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30

在不少方面，新加坡这个知名度颇高的都市国家（ City-State ）是相当与众不同的，如早在 1960 年代，为大多数新兴独立国与第三世界均流行搞反殖反帝之际，新加坡却反其道而行地大搞招商引资，且成功地利用了外资来加速其经济现代化，甚至跳脱出中等收入国陷阱，成功升级为经济上的第一世界。

从整体发展程度言，它在联合国发表的 2010 年人类发展指数 HDI 也名列第 27 ，远高于大马的第 57 ，泰国的第 92 与中国的第 89 ；可在《经济学人》情报组（ EIG ）发表的 2010 年民主指数中，却名列第 82 ，低于香港的第 80 名，大马的第 71 名，更远低于台湾的第 36 名与韩国的第 27 名。

这确是个耐人寻思的悖论（ paradox ）。 更耐人寻思的是，这个例外，也为一些发展至上的专制国如中国，提供了不少的启示与效仿，如近年流行的“北京共识”。

所谓“北京共识”，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而言的另类发展模式。 “华盛顿共识”主要是种经济发展模式，它的基本十大主张为：强化财政纪律；改革公共支出；改革税收；自由化利率；统一的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开放直接投资；民营化；放宽监管及保护产权。

在 1997-1998 年的亚洲金融货币危机后，则增加了一些新主张，如强化社会安全网，定向开贫等。

这个模式是世界主流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IMF ）、世贸组织一贯主张的政策建议。 只是，经过 1997-1998 年的东亚金融货币危机及 2008 年源自美国的金融海啸后，其影响力有所下落。

“北京共识”则是种强调国家作用的政治经济模式，它本质上是种统合主义（ Corporatism ），这是种强调国家社会，集体先于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 在操作上，它强调由国家主要协调各方面的发展，且操有最终的掌控权。 以中国为例，表面观之，现阶段的中国颇类似资本主义型市场经济，可国有企业依然占主导地位，且主要银行依然为国有国营银行，他们对民营企业可说操有生产大权。

在一定程度上，新马两国也是种统合主义国家。 实则，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DESA ）主管经济发展的助理秘书长，我国经济学家佐摩（ Jomo Kwame Sundaram ）便曾用有限的统合主义（ Limited Corporatism ）来形容大马（马哈迪时期）的经济形态（见《 U-Turn? Malay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ies After 1990 》一书， 1994 年版）。

新加坡何以能在开放的经济体制下，既实现了高度的经济繁荣，而又能维持其威权体制？ （也有人称之为“开明威权体制”）、关键因素应与其精英领导层的政治哲学观（如统合主义）、其策略性务实主义（ Strategic Pragmatism ）及高效廉洁有关。

因应变局达致非凡成就

梁文松与曾玉凤二人在其合着的《动态治理：新加坡政府的经验》一书里（ 2007 年英文版，中语本 2009 年，由中国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出版，这是本称颂新加坡成功经验的书，还请到知名的策略大师 M. Portor 为其作序）提到，善于因应变局的新加坡有以下的治国特点：

一，白手起家建立新国家的第一代领导精英，有着较强的生存主义意识，故其忧患意识，紧迫感也较强，对新加坡的生存发展敏感性高，深觉新加坡是个小国寡民、资源稀缺、地位脆弱的多元族群与宗教国；因此，也特别重视国内稳定。

二，由此特别重视以下的目标：生存取向的经济增长；在乎新加坡的全球合宜性（ Global Relevance ）；政府在发展中扮演主动积极的角色；强调长远的可持续利益而非短视近利的短期目标与利益；稳定压倒一切；财政稳健；把人视为关键的资源；努力吸引国内外人才；主张工作型福利（ Workfare ）而非依赖性福利（ Welfare ）。

三，治国哲学与原则：廉洁第一，彻底反腐败，充分使用人才的精英领导层（人民行动党便是个精英式“干部政党”（ Cadre Party ），而非“群众性政党”（ Mass Party ） ）；成果取向（ Result-Oriented ）；效率至上，兼顾公平；鼓励人民自食其力，而政府也在自助人助的条件下伸出援手。

领导精英层基本上，本着上述定位，目标与原则、因策略性务实主义的方式来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与挑战。 《动态治理》（ Dynamic Governance ）的作者认为，这些精英领导层的因变方式可称之为动态能力（ Dynamic Capability ），其特点为，前瞻思维，反覆思维与换位（跨界）思维（ Thinking Ahead ／ Again ／ Across ）。 这些动态能力使新加坡能博采众长，取法乎上，不自我设限地与时并进，很值得他国借鉴。

实事求是地看，新加坡的经济成就确是非同凡响，它也靠着这种“政绩正当性”（ Performance Legitimacy ）取得一贯的执政地位；只是，这种生存主义型治国方式能维持多久，则见仁见智。 以民主人权为例，不论它对经济增长有否正面作用，它至少有其内在价值（ Intrinsic Value ），且从台韩的经验来看，它并不必然导致国内不稳（显然会导致政权更替）。

总的来说，从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角度看，新加坡的一些实践与做法，如突出人为策略性资源的见解，是值得借鉴的。 重点在于择善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