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3/6

态。这种说法虽有一面之理，却避谈真正的国内因素。

对不同的个别国家言，再平衡也具有其他的多层含义，以中国为例，它包括以下方面的协调发展，如从偏重制造业主导的发展，转向农工商（服务业）均衡协调发展；从偏重生产、投资与出口，转向生产、投资、出口与内需协调发展；从国进民退，转向国有企业，中、企与民营企业平衡发展；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优质发展；收入分配结构的合理化，及平衡不同地区间的协调发展等。

约言之，发展到今天，中国已不应再盲目偏重高速增长，而宜著重增长的素质（ Quality of Growth ），从追求单纯的 GDP 的量变，转向以民为本的民本经济，及著重生态环保、节能减碳的可持续增长。

只是，口号归口号，能否真的落实，则有待观察。就英美而言，由于其经济形态是以服务业与消费为主导，若人民真能做到多储蓄少消费，也难免会产生相当的“钝化增长”动力，进而冲击到就业。

资产泡沫恶化分配不均

此外，由于美国较富有竞争力的企业，如苹果、惠普（ HP ）等，已习于从世界各地寻找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分工伙伴，要他们牺牲本身的竞争力或股东利益来提升美国的制造业比重，恐也不易。市场有本身的运作机制，不是那么容易跟著政府口号走的。

至于中国，虽说执政集团提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执政理念，可现实归现实，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靠卖地炒房，或垄断来掏空人民的收入，且致成了严重的资产泡沫，若政府真刀实枪大搞改革，恐怕也可能因资产泡沫破裂，而引发大规模的金融与银行危机。

此外，由于就压力日增，收入分配结构又不合理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的再平衡恐怕也不能在短期内产生重大效果。毕竟，问题的形成非一日形成，其解决也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需长期努力方可改善的。问题是，大家均想找有速效的速方，或用拖字诀。

高收入国不如高素质增长

说起来，其他各国如印度、日本、台湾、大马也个有其需再平衡的失衡。如印度虽自 1991 年搞改革开放以来，增长率虽加速，可绝大部份的农民生活依然一贫如洗，且通膨严重，使得许多低收入者未受其利便先受其害。日本则因大搞不具生产性的公共工程而搞得国债剧增，使得日本成为一个不安大国，许多人均担心日本国什么时候破产。

对大马来说，日本式的大搞公共工程，以图持续刺激经济的做法，是很具警惕性的。国家在缺钱时就更应该把钱花在刀口上，而非搞图利朋党财团的利益输送工程。

就大马言，最重要的是提升人力素质与产业层次，而非不急之务的大型工程，其中实用取向的技职教育与培训，才是当务之急，它不但利在当下，也功在后世。之所以，在于它可提升劳动力的价值，与劳动者的实质收入，进而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

反观目前的作法，则是持续甚至扩大债基（ debt base ）消费，使大马的家户债务高居亚洲第二（仅次于因资产泡沫破裂后，家户债户剧增的日本）。实则，以大马这种尚未成熟的低技术经济体的条件，促进债基消费迟早会出问题。

虽然经济学家或投资家会说，大马的不良债务（ base debt ）尚处于安全水平，可当危机一旦爆发，不良债务就会加速爆增──因羊群本能发生作用，使资产一齐同时爆跌，而非个别地、渐落式地下跌。

日本、美国的泡沫危机，甚或 1997 至 1998 年的亚洲金融货币危机，均是大规模的暴落、齐落，这种齐落（称为明斯基时刻－－ Minsky Moment ）才是其真正的杀伤力。若这紧缩涉及广泛的家户（而非仅限于企业界），如日美的实例，其回复也将是旷日持久，而没有速方（ quick fix ）。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当代，这种事件若发生，也将是骨牌效应（ Domino Effect ）式的，而不会仅限于个别经济体。因此，与其追求勉强的高增长，不如接受合理的温和增长。

按理说，高速增长应只是阶段性的，而非可长久持续的；只是，在纸币与信用本位的当代经济，政府有了便利的刺激工具，才使人为的刺激成为常态；只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债基荣景（ debt-basedboom ）若失去自制，免不了会带来同样的债务消除衰退（ debt-purge bust ），且将是旷日持久的。

结而言之，大马也应从追求量的粗放型增长，转向追求有素质的增长，这比有形无神的“高收入国”脚踏实地得多，也更为民本。这才是大马应走的再平衡路径。说“高收入国”有形无神是因为，它与普罗大众的实质收入，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且若是由高通膨致成，民众反而未受其利，先受其害。