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中国经济升级版“牛鼻子”
信息来自：经济日报 · 作者：王国平 · 日期：29-08-2015
2013-08-29
正在进行中的第四次产业转移有三个主要方向：一是趋于更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尼、马来西亚、一些非洲国家等；二是从中国沿海转向中国的中西部；三是受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决策的影响，重返总部国。全球产业转移使一些国家获益，但也使一些国家受到伤害。如一些国家仅以转移过来的低端产业去参与国际竞争，当产业再度转移向具有更低廉成本的国家时，往往会陷入困境。强化产业升级的意识，实施科学的产业升级战略，正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所在。
产业升级目标：应对全球产业转移的挑战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涉及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其核心带动力就是产业升级。
推动产业升级，首先应研究全球产业转移的规律。二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已发生了三次，目前正经历第四次转移。而正在进行中的第四次产业转移有三个主要方向：一是趋于更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尼、马来西亚、一些非洲国家等；二是从中国沿海转向中国的中西部；三是受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决策的影响，重返总部国。
全球产业转移使一些国家获益，但也使一些国家受到伤害。如一些国家仅以转移过来的低端产业去参与国际竞争，当产业再度转移向具有更低廉成本的国家时，往往会陷入困境——既无法凭借成本优势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不能与居产业高端地位的发达国家抗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观察“中等收入陷阱”的种种特征，不难发现：有些长期被视为原因的其实是结果。如经济增长乏力、技术进步缓慢、信仰缺失、社会动荡等，其实就均为结果而非原因。即使更贴近一些原因领域中的某些元素，如分配问题等，也无法归结为根本原因。这是因为，分配调节仅能起辅助作用，而处于经济基础地位的企业主体、产业运行的内在推动才是源头所在。
从时间跨度看，我国接受全球产业转移所持续的过程之长是罕见的。一个国家能同时经历第三次、第四次两次产业转移，客观上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遇。这不仅体现在有更长时间为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准备条件，而且由于地域差异，可产生互相带动的积极效果。接受第三次产业转移的东南沿海地区，可在国家范围内包括广大中西部地区，继续展开产业转移过程中受成本竞争压力的影响被迫进行产业升级。正在接受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完全有条件汲取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注重在招商引资中选择产业。同时，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效应可逐步辐射过来，以带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这实质上已成为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宝贵资源。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还在于不断强化产业升级的意识，实施科学的产业升级战略。这也正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所在。
产业升级方式：三大板块协同推进
产业升级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至少涉及三方面内容，即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链升级和产业人才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
结构升级首先应提升第三产业的比例。从一国产业发展的基本走势看，这是毋庸置疑的方向。产业升级战略目标常常需要围绕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而构筑体系，对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须作战略安排。我国“十一五”规划制订时，国务院就对某些城市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这至少表明决策层对此开始关注。
结构升级其次应在每一产业的内部进行层次提升。如第三产业应提高现代服务业尤其是专业服务业的比例，第二产业中要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重，第一产业发展的重点应是现代农业，包括设施农业、种源农业、观光农业等。
产业链升级：
在注重结构升级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产业链升级，以产业链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链升级有两类方式的组合至关重要。一是升级方式组合，二是创新方式组合。
产业升级方式组合主要有三种类型：改造升级、购并升级和创新升级。我国现阶段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较大，改造升级依然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产业链升级的重要方式。即使是经济相对发达的上海，2012年也重点推进一批技术改造项目：12个项目被列入国家重点产业振兴技术改造项目；38个项目列为国家工业中小企业技术改造项目；10个项目列为电子信息产业技术改造项目。购并升级是快速提升产业链的一种重要方式。购买品牌及其核心技术若能融入现有企业管理体系，就能产生跨越性产业升级的效果。如吉利控股集团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100%股权。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企业“走出去”，通过国际购并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具备了更优越的条件。创新升级当下已成为企业群体取得共识的主体性升级方式。相对于一时难以提升产业链的改造升级和存在较大风险的购并升级而言，具有自主创新条件的企业选择创新升级为主的路径实为理性之举。
