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4

据报导，我国政府有意思向世界银行请教，如何削减开支以强化财政纪律。 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自 1997 年金融货币危机以来，我国已连续 14 年出现预算赤字，目前联邦政府的累积赤字已超过 4,000 亿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以上。

无疑的是，联邦政府在享有高额油气收入的情形下，依然长年出现预算赤字，确是个恶兆。 试想，若油尽汽枯，这个政府怎能不破产？ 一般来说，政府若长期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境，通常可采取以下政策应对：

一，开源节流，也就是增收减支，如开征消费税（ GST ），个人与公司所得税、减少福利或发展开支等；

二，发行公债，即发行债券（借据）向市场借入资金；

三，赤字货币化，或称为货币融通，意思是政府要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印刷无本之钞，做无本生意，增印没有外汇存底的钞票；

四，展开结构性改革（ Structural Reform ），也就是彻底改革致成年年赤字的结构性因素，如杜绝寻租、反贪倡廉、削减冗员、提高公务员生产力等。

一般来说，增收减支易引起人民的反感，且可能产生抑制消费、削弱经济增长动力，进而反使政府收入减少的反作用。 因此，在实践民主选举制的国家，政府通常会尽可能避免增税，以免影响到政权地位。

至于赤字货币化，其可预期的后果，便是货币贬值，人民财产缩小，严重的话，会使通货膨胀失控，人民对本国货币失去信心，引发人民争购外币或黄金的货币替代（ Currency Substitution ）现象， 1970 至 80 年代的拉丁美洲，便常发生这种对本国货币失去信心的乱象。

另一个在短期内较无痛苦的方法，便是向国内外举债，也就是发行国债。 这也是目前大马采用的方法；只是，这也易引发以债养债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政府无法再举新债养旧债的后果，如最近欧猪四国（ PIGS －－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所经历的债务危机。

消费税或弄巧反拙

对于国债，应该认识到的是，国家并非有限公司（ limited company ）。 有限公司可经由宣布破产而收盘，可国家却是破产后依然得清偿债务，债留子孙，而不是一笔就可勾销的。

通常一国破产后，可变卖国有资产还债，或让债权人以“以债换股”（ debt for equity ）的方式入主国有企业，或与债主商量其他方式的债务重组方式。 约言之，冤有头、债有主，欠债是跑不了的。

显见，既能治本又能治标，本标兼治的根本解方便在于彻底的结构性改革。 只是，就大马而言，依我看，向世界银行请益的目的，恐怕是在于借水行舟，借风使船来推出消费税，并削减各类补贴，而非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

虽然，借世银之口来削减补贴或实施消费税，的确有助于减少压力，可这不是解决大马经济与政府财困的根本解方。 更何况，补贴的是与非必引起争议。 比方说，欧盟平均每年便补贴农产品约 500 亿欧元，美国也不遑多让，如在 2008 年小布什政权便在国会通过未来五年补贴农产品 2,880 亿美元的法案；在中国，不少学者便认为，补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方之一。 同理，补贴在日本、台湾、韩国等也非常流行。

当然，我们也不必因为他国搞补贴，便盲目跟进，而是要考虑到其对像、方式与项目，及本国的发展阶段与人民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结构等。 在大马，按公积金局的资料，在 2008 年，有 72% 的工作人口的月均收入少于 2,000 令吉；官方资料也显示，有 4 万家户月均总收入少于 440 令吉， 20 万家户小于 750 令吉。 对这些低收入群体而言，白米、食油、白糖、面粉必需品等的价格升降，会对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产生很大冲击。

停止朋党坐地分赃

实则，在大马，这些必需品的总补贴额也不是 30 多亿令吉。 伸言之，若实施消费税，那占全国劳动人口 72% ，月均收入少于 2,000 令吉的人群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更何况，大马并非福利型国家，绝大多数民众皆是自求多福或自生自灭的。 实施消费税，但必需品却没有补贴，教育、医疗等更进一步企业化或私“盈”化，都会对弱势群体产生很大负面作用。

政府若真有意改善财政状况，最佳方法便是拿出莫大的政治决心搞彻底的结构性改革。 比方说，不要搞没有必要的坐地分赃式大型威望项目；杜绝猖狂的寻租（ rent-seeking ）行为，如汽车入口准证（ AP ）；透明化公共工程的招标、投标；停止劫贫济富的私“盈”化；依法执行公平竞争法，以保护消费者及激化有效竞争与创新；精简政府机构；不再对各种道德危害（ moral hazard ），如总稽查署所指出的各类不当途径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取消庇护贪赃腐化的官方机密法（ OSA ）等。 约言之，反腐倡廉与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才是关键，余者多是枝节性与技术性的课题。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要处理好财政问题，最可靠的方法还是启动与维持可持续的增长。 大马已是个中高收入国，而不是低收入国；由于发展阶段已不同，往昔的劳动力密集的低薪资政策已失效，若要更上一层楼，就必须更注重人力资本与制度资本，也就是各方面的素质的提升。 若旧态依然地用老套方法来治国与发展经济，其结果就只能是被边缘化。

只是，由于我国的族群主义与朋党型资本主义已根深蒂固，若没有很大的政治压力（如被取代的可能），或全球化的竞争压力，恐不易有来自体制内的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