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4
为了在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条件下，提高经济效率与成就，以便巩固政权，纳吉政权提出了高收入国的目标，以期能把大马的人均收入从2009的约6700美元，倍增到2020年的1万5000美元。

对于人均收入，应认识到，这只是单纯以各自（Nominal）国民总收入除以总人口数所得之数字，它并不等于每个男女老少均获得等额的收入。伸言之，若一国的分配结构很不均，人均收入的增加也可能加剧贫富两极化。

生活困苦者或超过五成

就大马而言，以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来看，从1985-2009，均大体在0.45间徘徊，而0.45则是个不均偏高的警戒系数，西北欧国家则大体在0.30上下，较大马、中国、泰国等平均得多。

因此，就大马言，较实用的衡量法应是个人或家户的月均总收入。在2007年，有57.8%的家户月均总收入低于3000令吉（而其中38%低于2000），而在2005年，家户月均支出则为1953令吉（一户平均4.4人，全国有约580万户）。若考虑及这几年的高通膨，生活困苦者应会超过50%！

症结在于产业无法升级

何以大马人的家庭收入难于显著提升？原因是多重的，既有思想心态的成因，也有政策与制度的成因，如土著对非土著的二分法；寻租者只兴趣搞虚业与快速致富而不爱搞脚踏实地的实业（如在1984-2005，曾配发540亿令吉的股份给土著，可最终只剩20亿留在土著手中），政联公司高层多按政治恩庇（patronage）分配职位而非量才录用、以才取人；国家的产业政策，如汽车政策无助于强化本国相关产业的竞争力；法治与治安日趋恶化，朝令夕改等。

从纯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的症结在于无法从高人力资本与物资投入型经济，转入创新与知识推动型经济。约言之，就是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失败与生产力增长缓慢。众所皆知，持续稳定的高薪资，是建立在高生产力与高增值产业的基础上的，如日本、德国等便是以生产高增值的制成品与高自动化来维系其高薪资。

引进外劳导致进退失据

反观大马，虽也是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国，且制成品通常可占到出口的70%以上，可却是以以进口养出口的来件装配型加工贸易为主。若不能把这些低端的经济活动提升到中高端的经济活动，自也难大幅提升员工的薪资水平。

按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来看，随着一国工业化的深化，人力供给会出现短缺，而逼使产业升级，可大马则力图用进口大量非技术性廉价外劳，来延续低薪资，低端的高劳动力投入型产业。这种落后于形势的政策，正是大马卡在中间，进退失据的主因。

说起来这也与大马的教育政策与培训风气不盛有关。比方说，大马一贯以来就不够重视技职教育与专科教育，使得人才供应出现长期的短缺趋势，这难免大大地抑制了产业升级的动力。反观德国，以及仿效德国的台湾，就很重视技职与专科教育，遂使德国能快速超越英国这老牌工业国，而台湾也能快速地推进产业升级，进入高收入国。

大马重朋党驱动大型建设

历史地看，就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及缺乏天然资源的国家言，他们能够赶超 （catch up）老牌工业国，关键在于快速的工业化，及工业化的高度化与深化；而要实现这一宏愿首先须把单纯的劳动力转化为有专门技能、知识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以及持续地重视研发与创新。

反观大马，却常偏重朋党驱动（clony drive）的大型硬体建设，且常是实用性不大的威望项目（prestige project），徒然消耗了许多宝贵资源，甚至是政府债台高筑。若不彻底转向，改变这些不良行径，就只会被重视利益、实力与效率的区域化与全球化所边缘化，成为消失中的中等收入国 （missing middle）。

转向服务业或是一大失策

此外，在工业化尚未深化便已退化的大马，过早转向注重消费取向的服务业，恐怕也是一大失策。目前，过度重视消费与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英美，已因吃了金融海啸的苦头，而重新思考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的可能性，大马的经济转型计划ETP却偏重消费与服务业，显然是避重就轻，逃避必要挑战的回避策略，它恐怕只会加速家户债务危机，而非提升普罗大众的实质收入。易言之，是个短视近利的掂轻怕重的政策。

进而言之，由于土地、劳动力供应递减，以及年轻一代的择业观的改变，棕油业的创业创富创收利，也将很快走到其极限。总而言之，产业不能升级，生产力不能大幅提升，一切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