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6/09

在大马，对风险的极度厌恶，限制了金融格局。创投基金领域没有充分发展，不愿意接受播种及草创的交易。

在1970年代，大马国家银行迈开一小步成立创投基金。真正的动作要算工业银行和三藩市的Walden的联营基金，专门投资在资讯工艺行业。这项联营接着在1980年再创立两个基金。

自此，国行推介了各式各样的创投基金、低息贷款，以及税务奖掖。不过，根据武藏大学的高桥教授，大马的创投基金领域在54个国家里排名非常低，即在18至64岁的人民里，只有不到0.5%有涉及创业，比起美国的10%、英国的6%，日本的4%低。

在结构上，大马的创投领域非常歪曲且疲弱。在114个业者里，104个是百分之百的本地拥有，9个是联营，只有1个是存外资拥有。截至2009年底，他们管理的资金总额为53亿6000万令吉（低于1%的国内生产总值），其中，只有48%（26亿令吉）已经投资。

高度依赖政府

在2009年，只有5亿9700万令吉已经投资，80至85%的资金来自政府，只有12.6%来自银行、金融机构和个人。其中的24%是播种，6%是草创，15%是早期公司。

大部分资金进入了扩充（53%）和过渡贷款（17%）。高度依赖政府的还不只是创投基金，现有的经济系统也令私募资金相当困难，因为投资机构厌恶风险、的资金配置的严格管制，以及创投基金缺乏记录。

两个愚蠢惰性

当企业家发现在草创公司时，环境变得有点改善时，改变其实是微小的，且壁垒还是很多。缺乏“真正”的创投资金是个问题，这些资金高度厌恶风险。

约85%的创投基金是由政府提供。当被规定要把钱借出去后，他们赶紧投资，赶快弄上市，而不是像美国和欧洲般，承受风险，培育企业。

政府的文化是避险，大马并不是唯一如此，因为保守的作风，日本的创投基金公司长期缺乏资金。根据东京大学的卡刚尼教授，日本的创投公司即使获得资金也不愿意承受风险。基本上，他们投资在其他的创投公司上，分散资金，把风险降到最低。

在2008年，日本投资了20亿美元（美国投资了250亿美元），其中只有10%投资在草创公司（美国的有18%）。在大马，比率是6%。和日本一样，大马的创投公司拥有很多“干面粉”，总值为27亿令吉。

美国总统雷根向来用9个最可怕的英文字开玩笑，他说：“我来自政府，我来这里是要帮忙。”平心而论，政府的确鼓励了企业家精神，也协助发展创投领域。

的确，大部分企业重镇，从班加罗尔到杭州，从新加坡到首尔，都看到政府协助的痕迹。

哈佛商学院勒纳教授指出，政治人物有两个愚蠢的惰性。第一，是把财富分布在地区及利益团体上。例如法国，尝试把布列塔尼转化为高科技重镇，结果却彻底失败了。

在1990年代，日本不愿意接受外国的创投基金，今天，日本的创投行业是全球最弱的一个。

创投基金新模式

大马的创投公司太过以政府为中心：政府提供资金，并表明要投资在哪里，投资在谁身上，如何投资，由谁管理。

资金在执行上厌恶风险，反映出发展与商业之间的冲突，不过，厌恶风险也是必须的，因为创投基金缺乏管理风险的技能，大部分与国际隔绝，结果，表现差劲，整体的成绩也是黯淡的。

基本弱点是，没有聚焦在播着和草创的企业，它们占了总创投基金的9%，如果包括初期企业，比重达到24%。不过，只有少数是专业化的管理，有组织的天使投资，鼓励个人投资在播着和初期企业，很少。

然而，初期企业的资金却非常重要，它们创造就业机会，创立新行业，已经创造高回酬。更重要的，如果初期企业的资金没有继续流入，后期企业的资金就会卡住。因此，为什么不多投资在初期企业？

两个原因：第一，缺乏专业，第二，大部分创投基金强制投资在200万令吉或以上的项目，好让管理工作可行。

我们需要的是小型资金，投资者全新的展望，愿意计算小型的风险，不过却拥有很好的机会、强稳的团队，此外，耐心地等待真正的价值创造。

创投基金要成功，需要大幅度的改变，创造更有活力的环境，承受风险，管理风险，必须被视为更正面的企业文化。

此外，创投基金也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要生存，公司必须以风险、人力、革新为导向。政府必须扮演推动者的角色：私人投资者市场的提供者，深化商业承担的奖掖提供者。

改变思维文化

为了更好的服务商家，创投基金的架构和组织必须改革，对经济系统更加友善。此外，创投基金也必须区域化或国际化。

要完成任务，私募基金也必须重组，不过操作不一样，以便辅助创投基金的增长，尤其是在再融资、合并、收购。

这些所有，简单来说必须彻底的改变思维和文化。最后，创投积极和私募基金必须以专才和技能为导向，把全球视为市场。改革创投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格局变得很关键。

创投基金和私募基金也必须在回教金融领域找到本身的优势。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