自主创新也存在三种方式，即原始创新、二次创新和集成创新。在选择创新方式时有几个要点。一是以二次创新为基础，避免单纯引进或盲目追求原创而减缓创新进程。这是因为，高端原创必须以前沿性科研积累为基础，而所谓发展中国家实质上就是科技落后的国家，要想在当前科技主要领域走向前沿其中，进入创新高地，取得原创性成果，是不切实际的。此外，二次创新是在引进基础上的再创新，即通过学习借鉴先“追赶”（缩短距离），尔后进入原创轨道，实现“超越”目标，具有符合创新规律的可行性。二是不放弃任何一次原始创新机会，并且在原始创新过程中，立足于优势，努力争取“人无我有”。三是高度关注集成创新，在特色项目中，力求取得集成创新的历史性突破。到目前为止，依靠集成创新走向全球性企业甚至达到世界顶尖企业水平的也不为鲜见，苹果公司就是典型代表。
在产业链升级方面，比较理性的做法是，对传统行业中的企业，以改造升级为基础，同时结合二次创新，积极应用集成创新方法，促进能级提升与产业链提升相结合，为具有特色的原始创新不断奠定基础；对高新技术领域企业，购并升级与创新升级均可契合需求进行选择。
产业人才升级：
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还是产业链升级，都必须植根于产业人才升级的基础上。如果说蒸汽机诞生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瓦特发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工业的兴起，以及称雄两个世纪的“日不落”英帝国。同样，没有爱迪生的电灯发明，就没有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也不可能成为继英国之后、跨越三个世纪的世界第一强国。瓦特、爱迪生，就是我们所讲的人才。而在新加坡，人才教育尤其是大学人才教育，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也扮演着积极并具有根基性的角色。严祟涛就在《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一书中对新加坡产业升级中的人才作用作如下评价：“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出路在哪里？人口数量已经不再是决定因素，即使它过去曾经起到一定作用。现在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人民平均的受教育水平”，“只要新加坡拥有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我们就可以吸引到那些高科技的跨国公司到新加坡投资建厂。所以，经济发展局就开始要求国立大学扩大在工程专业的招生。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都增加了信息技术和其他软技术的专业，为新加坡在金融、银行、出版、广告还有其他传媒行业培养更多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产业升级的政府要求：加快服务重点“梯度转移”
产业升级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由落后向中等发展乃至发达转换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方式或策略也应有阶段性的演变。这种演变主要包含“三个转变”：从重点促进增量升级向存量升级转变；从重点推动结构性产业增长向产业整体创新能力提升转变；从重点培育关键项目向优化产业体系生成环境转变。
存量升级与增量升级是两种基本的产业升级方式，但在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重点选择。以我国为例。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应将增量升级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高度关注招商引资，追求引进绩效，避免错过机遇。但对于东南沿海地区，存量升级就应逐渐上升为主角，成为转型升级的主战略。对政府而言，存量升级不仅意味着观念改变，而且需要管理方式、手段、机制以及人才等一系列的变更。
优化产业结构既是政府经济调控的重要目标，更是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要求。为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有选择地对某些产业进行倾向性扶持，如在经济恢复期或起飞阶段选择一些薄弱环节，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必要投资；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为增强国际竞争力，选择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区域层面甚至国家层面规划，给予重点扶持，这些均无可非议。但也必须承认，政府扶持投资于特定的产业、企业，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这包括供给的技术风险、市场的需求风险和全球竞争的法制与政策政治环境风险等。无锡尚德的破产就是极具说服力的警示。相较而言，政府若将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放在促进整体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上就可大大降低风险。政府培育产业创新能力，可以通过扶持研发、促进孵化、帮助转化和提供广阔的服务平台等来实现。政府所能提供的服务，大到持之以恒地营造氛围，强化国民为科技发展作贡献的意识，小到每一个机构能及时为民众或组织参与科技活动提供便捷服务。
适应产业升级需要，政府应从最初的重点抓项目，逐步推演到培育产业体系，最后进入主要塑造产业发展环境的境界。项目导向是政府起步推进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对于落后地区。以招商引资为例，下达指标进行推动，在发达地区或城市难以理解。然而在落后地区，由于缺乏配套的、较为先进的调动积极性的政策举措，同时受干部素质的局限，没有强制性的紧逼指令，下面就无法呼应和行动。所以，指标推动作为着力抓项目以适应特定地区的特殊杠杆，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经济愈发展，市场机制愈走向成熟，市场中的企业素质也愈高，政府调控经济的理念也应更先进。这就要求政府要减少对项目的直接干预，而把优化产业体系（产业结构体系、产业组织体系和产业业态体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而产业发展的环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以法制为核心的制度环境，以诚信为核心的人文环境，以信息化为核心的设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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