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刊连载孙和声先生的七篇经济评论，这些文章来自其新书《尴尬的大马经济》，该书推介礼安排在10月13日晚上8点假隆雪华堂举行。

M型社会这个概念，是日本的知名经营学者大前研一在其2006年的著作《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业》一书中所提出。

中产阶级萎缩

自二次战后以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国民所得倍增极快，且所得分配相对平均，可说是个相对均富的社会。比方说，大企业高层与经营层的薪酬通常不会超过一般员工的十倍；在美国，差距则可能上百倍，形成收入与消费两极化极为明显的现象。

按大前研一的说法，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已逐渐出现穷人与富人递增、中产阶级日渐萎缩的趋势，形成一个“M”字型而非理想的蛋型或钻石型社会结构。

在日本，致成这趋势的，既有全球化的外因，也有国内政官商狼狈为奸的内因。日本虽是个实践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它是个官主主义的国家，实权掌握在已形成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官僚集团手中，成为日本国的改革阻力与财政重担。

就两边上升、中间趋低的M型社会而言，它表现在几个方面，如公司的正规员工递减，钟点工人与短期员工人数上升；产业间，甚至产业内薪资差距扩大；年资制（seniority system）逐渐被抛弃，使许多中年员工受困等。

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曼（Paul Krugman）认为，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也在萎缩，实质工资停滞不前，他称之为“期望递减的时代”。一般的看法是，致成这趋势的主因在于全球化与科技进步，使得先进国的中产阶级与中等所得国如大马受到很大压力。这一设想也称为“中间消失论”。

克鲁曼则认为，就美国的情况而言，主因在于保守政治势力的扩大。他们推出利富而不利贫的政策，且大力打压工会，使工会失去议价力；更甚的是，企业高层贪得无厌，薪酬奇高。当企业进行裁员时，公司股价不跌反升，CEO（首席执行员）的薪酬也随着水涨船高，一般员工则成为牺牲品。

自美国次贷信贷危机爆发后，有不少人认为这与新自由主义及企业CEO的贪婪有着一定因果关系，它甚至与贫富两极化也有一定关系。贫富过于两极化，甚而至于导致中产阶级收缩是件很不好的事。它不但损及社会政治稳定，也会扭曲经济的正常运作，一方面是削弱了正常的、有广泛基础的购买力，另方面也促使富有者趋向虚业，不事生产而沉迷于以钱赚钱。当发生灾难时，却要动用全民的资源来救济，把民债转国债，是很不公平的行径。

这种恶习与不良现象也见之于大马，1997-98年的金融危机便是一例。更令人遗憾的是，政府之后也没毅然决然地去纠正这不良之风。

数据蓄意偏颇

就贫富两极化而言，大马官方时常选择性地呈现其资料或数据，比如一味突出土著与非土著间的收入差距，以图正当化并延续已被少数权贵集团政客骑劫肥己的新经济政策；然而对于原住民，尤其是东马土著的困境与边缘化则略而不说，对华印族多居城镇、生活成本高的事实也避而不谈，更忽视都市贫困或族群内的收入不均状况。这显然是蓄意的偏颇呈现。

实则，以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来衡量，从右边列表可看出，大马贫富差距状况在1957-76年间有恶化趋势，接着在1976-90年间有所改善，之后则时好时坏，显示大马在这方面努力不足，缺乏一贯性。

贫富严重极化

况且，在亚洲诸国中，大马的基尼系数几乎是最差的，显示贫富两极化最严重。本来，若公共政策集中搞实业与提升人民的技能，使全民收入显著提升，即便收入分配不均也不必然是大问题（如在新加坡）。问题是，大马是个高度开放与高贸易依存（trade dependence）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高度依靠进出口。当各主要经济体陷入不景气时，扩大内需就变得格外重要。然而，大马人一般缺乏技能，在高通膨与低加薪压力下，就业与收入前景不佳，即便当局大力减息刺激内需，也恐难奏效。

大体上言，M型社会是个相对不稳定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壮大的蛋型社会则是个相对稳定与可持续的社会，此点也可由下面列表中一窥究竟。可见，缩小极富与极贫之间的差距，扩大中产阶级，是走向和谐稳定的重要结构性基础。

表13: 各国贫富阶层在国民所得中所占份额（1990年代）


资料：联合国

注：本文原载于2009年4月6日《 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