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12
纳吉在2009年3月30日公布的“新经济模式”（NEM），强调要把大马升级为高收入国，同时，也兼顾包容性与永续性发展。应该说，这个策略方向是可圈可点的。只是，具体内容尚有待公布。
与以往的政策相较，这个由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NEAC）拟定的策略方向，有几点是值得借题发挥的；如开宗明义点出，大马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再不力图向上，前途堪虞。对已习惯了“大马能”（Malaysia Boleh）的大马而言，这无疑是当头棒喝，让人惊觉到，原来大马竟然有这么多不足之处。对向来不愿面对事实的大马言，这确是一个进步。
此外，文件中也公开抨击坐地分赃的寻租，有妨国家进步，必须加以抑制。这是前所未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言。只是，说归说，由于大马的政经结构已深植于恩庇政治（political patronage）的深渊中，要加以有效控制，非有莫大的政治勇气不可。以“新经济政策”为例，便给人一种藕断丝连的感觉。
从发展策略的角度来看，NEM的确碰触到不少大马经济的核心问题，及应改变的方向，如：
（一）从资本驱动型增长，转向生产力驱动型增长
这确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大马之所以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主因便在于生产力不进反退。对中进国如大马言，缺乏生产力、创意与创新，就无法突破困境，更上一层楼。数据显示，在1987-1997年期间，生产力年增长率为5.5%，到1998-2007年间却剧跌至2.9%。同期，中国的生产力增长率则由 4.5%剧升到9.2%！
大马人习于说，中国薪资低。实则，中国沿海一带的一般薪资水平，已与大马不相上下。真正的差别是在生产力的差距，而非薪资的差距；而生产力增长率的高低，则与生产性投资及人力资本政策有关。事实摆明，在2007年，大马的劳动力结构中，高技能员工只占25%，低技能员工却占75%，而在新加坡的对比则是49%对51%，两国的劳动力结构相去甚远。
更令人担心的是，高技能员工在多种行业所占百分比，竟然呈现不上反降的趋势！试问，大马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反常趋势下，成为高收入国？在这不进则退的全球化进程中，这可是出局的恶兆。它也显示出大马是个口号治国的务虚之国。
（二）从国家主导转向民间主导
历史地看，大而化之地说，从1957至1970年，大马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民间。只是，在1971-1987年间，国家因大力介入经济活动，遂使公共部门占了主导地位。从1987至1997年，内外资角色有所上升，可是进入1998后，因民间投资乏力，政府角色又变得吃重。只是大体上言，民间通常较政府更具企业活力，也只有大力引发民间的经济活力，方较可能可持续地兴隆发达起来；更何况，政府也因债台高筑，而显得有心无力。
尽管如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政府及政联公司依然会占据重要位置。实则，政联公司便占了大马股市市值约三分之一。
（三）从中央决策转向分散决策
这是把更多决策权下放到州与地方政府。说起来，这也是一种“市场化”策略。若真能落实，应会刺激大马的经济活力。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能以平均约10%的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这与地方分权（decentralization）有关。大体上，大马是个政治挂帅的国家，且中央政府也习于滥用中央集权来威迫利诱选民，如“若投反对党就没发展”就是其中一个常用手段，因此这个主张恐怕将是一纸空文。
（四）从平衡区域发展转向产业群聚（cluster）或走廊型发展
这恐怕也会是个颇具争议的发展策略。平衡性区域发展的好处在于，它有助于à近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如东西海岸或东西马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只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分散型策略不易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或正向的外部作用（positive externality）。因此，若走群聚路线，将会涉及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即由周边地区迁往中心的趋势。其后果之一便是加速城镇化（urbanization）的进程。
（五）从偏向特定产业与公司，转向对有技术能力的产业与公司倾斜
这实际上是个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的课题。在大马产业政策基本上是种挑赢家的作业，而这些被看中的赢家却常是扶不起的阿斗，结果浪费了许多宝贵资源。因此，政策转向扶持具有创新、高技术或适用与实用技术的活动（是活动而非特定的产业或公司），以便提高价值链（value-added chain），应是较合理的。更重要的是，这类政策应设有时限与成败准则，并且应及时把输家挑出局，以免继续浪费稀有资源。
（六）出口不应过度偏重欧美日，应也重视其他亚洲国家及中东市场
这种出口方向多元化策略将有助于扩大大马的出口潜能与经济安全，也会影响到资金与投资的流向。
（七）从限制转向保留与吸引高技能外来人才
这是个重要的思维转向。大马政府由于受到族群输赢论类的思维所制，颇有（要不得的）忌才妒能的自我限制性思想。这明显是种划地自限的做法。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人才、资金、产业、技术、知识、信息等，皆有同类相吸、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如人才汇集度益高，产业升级也超快（如美国的硅谷、印度的 Bangalore、中国的中美村等）。
反之，人才益缺乏的地方，更会发生人才流失的现象，这种同类相吸、相聚的经济规律，是大马早应该就认识到的。“忌才妒能，仇富忌外”，只有加速大马的边缘化与低度化，而非自强不息。
注：原载于2010年4月18日《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