源：人民论坛综合）
别把“GDP”奉若神明
“唯GDP增长论”要不得
“GDP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我认为应该与其他的一些指标相结合。”斯蒂格利茨这样表示。他认为好的经济增长有一个特性就是可持续。所以经济的可持续性，社会的可持续性，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都是很重要的。他认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应是增加发展的均衡性、平等性，同时提高人们的福利和生活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提高生活水平是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将“幸福指数”纳入政绩考核
当我们工作越来越辛苦，收入越来越高的时候，幸福指数可能是在下降。因此，GDP提高了并不代表我们的幸福指数一定提高了。但“幸福指数”乃是一种主观感受，客观上，其没有一个固定的指标和统计数据可以依据，民众最关心的就是“幸福指数”纳入到政绩考核之后与自身的幸福感到底有多大关系。
将“幸福指数”纳入到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将会对官员的政绩注入新鲜的血液，引导他们按照一种民生的观念去发展地方经济，而不是盲目追求GDP数据。将“幸福指数”纳入政绩考试乃是一种积极尝试，它能够引导地方的发展更加关注民生的改善，坚持发展经济的以人为本思想。但也需要注意其在设计过程中不能走上GDP考核的老路子上去。而这个过程就需要考验各个地方政府在面对新的经济考核指标的时候的智慧能力是如何发挥的。（来源：和讯网）
发展战略转向“包容性增长”
所谓“包容性增长”指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它更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观察，包容性增长与目前中国所倡导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等理念彼此相容
当前中国经济由过度追求GDP增长向寻求财富均衡分享的转型过程，就必须实现由“GDP增长”向“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战略转移。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由“GDP增长”向“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战略转移，就必须从根本上去“GDP主义”化。（来源：上海证券报）
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政绩考核是一个动态过程，考核体系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的变化而调整。今后的政绩考核体系将会更加注重把有利于推进科学发展，有利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增进百姓福利和幸福感的指标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范畴。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将这些内容具体量化成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这方面中央和一些省市都在探索，比如，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绿色GDP等发展理念都很好，也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来源：南方周末）
结语
以GDP的数字形成的“考核枷锁”，压着政府和干部的神经，是不可取的，这会让有些工作剑走偏锋。在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破除单纯的GDP政绩观，才能让关注民生的执政理念和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