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4

经营学是英文 Management 的日译，中文通常译为管理学；只是，管见所及，当代的 Management 在性质与内容上，已不像 1910 年代科学的管理学那么偏重管制、控制，而较着重动态的、主动的经而营之的积极意义。

说起来，用日译也没什么不妥，毕竟，今天我们习用的许多术语，本就是日人的创作或翻译，而后才为中国人习而用之。

今天，这门新学科可说已成为人文与社会学种中的显学。 当代是个日趋工商业化的社会。 比方说，军事同盟已渐被经贸同盟取代，将军也不再那么受落，受注目的反而是企业界的巨子、名流。 企业界研究《孙子兵法》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领兵，而是带领公司开发市场，即传统的将兵已转身为企业战士。

传统上受尊重的科学家、哲学家或人文学者也只好靠边站，让企业英雄去独领风骚了。

据此，人们的价值观也免不了或多或少会受其影响，变得更为世俗功利，重效用效率而轻非功利的价值与理念。 比方说，当企业界传出裁员消息时，其股价不落反升，经营层也因此而居功受禄，身价大起，股东自也乐开怀。

幸或不幸，自 1980 年代起，经营学的许多效率点子，也与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结合，影响了许多政界人士与公共政策。

若适可而止而方法得当，这种重效率、重激励（ Incentive ），减公共负担的政策主张不失有其可取之处；只是，在实践中，往往成为美化、道德化私利，甚至是图利财团，利益归财团，成本代价归公的变相的劫贫济富手段，一种背后隐藏着假公济利、政官商狼狈为奸的铁三角。

即使自由民主国如美国、日本、英国等，也盛行利益归私，代价归公，名为自由主义，实为朋党资本主义的风气。 说到底，这是个民主被骑劫的恶例。

1992 年有一本很风行的《改造政府》（ Reinventing the Government ）的书，便鼓吹政府应懂得赚钱，要有企业精神，要富有竞争力、要市场取向与成果取向等。 若适可而止，这些主张未尝没有道理。 政府变得市场取向，成为把服务人民视为最高目标的服务型政府本就是设立政府的本来目的，可市场化应如何进行则是见仁见智。

常见的实际后果是，有权有势者借着市场化的名义来发财，如把公共垄断转为私人垄断，可巧立名目大搞不必要的项目。

结果是，有门路的财团虽大受其益，可无门路的工商界或普罗大众就得为此付出额外的负担。

约言之，许多经济学与经营学的理论或政策主张就很易被用来正当化不当的，旨在掏空人民钱财的理论工具。

其结果，就是在制造贫富两极化的 M 型社会，一边是坐享其成的权贵富豪，另一边则是越穷越忙，越忙越穷的穷忙族（ Working Po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